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方都市报副刊版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文化大家访谈”以每周一期、每期两至三个版的频率刊出对一位国内文化名家的专题访谈，在国内文化界备受瞩目。 文化大家访谈系列以《最后的文化贵族》为名结集出版，无论从文化留存的角度，还是从真实还原历史的角度，都是一本足以让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有兴趣者产生敬意的书。 本书为其第3辑，包括了对流沙河、徐中玉、夏书章、洛夫、罗忼烈等19位文化老人的访谈。

刘麟瑞先生（1917—1995年），字石奇，回族。河北沧州人，著名阿拉伯语言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约旦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约旦皇家伊斯兰文明研究院通讯院士。1938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1946年回国在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随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并八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长期从事阿拉伯语语音、语法、翻译理论与实践诸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丰硕。作为中国阿拉伯语界的口、笔译著名专家，建国以来，多次担任重大会议文件的翻译和定稿工作，多次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译工作，并多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参加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成语辞典》的编纂和审定工作，参加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翻译出版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缩写本等中外文学名著近十种、百余万字，审定各种阿拉伯语教材百余万字，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语言学方面的论文。

西藏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了“20世纪藏族风云人物丛书”四本，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土登贡培》、《娘容辖私塾的创办人：仁增伦珠班觉》、《近代西藏巨商“邦达昌”之邦达多吉的政治生涯与商业历程》、《钦热诺布大师与藏医天文历算》。这套丛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了解这些在藏族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鲜有详实地记载的历史人物的读物。这套丛书也弥补了缺少藏族近代历史人物传记史的缺憾。

比昂，这位精神分析领域最深刻的思想家，的确已经把精神分析弄得有点面目全非。精神分析的两个最大的特点—决定论和潜意识理论，在比昂那里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怀疑他还在不在精神分析的框架里面。《比昂的临床思想》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让我们较多地了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生平和理论。当你用你的心去读的时候，那些枯燥的数学符号自然会变成充满情感的鲜活的生命本身。　《思想等待思想者——比昂的临床思想》这本书的中文版，可以让我们较多地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生平和理论。比昂是少数喜欢数学的精神分析师之一，所以他的理论使用了很多数学符号。不喜欢数学的读者，大可以忽略比昂的这个偏好。当你用你的心去读的时候，那些枯燥的数学符号自然会变成充满情感的鲜活的生命本身。

《中国第一比丘尼净检传》以传记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勾勒出中国第一比丘尼净检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伟大的品格。净检法师（公元291-361年）是中国第一个出家的比丘尼。净检俗姓仲名令仪，徐州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仲诞曾任西晋凉州郡太守。净检生活在国家战乱年代，为用佛教的真、善、慈拯救人们的心灵，她削发为尼，成为中国最早出家的女性，受戒后到洛阳竹林寺修行，传播佛教文化，广结国内外高僧，学习异国文化，成为当时僧林中较有影响的人物。

本书是乐黛云教授60年北大生涯的追忆，也可以看作关于自己与北大的自叙传。她用富有感情的语言追忆了与自己生命相依的北大生活、读书、求学、治学、师友。作者从1948年进入北大生活开始写起，写了整整60年的北大记忆：有解放前老北大四院与沙滩的激情革命，有未名湖畔五六十年代改变命运的“斗争”，有80年代从北大远游的求学与访问：哈佛、柏克利、意大利、突尼斯，作者的学术生命从这里开始，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到比较学的研究，从文化上的理论实践到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文化实践，我们看到一个富有学识、执情、创新精神和使命感的北大学者。在这60年的风雨历程中，作者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除了劳动、读书、求学、苦难，作者还写了北大的一批人物：马寅初、季羡林、废名、王瑶、杨周翰、李赋宁等等，还有一些令人扼腕叹息的北大人物：在特殊年代中非正常死亡的解放后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朱家玉、北大中文系书记程贤策……这些都是时刻萦绕于作者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

《蒋希曾档案》收集了美籍华人、文学家、艺术家蒋希曾与朋友来往的书信及其遗作情况。这批百余件的资料系从华盛顿的美国艺术档案馆一一查读择出复印，皆为从未发表过的资料，现译成中文编辑出版，对国内蒋希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收集了美籍华人、文学家、艺术家蒋希曾与朋友来往的书信及其遗作情况。这批百余件的资料系从华盛顿的美国艺术档案馆一一查读择出复印，皆为从未发表过的资料，现译成中文编辑出版，对国内蒋希曾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利玛窦》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剪影。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五八三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运用“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内地，从而揭开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利玛窦》讲述的就是这位传奇人物为了实现他在晚明中国传教的梦想，不断认识、不断适应中国文化的故事。面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困惑，把眼光放长一点，回到利玛窦时代，来重新认识与思考中西文化的异同.这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历史的、客观的眼光来给传统文化定位，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交流与冲突。

落尽繁花春早歇，西风苦自吹黄叶。改革开放后，都市报与晚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民报》连同它独特的新闻风格一次次被提起，一去不复返的“三张一赵”的豪华阵容又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活在许多人记忆中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一页页打开了。人们知道曾经有一对夫妇、有一群报人为了办好一份民间报纸鞠躬尽瘁，有一群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了实现“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个崇高的理想竭尽全力。然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剩下的也已经垂垂老矣……新闻史本该对他们进行浓墨重彩的铺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民报》辉煌时期形成的“五社八版”，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形成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新民报系”，这样的报系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成为绝版，直至今天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办报经历和兴衰成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经典意义，是不可复制的范本，对于我们研究那个年代的新闻环境、新闻政策、新闻报道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也是我们执意要找回那段华彩乐章的原因。而且随着你一步步亲近那些发黄的、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劣质（抗日战争时后方的报纸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用粗糙的纸来印刷）的报纸，那些国恨家愁、人情世态和着巴山夜雨便一起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毫不夸张地讲，通过《新民报》那些行云流水的文字、古典精致的标题，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回到那风雨如晦的岁月……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