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中国戏曲舞台美术史；中国古典戏曲舞台美术；京剧传统剧目舞台美术；中国戏曲新编剧目舞台美术；地方戏曲舞台美术；地方戏曲舞台美术；中国戏曲舞台美术概论；概念论；功能论；审美论；符号论；综合论等。 编辑推荐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专业艺术教育体系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西结合，系统科学的规范性专业艺术教材体系，一直是几代艺术教育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我国艺术教育家们为此已进行了辛勤探索，有了极为丰厚的积累，只是尚欠系统的话，那么在50年代全国编制各艺术专业课程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于1962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并开始付诸实施。可惜由于接踵而来十年“文革”动乱，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之际，我们决定将歌剧《江姐》的总谱整理结集出版，以献给共和国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献给参加歌剧《江姐》历次创作和排演的同志们，献给一切关心和喜爱歌剧艺术的朋友们。歌剧《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即今空政歌舞团）1964年首演于北京。全剧音乐以四川民歌音调素材为主要基调，并广泛吸取川剧、婺剧、越剧、杭滩、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戏曲、说唱音乐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融合和戏剧性的发展。歌剧《江姐》是中国当代歌剧领域值得骄傲的作品，在中国歌剧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继秧歌剧运动和《白毛女》之后，中国歌剧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积累和酝酿，终于迎来了第二次歌剧高潮。《洪湖赤卫队》是这个高潮的潮头……至《江姐》终于达到这个高潮的潮峰。这些优秀作品代表了1958年至1964年间歌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尤其是《洪湖赤卫队》和《江姐》这两部剧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与《白毛女》同样崇高的地位……它们的故事和人物是这样激动人心、家喻户晓，它们的音乐和那些著名的唱段是那样优美迷人、妇孺皆知，一时出现‘人人争唱《洪湖水》，处处都闻《红梅赞》’的盛况。由于这些作品的辉煌成功，使得歌剧艺术在当时成为艺术大家庭中最受群众欢迎和喜爱的一员。”（摘自《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音乐》卷第二编第十章“歌剧音乐”）。6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歌剧《江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分别于1964、1965、1991年观看了歌剧《江姐》的演出，极大地激励着空军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为党的文艺事业努力奋斗。歌剧《江姐》分别于1963、1977、1984、1991年四度排演，《江姐》总谱的最终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五易其稿，数十次较大修改，前后跨越了将近四十年。先后动员了六、七位同志参与了编配、修改、加工、整理，期间除羊鸣同志自始至终参与之外，分头参加者有张以达、胡国宁、朱正本、姚学诚、罗耀辉、徐琛等同志。今日出版之总谱（1991年演出本）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为《江姐》总谱的形成参加过“共同作战”的所有用过心、出过力、作出过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本总谱出版之前，承蒙吴旋同志耐心校订，在此一并致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舞团 2000年9月

由学校系统施教而有别于传统师徒相授的新型艺术教育，在我国肇始于晚清的新式学堂。而进入民国后于1918年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则可被视为中国专来艺术教育发轫的标志。时至1927年于杭州设立艺术院，1928年于上海设立国立音乐院，中国的专来艺术教育始初具雏形。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发展一直处在艰难跋涉之中。以蔡元培、萧友梅、林风眠、欧阳予倩、萧长华、戴爱莲等一批先贤仁人，为开创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等领域的专业教育，筚路蓝楼、胼手胝足、呕吐沥血、鞠躬尽瘁。

编辑推荐：本书将让读者领略过去百年的风烟烈火、细雨芳菲——梨园春秋。一个让我们爱心永驻的国家，我们根植于此。如果您能静静地坐于灯下，读读这跳跃在百年中的历史片断，试着感受一下昔人浩歌壮行的心境，您也许就不会“躁”了，您也许会再一次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

本书介绍了京剧和昆曲中的优秀唱段200余首优秀唱段，在编排上，以字数为序，在唱段的编制上则以行当分类。近百个剧种前面都附以简短的介绍。值得一读。

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另外，“京剧”也是一个网络用词，意思同“惊惧”。

本卷分为：上编，清代地方剧种的兴起与舞台繁荣，包括清初四大声腔概貌、南北复合腔种的形成、戏班与艺人等；下编，清代戏剧创作与理论发展，包括苏州作家群的艺术追求、乾隆时期戏曲作家、理论的完善等。

该书为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童祥苓的自传体回忆录。童祥苓自四十年代拜师学艺，初涉梨园，与其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一起使“童家班”扬名京剧界。 童祥苓的一生可谓与中国现代京剧的兴衰紧密相连，这注定了他在中国现代京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童祥苓因在江青大树特树的第一个现代京剧样板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一角而大红大紫、家喻户晓，从此童祥苓与杨子荣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使人们对童祥苓与江青“四人帮”的关系众说纷纭，究竟是江青的宠臣，还是“四人帮”的关系众说纷纭，究竟是江青的宠臣，还是“四人帮”的受害者，请看童祥苓自己怎样直面这段历史。

＜br＞京剧与唐诗都曾给中国文化带来辉煌，论唐诗不能不提李白、杜甫，说京剧不能不提梅兰芳。作者积十年之功，三写梅兰芳，虽不为作“梅传”，却都是说“梅事”。三部由紧紧“咬”在一起，既再现了梅兰芳真实生活与艺术生涯，也再现了整个京剧文化及演变的过程。梅兰芳文化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作者为全书配插的百余幅图片，引人入胜，更显现其继《老北京》三部曲之后匠心独运的又一部图文精品。

