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喜剧艺术的美学历程》作为一门伟大的戏剧艺术，它们开创于古希腊，它们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沿着其固有的轨迹前进。悲剧和喜剧的形式也为各国戏剧家所灵活采用，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悲剧和喜剧的内容和形式也将会因之而有新的发展和变化。

人生中有“生”与“爱”就会自然而“乐”。活着就是要活得痛快、开心。很难想象没有欢乐的人生是怎样坚持下去的。“乐”不仅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且由“乐”可以美化生活，使生活变得有韵味、有意思。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快乐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完美。因此，有“乐”的人生是一种美好的人生。而审美、艺术活动在根本上是滋养人生的欢乐情感的，因此，审美的人生是一种快乐的人生，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生。

《易经》这部书幽微而昭著，繁富而简明。五千年间，易学思想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生哲学。《周易》经传符号单纯（只有阴阳两个符号），文字简约（约两万四千余字），给后代诠释者留出驰聘才学的广阔天地。迄今解易之书逾数千家。近年已有光电传播媒体，今后阐释易学的各种著作势将更为丰富。这套丛书的主旨，借用王充《论衡》的话——“疾虚妄”。《论衡》作于二千年前。然而，旧迷雾被清除，新迷雾又弥漫，“疾虚妄”的任务远未完成。如果多数群众尚在愚昧迷信中不能摆脱，我们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精神文明就无从谈起。我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本书在进行有关讨论的时候，在考虑到行文可读性的同时，尽量列出其相应的文献依据，以求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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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适应中等学校美学教学，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实施素质教学转轨而编写。 本书首先综述“美学”这门学科，然后分章对美的本质、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美学范畴、科技美学、生活美学、美感、美的创造、美学新趋势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各章后均列出思考题，供学生练习，加深印象。 本书后面附有参考资料，可让读者在欣赏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欣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了解工艺美术、摄影艺术、戏剧艺术以及电影和电视艺术等方面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

《非此即彼》作者日兰·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 kegaard）是十九世纪丹麦哲学家、神学家，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和存在哲学的思想先驱之一。《非此即彼》是他的代表作。据研究者分析，此篇是作者模仿德国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 richvon Schlege1，1772－1829）的长篇小说《鲁辛德》写成的。《非此即彼》初版于1843年。该书出版后，曾在哥本哈根城内引起轰动。但迟至二十世纪，《非此即彼》才在欧洲大陆流传开来。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并充满张力，即由不同的思想信念构成的张力，它推动着思想的发展。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想结构，就得了解其中的张力，了解形成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力的质料。就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而言，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性张力之一。的确，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依情绪思想，以散文体写作的思想家，唾弃思辨哲学体系，注重思想的个体性生存实在感，有时甚至哽咽着述说切身的病痛思绪；两人身体都不好（尼采体质虚弱，克尔凯郭尔腿有先天之疾），而且敏感得很，与女人也都有特殊的距离（独身）；他们俩都看不起群众式的人，对伦理式的生活样式没有信心甚或感到愤慨或绝望。哲学对这两个人来说，不是冷漠的、与己身无关的思辨，而是纯然属我的倾情。这两位思想的世纪天才把思想从年逾千祀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交还给纯然偶在的个体，以致有时他们的身体也不堪承负。凡此种种，都可谓思想的现代性事件：思想被引向个体的生存差异，成为偶在的个体的我在呢喃，哲学言述不再围绕普遍性知识，而是缭绕着“这一个人”。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品质却又判若云泥，绝然是两种生存信念的表达：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就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就亲近尼采，诠译尼采者趋之若骛，对Kierkegaard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甚至迄今此人之名的汉译乃显无措：克尔凯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祁克果、齐克果，不知何是。按丹麦文，Kierkegaard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其人一生乃依基督信仰克服个体偶在之不幸和近代思想之舛谬的生命之果，带着自己个体偶在不知名何的颤栗和不安，走出了教会园地。可以说，路德把基督教带出了帝国式的教会，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带出了民族国家式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事业与整个民族的大业无关”），以致社团性的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个体性基督信仰（“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比普遍性的更高”）。在如此信仰中，个体的偶在性比历史的必然性更值得看重，无论这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一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尼采的永恒复返的巡回。为什么汉语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 ——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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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译本译出著者通译：H.R.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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