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道德经》的研究论说，主要分为四部分内容。章介绍了《道德经》作者老子其人，以及《道德经》文本的历史变迁，引出了《道德经》研究中的篇章结构问题。在第二章中，作者挑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以篇章内容为依据，将《道德经》重新划分为道论、德论、人论三部分，基于河王本对《道德经》做了校正与注译，并以新的结构对《道德经》文本中涉及的宇宙观、政治观、人生观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解读。在第三章中，作者指出《道德经》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强调《道德经》是中国哲学之源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和脊梁。后，作者还延伸到了文学、艺术领域，描绘了《道德经》与文学、艺术的诸多关联。

本书主要是基于宋代儒学的主要理论表现形态对其代表人物富有生命伦理意蕴的思想挖掘和研究。宋代儒学的主要理论表现形态是“理学”，依理学的主要分派和思想发展的脉络，本书重点探究了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朱熹、陆九渊、胡宏和张栻有关生命的伦理思考。本书认为，宋代儒家尽管在基本理念上各有所执，但均以“生生”为本体、为大体，“生生”体现出宋代儒家生命伦理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生生亦是仁之体，是“本善”，万物皆有生，故亦皆有仁，是以万物生而即善。仁体在实体规定上即指宇宙生命全体，万有一体共生。在万物一体的生生视域中观照和处理诸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及其之间的应然关系，构成宋代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这种观念，对于当今人类思考生命完整性、构建生命共同体、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原儒”指的是自尧舜以下直至孔子的圣贤及其儒思。儒门虽自孔始，儒思却其来有自，还原儒学以孔子的面貌问世之前的原初形态，把握儒学在前孔子时代的起源与性质，有助于我们理解上古中国文化价值的蜕变逻辑。本书从神话传说、经籍史料和出土文物中取得线索，追溯“原儒”的谱系与事件，展现“原儒”如何在巫教、夏、商时期氤氲成形，在两周成就以文王、周公、孔子为代表的经学人文新时代的过程。

此为魏晋南北朝卷的纪事部分，内容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儒学的重要事件。《中国儒学通志》拟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七部分，每部分再分纪年篇、纪事篇和学案篇。结合《20世纪儒学通志》，基本覆盖先秦至20世纪末的整个儒学历史，为中国儒学的演进、发展理清脉络。该书以历代大儒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传统文献为依托，从较高的高度俯瞰整个儒学发展脉络，体系完备，方法科学，可望著成新时期儒学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此为中国儒学通志魏晋南北朝卷的纪年部分，内容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儒学编年。《中国儒学通志》拟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七部分，每部分再分纪年篇、纪事篇和学案篇。结合《20世纪儒学通志》，基本覆盖先秦至20世纪末的整个儒学历史，为中国儒学的演进、发展理清脉络。该书以历代大儒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传统文献为依托，从较高的高度俯瞰整个儒学发展脉络，体系完备，方法科学，可望著成新时期儒学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是影响和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元典，是传统思想智慧的源泉。 自古以来，注解《易经》的书籍多艰涩复杂，玄之又玄，让“零基础”的读者望而却步，无缘领略其博大智慧。本书则力求简易，从“大象”入手，主要诠释《易经》六十四卦包含的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等义理精神，也介绍了古人运用《易经》智慧的一些重要案例。其文字生动简明，而不失严谨，让读者能轻轻松松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中国儒学通志》结合《20世纪儒学通志》，基本覆盖先秦至20世纪末的整个儒学历史，为中国儒学的演进、发展理清脉络。该书以历代大儒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传统文献为依托，从较高的高度俯瞰整个儒学发展脉络，体系完备，方法科学，为新时期儒学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本书为先秦卷之学案篇，以人物为中心，主要记述对儒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包括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对儒学所持的观点、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以及有关的评价等。

本书从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角度，重新对《传习录》进行更为全面与深入的研究。此次整理，以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刊本《王文成公全书》所收《传习录》为底本，以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传习录》等近二十个版本为校本，其中多个重要版本为首次使用。全书在每条语录后分列“校勘”“笺疏”“集评”诸项，对异文、人物地理、典章制度等予以必要提示，订正了其他整理本的诸多讹误；对《传习录》的用典与引文，力求指出其最早最准确的出处；尤其是对前贤评论《传习录》之文字的大量引述，更是稀有难得，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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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梳理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墨学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对儒墨关系的态度，并结合时代环境的特殊性和各自学术立场的不同探讨其儒墨比较思想的异同，最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前后跨越近二十年，其对墨学的态度颇为复杂和多变，这与他不同时期对儒学的认识密切相关。新文化阵营将墨学视为批判封建儒学和引入西学的手段，虽曾激烈批孔非儒，却没有彻底否定原始儒学的核心要义。学衡派作为新文化阵营的对立方而存在，但其最终目的并非推翻墨学，而是在捍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时也承认墨学的价值。虽然三者的儒墨比较思想有所区别，但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上达成了共识，这对于新时代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思想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