《共同体与社会》如同标题明确呈现的那样，本书*鲜明的特征莫过于它采取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围绕着“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这对彼此相对的概念展开讨论。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三卷组成，依次是“关于主要概念的一般规定”（共同体的理论与社会的理论）、“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 、“自然法的社会学基础” ，它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对立的意涵：*卷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刻画了两种人类结合的关系形态以及它们各自形成的共同生活秩序；第二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对应上述两种共同生活类型的个体心理事实与原理；第三卷则透过法学和政治哲学的视野解读了两种关系类型背后的规范以及共同生活的法权基础，其中又包含了双重的自然法脉络：*重是私法层面的“共同体”或“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人法”）、人与财产（“物权法”）之关系的诸规范；第二重则是公法层面的、作为整体的共同体与社会为了维持自身所形成的法权秩序（“公社”与“国家”）。

《自由、权利与共同体》以法权演绎为基本线索考察德国古典法哲学有关权利的哲学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命题，在现有文献中，尽管有对这一主题在单个德国古典法哲学家笔下的论述的相关研究，但几乎没有一部著作以法权演绎学说为主线对于整个德国古典法哲学的逻辑进程进行梳理，也并未基于这一梳理，提出一种有关权利理论的新的思路。本书将思想史的研究同当代论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基于对于德国古典法哲学的权利理论的梳理，本书提出了对于权利的一种新看法，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权利，应该将共同体的因素吸纳在自身之内，离开了共同体要素的权利观无法真正实现权利对于美好生活的承诺。这一新型的权利观对于反思当代权利理论和进一步拓展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以20世纪存在主义理论兴盛的时期为背景，主要以贾科梅蒂的艺术创作《不可见之物》，以及加缪、萨特、梅洛-庞蒂、波伏娃的哲学与文学作品《局外人》《禁闭》《意义与无意义》《追求绝对》《贾科梅蒂的绘画》《革命之路》《美好的图画》等为论述对象，通过展现由艺术创作辐射的多角度的交融关系，由点及面、由小渐大，向读者展现一幅存在主义时代由无数思想个体编织的星丛图景。该书共有7章，以简练语言和专业的理论支撑由，试图从作品分析与学者交往的中衍生出理论与艺术的互生互文，勾勒20世纪存在主义时代生动的面貌。

中国历代家风中改变*为显著、成就*为辉煌、影响力*的家风，莫过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圣人家风，即以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和亚圣孟子为代表的四氏圣人家风。这些家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历代家风中的佼佼者。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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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与侏儒》是当代重要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布鲁姆的文集，书名取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布鲁姆之所以选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对他而言，区分人的禀赋与自然差别，区分事物的好坏，乃是一切政治哲学的起点。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面对先哲们的高贵精神遗产——那些伟大的书。用先哲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现代人的臆想来判断那些伟大思想的价值，不仅由现代反观古代，而且更透过古代反思现代的问题，那些记录在伟大作品中的，超过特定文化、经济、政治限制的永恒问题，应该是阅读伟大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布鲁姆呼唤读者不放弃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追问，这样才能在所有看似无区别的生活样式中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只有以伟大思想的范例为对照来审察生活，我们才不至于简单认同那些末人哲学和侏儒人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刊，主管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总第34辑，从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家本领，终生受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开辟“专家反馈”栏目，对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追踪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20年第1辑 总第34辑）》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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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四大部分，分别呈现了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西方哲学演进阶段。作者对西方哲学史原本庞杂的内容进行了精心的梳理和完善，并以长短适当的篇幅，把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清晰的展示。作者兼采国内外书写哲学史的论点之长，善于抓住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实质并对其进行阐述，态度客观且清晰明了，文笔平正而不失生动，能让读者对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洁清晰、轻松易懂的哲学读本。

本书是阿甘本的美学专著。通过对诗歌、散文、语言、政治、正义、爱与羞耻等主题的一系列碎片式分析，他进入了哲学与诗歌的区别这一主题。这些碎片式的论述没有形成贯穿全文的一致说法，但逻各斯的限制在此被打破，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 阿甘本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法，包括寓言、格言、谜语、短故事，以及各种我们如今不再使用的“简单形式”，在实践中演示出一种批评方式——它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经验、一种觉醒，在这里，思想的问题成为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