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已死？传统的教义不过是一个有用的错误？是不是“权力意志”导致了纳粹大屠杀？科学知识的局限是什么？人类的真正解放是否才刚刚开始？弗里德里希的哲学提出了综上所述的所有命题。尼采对于现世的意义难以估价，他对人类心理．道德、宗教以及权力的超凡洞见。在今天看来依然带有敏锐的前瞻性：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清楚地预见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以及后现代主义。《视读尼采》多层面深度地剖析了这位19世纪的伟大思想者，作为对虚妄和错误信仰的大无畏的批评者．尼采被弗洛伊德推崇为“所阅读过的自我认知最完善的哲学家”。

《悲剧哲学的诞生》依据尼采的夫子自道（“我自己就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和作者本人的阐释框架（“悲剧的哲学深度和哲学的悲剧维度”），认为尼采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创立了一种完整的并且达到了充分自我意识的悲剧哲学，其中1871－1876年为萌动期，1877－1882年为孕育期，1883－1888年为诞生和成长期。在深入挖掘尼采哲学的三个基本概念（“超人”、“力量意志”、“永恒回归”）的悲剧性内涵后，认为尼采使哲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悲剧张度和悲剧强度，并且在实际上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悲剧辩证法”和“辩证悲剧观”。

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吸取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以此总结和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是一些前辈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有过的设想。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极“左”思潮禁锢的解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可以有组织、有规划进行的新阶段，许多专家纷纷要求把原来的设想纳入现实日程。1983年在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项目规划会就曾决定，集中国内有关单位的专业力量，共同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并把通史的编写作为课题正式列入国家规划之中。然而，由于参与单位多、观点分歧大等原因，这一课题后来未能按规划执行。原来分工负责编写古希腊罗马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阶段的专家，在从事专题研究和资料编译、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性的西方哲学通史终究未能问世，毕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莫里斯是美国实用主义在20世纪中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美国实用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竭力主张把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结合起来，并把他倡导的“科学的经验主义”看做这种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只是由于这两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与不同的科学相联系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本质上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这种结合正可以取长补短，扩大研究领域。他的这个观点在后来新实用主义的发展中得到证实。他对实用主义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继承和发展了皮尔斯的指号理论和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理论，并在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指号理论，对其后指号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德是20世纪与杜威齐名的实用主义领军人物。他的社会哲学思想融通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并不断汲取教育实验和社会改革实践中的养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处于学科前沿的创造精神。作为符号互动理论的早期创建者，米德通过对人类的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有意义的姿态”即符号的研究，探讨了心理现象和意识活动的社会性，并由此得出“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结论。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米德不是从个体的“自我”引出社会，而是从客观的社会过程出发，借助于语言等媒介把社会交流过程输入个体内部，进而获得个体的思想发展和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米德还论证了社会控制的形成和社会的组织化制度化功能，并指出，以交往和共处为基本存在方式的人类社会，离开合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米德的社会哲学思想对于现代哲学探讨思维起源、人类本性、社会交往等认识论、本体论、实践论问题，有着重要启示。

《扰乱世界的10本书》是从马基雅维利到卢梭，从尼采到希特勒，以一种另类和全新的视角，阐述这些著作对世界产生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到如今还令人们饱受煎熬。《扰乱世界的10本书》认为，正是这些著作使人类社会文化走上了邪恶的道路，最终导致了战争、种族灭绝、极权主义压迫、家庭破裂以及灾难性的社会实践。这种看法与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正是这些作家们糟糕的思想，不仅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而且书中的观点至今仍然被人们认可——事实上，这些观点会在不知不觉中主宰人们的思维，影响人们的行为。作者试图通过捕获这些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种危害，并讲述了诸种观点形成的来龙去脉、内部外部的因素，主观、客观的条件等，告诉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些人类史上最糟糕的思想。

《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精选了东方美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并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东方美的学术精华和学术贡献。在中国的20世纪，有这样的一位哲人：他有着最深厚的儒学渊源，也接受了最严格的西学训练；他不乏缥缈恣肆的道家资质，也具备悲智双运的佛家本怀；他力图超脱党派，却终身为政治纠结——这就是方东美，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

《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三卷专门讨论中世纪哲学，它考虑阿拉伯、犹太和拉丁哲学的丰富传统，这个传统在9世纪开始兴盛，在使用拉丁语的西方继续到17世纪早期。被详细讨论的哲学家有阿维森纳、阿威洛伊、迈蒙尼德、爱留根纳、安瑟尔谟、阿伯拉尔、格罗塞特斯特、 阿奎那、根特的亨利、邓斯•司各脱、彼得•奥瑞欧里、奥卡姆的威廉、威克里夫和苏阿雷斯等。开篇的一章是讨论波爱修，古代晚期思想家，他在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拉丁语世界极具影响。本卷对于每一个时期的许多不太知名但是还很重要的人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于中世纪的逻辑学、伊斯兰和基督教西方的中世纪哲学的文化环境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这一卷，各个领域的专家们对于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领域提供了综合性的分析，对于复杂的、快速变化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新鲜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是就其本身来考虑的，而不是作为拉丁思想家的思想来源来看的，13世纪（阿奎那的时代）没有被看成是对其前后时期起支配作用的时代。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竞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