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团主义，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只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变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西欧拉丁语系国家，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思想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有害影响。为了同这种有害的学说进行理论斗争，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专门批判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文。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本书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相对全面而详细的批判，它迄今仍然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非常有助于对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史以及普列汉诺夫本人的研究。

《汝信文集》第4卷“现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对话”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二是作者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时的主旨演讲。本书收录作者现代西方哲学的论文，是作者多年研究西方现代哲学的陈果，很多都开了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之风气，尤其是对克尔凯郭尔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收录的作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学术演讲，突显了中国视野下的西方哲学研究，并积极探讨中西哲学和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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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是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意志哲学，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他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世界的本源是意志，世界只是意志的表象。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说过，叔本华是西方最伟大的学者。 《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选自叔本华的后期著作《附录和补遗》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叔本华认为，意志是构成这个世界一切事物内在的、真正的核心，是“自在之物”，属于形而上；我们所看见的自然界中的物质（包括人、动植物、无机体等）都是基本生命力、自然力，亦即意志的载体；丰富多样的现象世界是意志在各个级别客体化的结果。人类是意志蕞高级别的现象，智力则是派生的，是为盲目的意欲配备的、帮助其生存和发展的工具，在本质上与动物的爪、牙、翼没有区别。因为“意志”和“智力”是构成我们这一现象世界的两要素，这两者的本质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构成了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本书稿辑选的文章也都围绕这一对核心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讨论，《论女人》中有一些读起来让女性颇不舒服的狭隘评论，令人想起叔本华与母亲的恶劣关系 。《论政治》探讨了法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在《论自杀》中叔本华对自杀“罪行”进行了辩护并分析了自杀的缘由，“自杀用虚假的解脱取代了从这个悲惨世界解脱的真实之路，其实自杀行为与蕞高道德目标的实现背道而驰。不过如果基督教教士们就此要给自杀打上犯罪的烙印，恐怕（自杀在）此处的迷失行为与犯罪行径依然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一旦生活的可怖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人便能坦然地为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论争术》讨论的是如何辩论，总结了37种辩论的技巧。《逻辑与辩证法》 分析了诡辩术和诡辩术的技巧。在《论艺术的内在本质》中叔本华认为，哲学与艺术的根基是相同的，“实用艺术之母是贫乏，审美艺术之母是富余。实用艺术之父是知性，但审美艺术之父却是天才，是某种形式富余的天才，其认识能力的过剩足以超越为意志服务所需要的程度” 。在其余几篇章，叔本华讲述了生存的虚无和人世的痛苦，分析了形而上学之于人类的必要性，等等。译者的本意是将叔本华原本的思想转述给读者，让读者可以没有阻碍地阅读与欣赏叔本华的作品，可以轻松愉快地谈论与批评叔本华的想法。

在20世纪，精神科学和历史学科以及所谓的“理解的科学”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理解的科学之间出现了一个壁垒。在本书讨论的中心问题就在于，认识论能否对弥补这条鸿沟做出贡献。作者认为，诠释建构主义首先被构想和发展成方法论的思想。它能够在传统认识论模式下被理解和构建成康德的超验诠释方式，因此成为人类这一文化和符号本质的一种认识理论。

大卫·休谟是英语写作史上公认蕞伟大的哲学家，而亚当·斯密则无疑是有史以来蕞著名的商业社会理论家。不仅如此，更令世人瞩目的是，他们之间彼此支持、莫逆于心的半生友谊。本书内容循着这份旷世友情的时间轨迹展开，从1749年会议上的初遇，直到1776年休谟溘然离世，在这超过25年的时间里，管窥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和思想影响。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如何评价彼此的著作，如何支持彼此的事业发展和写作抱负，又如何在患难时刻毫无保留地为对方提供建议，正如在休谟和卢梭之间的疯狂闹剧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参加同样的俱乐部，他们总是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对方相处（尽管实际共处的时间，可能少于他们的期望）。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持相同的观点，但在宗教和教会问题上，却有截然不同的公开立场。这将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这本书既是对休谟和斯密研究的重要贡献，也献给渴望了解这两位启蒙时代的天才，对他们的生活、思想和伟大的哲学友谊感兴趣的每一位读者。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场以反思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及由其引发的群众抵抗运动为内容，以寻求资本主义替代者为目标，以共产主义为主题的“新共产主义”逐步形成。“新共产主义”作为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标志着共产主义观念的回归。国内外学者把“回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复兴”作为核心主张的左翼理论家们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讨论和争论称为“新共产主义”。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新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新共产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们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为依据，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潜在轮廓。“新共产主义”还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阐述，提出诸如当代资本主义是“债务资本主义”、“租金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等等。这些论述对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具有借鉴意义。虽然他们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方案总体上来讲并不科学，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书稿通过对“新共产主义”的研究，全面系统地把握“新共产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回归，弄清其本质，批判借鉴其合理内容，积极反思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形式，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书稿作为理论研究，弄清楚“新共产主义”的本质，可以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保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帮助学生分清理论上的是非，增强其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

《古希腊传记的嬗变》是莫米利亚诺“古典学三部曲”（《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古希腊传记的嬗变》《异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的第二部。书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传记：公元前五世纪的“真实”传记、公元前四世纪的“虚构”传记，以及希腊化时代“虚实相间”的漫步学派传记。莫氏通过详尽而缜密的强大史料，考证塑造出“公元前五世纪传记”的“真实”形象，以此批判“前四世纪传记”和“漫步学派传记”的“虚构成分”。传记的“虚构成分”本是传记作者思想的体现，莫米利亚诺试图通过史学考证的方法重新定义传记，体现了作者卓绝的努力和勇于突破的精神。

本书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关照平安朝前期日本物语文学，重新发现物语文学崇高的伦理价值。将日本物语文学纳入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体系中，论证日本古代朴素的孝养观、究明了平安朝前期物语中的伦理结构，分为“皇权”“恋爱”“家庭”“社会人际关系”四个部分具体分析了《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三部物语中的伦理关系，并以时间为轴研究了三部作品的内在关联，为今后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日本古典文学打下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

和启蒙运动一样，反启蒙也是一场政治活动。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确立了反启蒙理论框架。作为第一代反启蒙思想家，他们目睹了1789年世界的倾覆。卡莱尔、泰纳、勒南代表了瓦解启蒙思想的第二次浪潮，面对19世纪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一浪潮持续高涨。他们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呈现了对法国衰落的思考。在19、20世纪之交，反启蒙的第三次浪潮升起，代表人物有莫拉斯、斯宾格勒、梅尼克、巴雷斯、索雷尔等人。20世纪50年代伯林登上学术舞台以后，反启蒙的辩论发生了新的飞跃。《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200多年间反启蒙的历史。作者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两面，一面是为人熟知的“洛克—康德式”的现代性，但同时，在18世纪到当代，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得以显现，这就是反启蒙的传统。反启蒙思想并非一种反动的思想，而是属于现代思想之列。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从不同侧面讨论了从柏克、赫尔德到卡莱尔、梅尼克、勒南、索雷尔、莫拉斯等人的观点，以及反启蒙思想在这些思想家之间的流变，阐述并再现了反启蒙思想家们所有矛盾之外的共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