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是一种行为规范，之所以被遵循，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价值理性和风俗习惯。它们构成了伦理规范被遵循的内在动机。本书以意义体系—伦理规范—行为模式的行为逻辑为逻辑主线，以反实证为主要方法，探讨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对意义体系的消解、对伦理规范效力的弱化，进而对行为模式的改变。以这一逻辑为轴线，一方面探讨家庭伦理的政治稳定功能的弱化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另一方面探讨意义体系的解构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深层影响。

《小学集注》，又称《小学句读》，南宋朱熹、刘清之编撰，明陈选集注。中国教育从上古就有小、大学之分，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是先秦以来中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制度。小学又称蒙学，即启蒙、蒙养之学的意思。上古的小学教育教材本包括大量伦理道德和修身养正等方面的内容，却因时代的变迁已久失其传。唐以前的小学教育教材以识字字书为主，包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到了宋代，随着大、小学分级教育及官、私立各类小学的日趋普及，恢复上古以儒家思想伦理为重要特色的小学教育教材体系成为有识者的共识。朱熹有感于上古小学教育教材“散见于传记，未有成书”，力图恢复古小学之貌，与刘清之一起辑成《小学》一书，实乃古代儒家教育教材体系的复古补阙之作。《小学》既是学童初学的入门书籍，又是成人存心养性的性理修己之书，问世之后广为传播，影响遍及东亚三国，历代注本多达百种以上。其中明代陈选《小学集注》得到明清两朝的官方认可，影响最广。《儒藏》（精华编）本《小学集注》以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八年内府刻本为底本，校以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三年霍冀刻本、明万历二十六年曹璜刻本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四十六年沈自彰刻本；对《小学》原文，还对校了元刻数种早期《小学》版本，并参考吸收了已有校点研究成果。此次收入《〈儒藏〉精华编选刊》，将更加方便广大读者阅读使用。《小学集注》整理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持。校点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王燕均研究员。

本书主要围绕“如何做”这一实践维度进行研究，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衔接的原则，着重从宏观路径、运行机制、典型经验、国际互动等方面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情形势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现实转化问题。分析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系统化路径；分别从顶层决策机制、政策执行机制、产权运营机制、环境监管机制等架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具体运行机制；以浙江为例，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现实可行性以及创新导向；打造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这篇对话讨论的主题是“友谊”。友谊在雅典人的生活，乃至一般希腊人的世界中，起着纽带作用。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是一名“长者”，面对那些有前途的年轻人，指导他们以恰当的方式在社会中表现自己。他实际上试图解开一个奥秘，到底是什么东西能使两个人产生紧密的联系，并足以发展出忠诚无私的爱。苏格拉底与两位青年墨涅克塞诺斯和吕西斯展开了五场谈话，八次论证，当讨论变得越来越热烈，以往的哲人也被唤来为这个问题做见证，但是到对话结束时，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是友谊”这一问题的答案。 柏拉图是在纯哲学的意义上定义友谊的第一人，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他《赫尔米亚颂》中表达了他在这个主题上的观点，由此也激发了西塞罗的《论友谊》。

万斯同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揭示了明清交替之际，浙东学派内部从王阳明经黄宗羲、潘平格等走向实学的新动向，是浙东学派从王学到黄宗羲走向实学的重要一环。万斯同关于天道论、格物论、道统论、古今之道、治道等及“一代规模”的思考，体现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特质。本书即全面论述了万斯同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质及其存在的不足，是对万斯同学术思想研究拓宽与延伸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书是作者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讲授《存在与时间》十多年的成果；2003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2020年修订第三版。全书语言通俗，并结合日常的生存境遇来阐释；行文中对重要术语都同时给出了德英文，书末还有新编制的“德英汉术语对照表”，以便对比与大陆通行翻译的差别。

顾炎武《日知录》一书被誉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自问世以来至今已有350多年，但对《日知录》版本的研究仍有较多空白。本书重点对《日知录》的八卷刻本和八卷稿本，三部三十二卷清抄本及黄侃《校记》，遂初堂和经义斋两种三十二卷刻本及其翻刻本，清代陈訏、孙泷、李富孙、丁晏、何焯、谭献诸家批校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及文渊阁抽毁本，以及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编纂体例，做出系统的梳理，认为《日知录》一书有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旧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抄本、西草庐《日知录集释》本，共六个系统，亦即六种形态。本书是*部全面调查和考究《日知录》版本的专著。

本书为学术著作，共六章，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揭示了生态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论证了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乃一体同源、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我们人类的精神危机进行了探讨，介绍了西方经典人物的相关理论，试图将生态问题与人类精神心理因素建立联系，并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深入解读，揭示了生态问题形成的心理动因，进而结合精神分析的诊疗方法和社会历史批判为生态问题寻找解决之道。此外，本书还初步开展了精神分析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对话，以推动传统文化更好地复兴，也更好地助力生态问题的解决。

本书重新阐释了浪漫主义的定义，并认为“复数”的浪漫主义是真正把握其精髓和表现的途径。在彼得·盖伊的笔下，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浪漫派先驱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也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性”。盖伊还证明浪漫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其深刻的烙印可以在T. S. 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身上找到。

本书在总结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人权的关系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作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人权结构理论。该理论突破了自由主义人权理论的视域局限，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目的性权利，将生存权作为实现人的发展的基础性权利，将参与权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性权利，将自主原则和自由权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主体性条件，将平等原则和平等权作为实现所有人自由全面协调发展的约束性条件。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人权结构理论可以更充分地解释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而中国人权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五类权利的有序、协调和全面保障对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