片断：如果……·如果孟小冬没离开梅孟小冬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坤生”（女老生）的杰出典范，是百年不遇的一个人才。她和梅的结合，同时给两个人的艺术与人性都增加了一笔“亮色”。孟之离开梅，是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的，如果梅不去美国，她或许就不会遇到尴尬。当然，遇到尴尬的反倒是梅了。但在那个时代，相信梅自有化解尴尬的办法。比较大的麻烦，倒是解放初期实行《婚姻法》。这种麻烦，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男旦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其他男旦都采取了“仅留其一”的办法。但梅毕竟不是一般人，孟更不比某些上层民主人士身边的妾。他俩继续保持这种关系，至少会给梅带来干扰，干扰会因后来不断的政治运动而加剧。如果梅、孟在解放之初就毅然分手，也会在梨园内外引起许多未必重要、却在艺术上极有价值的话题。这种话题延续的时间一长，也会对建国初期所需要的安定局面产生影响。试想：如果那时梅、孟索性丢开这问题“自已不管”，而让政府有关部门去来一个“凭天断”，相信层层上报之后，像周总理那样的天才，恐怕也会感到棘手。他肯定又要去请示毛泽东了。毛打仗是绝对的英明，但要去了断这样的家务事，怕倒也是平生第一次了吧？·如果不爆发抗日战争假使不爆发抗日战争，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其后的梨园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抗日，首先会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力量的对比和对抗，都沿其原来水平持续发展，而不会发生如今早已显现的那些新变化。小而又小的，其次又其次的，才能谈到京剧当中的京派和海派。那样，梅兰芳就不会在1933年南下上海（后来又去香港）当寓公，程砚秋也无须扛锄北平西郊的青龙桥种地。北平的京派京剧继续繁荣，南方和上海的京剧，反倒要差一些了。·如果马连良再强盛一些这可能是个一直还没被人谈起的题。如果马连良再强盛一些，同时某些方也再检点一些，那么京派京剧的整体力也就更加强大，这种强大或许会对梅兰芳产生影响。京剧之主要行当是一生一旦，生主要是老生，巳主要是青衣。梅兰芳从二十年代开始，就牢牢站在了首席青衣的位置；马连良从“富连成”出科不久即崛起．连续在“前中后”三期的“四大名旦”中占有位置，这些业绩可以确认他是北平生行的第一位人物。我小时候，就在戏园子里亲耳听到戏迷这样说：“这辈子要是没听过梅“王芳和马连良，那就算白活了。”梅与马在艺术上都讲求平均分，同时又都不太懂政治。但梅大事不糊涂，马则有时犯迷糊。于是这一来，马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每回都要影响他许多年。其实马的这些“毛病”在追求政治的年代，弄得梅兰芳也爱莫能助了。·如果一解放就搞极“左”这问题似更没人谈过，但经历过“文革”，肯定很多人心里想过。假如中国共产党的极“左”从一解放就风行，那梨园秩序也会相应大乱，程砚秋就有可能取代梅兰芳。程是梨园最早人党的，介绍人是周恩来和贺龙。程早期内心深处受到过多的压抑，于是此时才释放出来，并且有时矛头就直指梅兰芳。据说程为此在党内受到委婉的批评，梅也因受到这种“压力”而争取入党。还有假使一解放就搞极“左”，那么另一个结果就会是极大促使地方戏的兴起，它们会有意无意间联合起来“欺”京剧，因为地方戏在“配合和从属‘政治’演现代戏”上边，比京剧实在是有办法得多。·如果解放后周信芳干得再‘宽’些周信芳在台上是很宽的，假使他解放后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上海的电影、话剧界，并做出一些更“宽些”的实绩，那么海派戏剧文化活动就会更昌盛，同时也向北京发起更猛烈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的梅兰芳，恐怕很难再慢悠悠了，也只能急起直追，整个北京的戏剧圈也会为之激荡，京剧那种慢悠悠的古典性格也不得不因之淡化。·如果梅不在1961年就去世如果梅去世时间向后推移，那么他如何在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中表态？个更大的问题是：他能否安然度过“文革”？老舍在太庙遭到毒打而自杀，梅兰芳如果也被揪到太庙，那种羞辱肯定会比老舍为甚。面对此情此景，他究竟会怎样呢？荀慧生是在太庙遭受羞辱之后，回家感到种种的不堪，但终于忍了下来。他梅兰芳毕竟是“四大名旦”，是整个中国剧坛的顶梁柱，他能够忍耐得住么？应该承认，梅逝世是“死得其时”的。当时的党称他为“一代完人”，到“文革”时，红卫兵则抄了他的家又砸了他的坟。梅和所有的著名文化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他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杀全节，一条是委曲求全，好像不容易有第三条道路。如果采取了后者，等“文革”后又得“说清楚”，只有先“说清楚”了才能得到理解。而这“说清楚”对梅来说，无疑又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所幸政治家通常是既会作报告也会作检讨的，这可能是职业习惯所致。检讨一次不行，马上又可以进行第二次。可怜人梅兰芳就难了。他的嘴巴只会说戏，如果用说戏的态度去检讨，肯定是要遭殃的。所以真站到梅自身的立场来看，1961年——无疑就是他最佳的逝世年份，早了不行，晚了更麻烦。时至今日，穿越历史时空去检视各界名人的逝世时机，发现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大智大勇”的问题。肯于并乐于在该“离去”时离去，恐怕要比苟活一时要好得多。千秋万岁之名，以及对于国计民生所发生的实际效能，显然是高于重于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