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具有永恒的魅力。它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与富贵的身份，但因为追求朴实的真理、阐发深邃的思想，它总是散发着迷人的光辉。西方的哲学传统强调对人、对于万物存在之依据的追问，而中国的思想传承则重视对道的寻觅、对生命的安顿。于中于西，于古于今，哲学不仅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探索治国兴邦的思想重任。在全球世界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当今时代，每一位哲学工作者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承担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哲学家·2018-2019》所收录的文章在内容上涵盖面很广，既有中国、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有跨学科的探索，更有从比较视角出发对历久弥新问题的分析，都兼具学术的前沿性、思想的深邃性以及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展现了学者们用哲学思考问题、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哲学关怀与哲学智慧。

《西方的没落》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作品。作者以文化形态学为模型，以历史比较的观相学为方法，参照有机体的生命节奏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在比较视野下揭示了西方文明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西方的没落”不是历史的预言，而是历史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赖以确立的历史理性的批判。

本书是一部关于“实践智慧”的哲学专题论文集，由16篇论文编纂而成，2008年初版。“实践智慧”是对亚里士多德phronesis一词的翻译，相应的英译为practical wisdom。英语也译该希腊词为prudence，相应的汉译为“明智”。本书不仅发掘了有关实践智慧的传统学理资源，而且阐述了何以要把走向实践智慧作为实践哲学的一条新进路。 本书既针对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传统，也针对极端的后现代观点——前者以理论的方式处理实践问题，把异质性的实践变成同质性的理论的简单应用，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后者否定理论，有使实践失去必要约束的危险。本书认为，理论和实践具有一种复杂的双向交织关系，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应当各得其所并相互为用。本书在最后把这种探讨定位为“元实践学”，把这套理论命名为“异质性哲学”。

意义是哲学乃至人生的终极关切。它最直接地体现在语言现象之中。传统语言观对意义根源的追溯不是失于客观主义，就是失于主观主义，最终都难免陷入两难或悖论。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提供出一个进入意义内核的思想契机。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在此基础上，将意义构成从主体性的“囚笼”中释放出来，赋予它以最原初的地位。意义的生成首先造就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与此同时，意义又将自己表现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纽带。语言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错位与生成的游戏。

《阿甘本生命政治思想研究》阐述了欧洲大陆左翼思想人物吉奥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不同于有关生命政治是权力保护、扶植生命的现代话语阐释，阿甘本将生命政治视为政治史中始终存在的权力排制生命基本架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例外状态悬临、人的物化、景观社会统治等境况下，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对人缠绕束缚；个体如身负重，难由自主，依然需要追求更美好的“共同体”。在“历史终结论”喧嚣的时刻，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有助于我们辨识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性问题，反恩人的自我确证，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他翻译的正文，计有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附录两篇，一篇是翻译古希腊文献记载的有关传记，另一篇是翻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哲学的批评，都是阅读柏拉图对话的必需资料。后一部分是太庆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论述，对有关柏拉图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专名翻译问题的意见等。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雅典与耶路撒冷》于1938年首次在法国出版。该书以大家所熟知的两个地名为书名，彰显了作者意图在于讨论两个地名所分别代表的理性传统与信仰传统的关系。在舍斯托夫看来，以雅典为代表的理性传统后来逐渐在西方获胜而成为主流，这样一个传统开始塑造了近代以来的西方生活方式。而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信仰传统，则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形态转变中被压抑。现代人也逐渐对于信仰传统的意义何在开始变得模糊与陌生。而在舍斯托夫看来，信仰传统关联着人的生存，其本身应该是我们存活于世界的根基之所在。以理性为代表的知识传统将人置于一个必然性所支配的世界，从而使得人失去了自由，忘记了人的生存，忘记了启示真理所赋予我们的可能拯救。哲学不是像希腊哲人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不是为了理解世界而进行的理智推理活动，而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展开的一场伟大的、最后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在启示真理与理性真理之间做出抉择，需要在理解与自由追求之间做出抉择。 《雅典与耶路撒冷》一书深刻揭示了西方两个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已经置身于理性传统绝对支配的现代人来说，本书无异于是一个特殊的窗口。透过它，现代人起码知道，存在着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样的生活方式历史同样悠久，甚至有着比我们所熟知的事物所更加迫切的意义。

尼采与启蒙以及启蒙运动的关系殊为复杂。按说尼采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批判者和反动者，故无论如何都堪称一个“启蒙的敌人”或者“反启蒙者”，然而尼采又曾明确地申言要唤回启蒙精神，继续推进启蒙的事业。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若然，那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主义者？本书是孙周兴、汪民安、关子尹等中国学者与福尔克尔？格哈特、汉斯？费格、克劳斯？齐特尔等外国学者共同研究探讨“尼采与启蒙”的结晶。

这部文集包含了胡塞尔从1911年至1921年的文章与讲演，并因此而与《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二卷《文章与书评（1890年－1910年）》（已于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衔接起来。其中的文字，有的在胡塞尔身前或身后已经得到发表，有的则在全集本出版前从未以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公开过。在这部文集中所包含的首先是胡塞尔对一般现象学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例如现象学本身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本质直观和现象学还原、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分析，如此等等。它们没有提供新论题，但却提供了对已有问题的新论述。将这些论述作为《逻辑研究》与《纯粹现象学观念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的补充文字来研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会非常有利于对胡塞尔基本意图的理解。这尤其是因为，其中的一些文稿是针对一般读者而写，因此十分适合没有现象学知识背景的哲学生。它们说明了现象学与数学－几何学的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与认识论的关系，勾画出了现象学哲学的一个特有轮廓。其次，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文集中所表达的胡塞尔的哲学史理解，或对现象学在哲学史中的位置的理解。这方面的论述可以与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第一卷（《胡塞尔全集》第七卷）参照起来研读。关于现象学哲学在哲学体系中和哲学历史中的位置，的确由胡塞尔本人来阐释更好。“现象学与心理学”和“现象学与认识论”便是为此而做的两篇精要引论。这两篇文章实际上都可以归入到现象学和本体论之总体关系的论题之下。又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文集中表露出的胡塞尔的宗教伦理思想。它差不多提供了对胡塞尔1908-1914年的“伦理学与价值论”（《胡塞尔全集》第二十八卷）讲座和1920年的“伦理学引论”讲座（《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七卷）的一个扼要引论。“费希特的人类理想”的演讲及其附录，是胡塞尔伦理思想的一个自然表露。或许这里需要指出，当胡塞尔在批评自然主义哲学家的素朴或幼稚（naiv）时，后人也可能会反过来指责费希特和胡塞尔在实践哲学方面的素朴或幼稚，这在“费希特演讲”的开始与结尾处涉及“庄严的民族观念”、“根据个别的观念而对特殊的人类理想的塑造”时尤为明显。在这里，人类理想与德意志民族理想之间的隔墙是如此明显，一向敏锐的胡塞尔此刻却视而不见。再次，引人注目的是胡塞尔在现象学法学以及文化现象学方面所做的思考。它在追忆莱纳赫的文字和“自然与精神”的讲演及其附录中得到表述。胡塞尔于此对现象学与法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社会学、价值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与分析，会为许多关注现象学法学、现象学社会学、文化现象学、现象学的精神科学的读者提供启示。完全可以将它当作《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三卷（《胡塞尔全集》第四、五卷）以及1919年的“自然与精神”讲座（《胡塞尔资料集》第四卷）和1927年同名讲座（《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二卷）的一个引论来研读。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技术思想比较研究》旨在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进行比较，二人对技术的探讨都触及了现代文明的深层，对技术与自然、技术对人的本质的生成作用及异化作用进行了透彻剖析。《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技术思想比较研究》从唯物主义的向度、世界范畴的意蕴和技术对自然的异化三个方面比较了二人关于自然和世界的异同；从技术的价值指向、立足点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比较了二人关于解决技术问题的途径和如何实现人的自由方式的异同。在对二人技术思想叙事范式体现的人文主义、工程主义和社会批判传统区别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技术本质观、技术的存在论视野、技术生产的含义以及技术的异化与座架等，但是由于二人的立足点不同，在现实的解决方案上就有了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