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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小说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由盛转衰的过程，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必然没落的历史规律。小说语言优美生动，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塑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尤三姐、晴雯等。小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宣歙观察使幕。文宗朝任左补阙，转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时出任黄、池、睦三州刺史。宣宗时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又出为湖州刺史，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至中书舍人。其为诗注重文意词采，追求高绝绮丽，于晚唐浮靡诗风中自树一帜。擅长近体，绝句尤为出色。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本书共选诗107首，文赋5篇，诗文皆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樊川文集》及《樊川诗集》，并参照岳麓书社出版的《杜牧集》加以增删。

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９６１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四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其中较著名的二十几首以前已由晓拂等人输入，我这次做了校对，并予补足，大体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李煜有文集30卷，不过大多已散佚失传。清嘉庆时董诰等人编的《全唐文》收录李煜文7篇。本书也依此进行了注解。本书后面有附录若干，主要是史书有关李煜的传记、前人对李煜词作的评语、李煜父亲李璟的传世名词以及本书作者写的《李煜年谱》、《论李煜词》、《论李煜诗》等，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李煜其人与其作品。“名言警句”在正文中用着重点标出，以方便读者查阅。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初学古文。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入其幕府，并从学骈文。开成二年（837），以令狐之力中进士。次年入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王爱其才，以女妻之。因此受牛党排挤，辗转于各藩镇幕府，终身不得志。李商隐诗现存约600首。其中政治诗感慨讽谕，颇有深度和广度。直接触及时政的诗很多，尤其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朝200年的治乱盛衰，风格接近杜诗。《安定城楼》和哭刘著诗四首则体现了其政治抱负和愤慨。其咏史诗托古讽今，成就很大。这类诗往往讥刺前朝或本朝君王的荒淫误国，也有的则借咏史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类诗多用律绝，截取历史上特定场景加以铺染，具有以小见大、词微意深的艺术效果。名作如《隋宫二首》、《南朝》。他的抒情诗感情深挚细腻，感伤气息很浓，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李诗抒情，较少直抒胸臆，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其诗往往寄兴深微，余味无穷。但刻意求曲有时也带来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能以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事物的内在神韵，寄寓作者的情怀。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创。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情思宛转沉挚，辞藻典雅精丽。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二首。也有的托喻友朋交往和身世感慨，如“待得郎来月已低”和“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还有一些诗寄兴难明。此外，有少数艳情篇什，轻薄浮艳。这些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亦无统一思想贯穿。多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无法明言的情况，因而统名为“无题”。由于它们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情深词婉，能于丽中时带沉郁，流美中不失厚重，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继承面较广。其七律成就最高，继承了杜甫精严顿挫的特点，又融合了齐梁诗的艳和六朝民歌的清丽，以及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其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影响；一些长篇古风如《韩碑》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小诗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风味。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其骈文属对工整，用事精切，疏密相间，气韵自然。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他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来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分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5 女中次女元俨后为女道士。本书所选元好问作品文本据《元好问全集》。共选诗89首、词39首、散曲3首、辞赋2篇、散文6篇、小说4篇。为方便读者来，末附“元好问年谱要略”，“元好问著作主要版本”，“元好问研究主要著述”及“名言警句”。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省）人。十五岁时丧父，侍母家居，研习经史兵书。元丰八年（1085）登进士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1086），苏轼以贤良方正荐少游于朝，除太学博士，后迁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神宗实录》，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游苏轼之门，时称"苏门四学士"。绍圣初（1094）坐元祐党籍，出为杭州通判，复贬监处州、郴州、横州、雷州等地。徽宗即位，迁臣内移，秦观被命复宣德郎，后于放还北归途中卒于藤州。秦观少豪隽盛气，好大见奇，慷慨溢于文词。熙宁十年（1077）往谒苏轼于徐州，次年作《黄楼赋》，苏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元丰七年（1084）自编诗文集十卷，苏轼作书荐于王安石，王安石称其有鲍、谢清新之致。屡得名师指点和同道切磋，兼之天赋才情，故其文学成就灿然可观。著有《淮海集》四十卷，又《后集》六卷。词集名《淮海词》，或称《淮海居士长短句》。徐培均校注之《淮海居士长短句》，广集各种版本加以校勘校注，并收录年谱与传记序跋及历代评论资料，最为详备。秦观在当世即雅擅名声，被誉为"今代词手"（陈师道《后山诗话》），淮楚一带，膜拜尤甚。后人更有称之为"宋一代词人之冠"者（李调元《雨村词话》）。其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兼柳永、苏轼之胜，自出清新一格。内容多主情致，并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妍丽丰逸，体制淡雅，词境幽怨凄迷，极富感伤情调，堪称婉约词的宗师。其对稍后的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秦观的作品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淮海居士长短句》：又名《淮海词》。对秦观的评说有：（朱孝臧）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之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也。（晁无咎）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有少游而已。（蔡伯世）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陈后山）秦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之态。（李易安）少游之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胡元任）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张叔夏）观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四库提要》）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又有不得不变者。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日本内阁文库藏宋乾道高邮军学本《淮海居士长短句》，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宋本，本书即以此为底本，然后参照其他各本予以注解。秦观的诗文，也以乾道本为底本。本书在注解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前人及今人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为了方便读者，书末附有“秦观年谱简编”、“秦观研究主要文献”及秦观诗词中的名言警句。

《红楼梦》问世以来，已经出了无数个版本，要再出新版，必须有新的魅力。新的魅力除了来自更好的文字版本就得靠装帧设计了。这本《红楼梦》（江苏文艺版，2004年1月）的设计采用了新的设计语言，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和品位，因此产生了自己的新的魅力。新的设计切入点的选择，让新版《红楼梦》的设计有了新的主题和新的形式感。以往《红楼》封面常用“黛玉葬花”、“宝黛合影”之类的图画或只用纯图案或只用底色的设计。不同以往地，新《红楼》则采用纯文字设计，以文字做图形。在酒红色的特种纸上，古典的金色线框中烫金的毛体“红楼梦”三个字富有艺术气息。其上下是比酒红底色深一些的文字：“好了歌”和甄士隐对“好了歌”的阐释诗歌。文字集中在封面中央，两边留出宽大的酒红色“空白”，利用文字排列疏密虚实的变化，造成一种典雅的韵味，形成一种既华贵又典雅，既古典又现代的最新版《红楼梦》的新形象。选择“好了歌”和甄士隐的阐释歌非常贴切《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他一家由富贵到衰败，就是由“好”到“了”。从文学构思看，这有创意又贴切。新设计还抓住了“贾（假）宝石，真石头”的“玄机”。这不仅道出了《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的道理，同时也赋予设计一种新的形式感――用玉和石的图形。这在腰封和扉页的设计上都体现了出来。腰封的封面中心做了一块光润精致的宝玉，上面镌刻着相应的文字，而腰封封底的中心做了一块石头（用清代改琦插图），暗喻这本书是写“宝玉变石头”的故事，表现由“好”变“了”的主题。《红楼梦》第一回中说，宝玉原是未能补天的石头，被仙人化作一块玉石，来到红尘，最后又重新变成石头。所以“宝玉”是一块假的宝玉，故名“贾宝玉”，实在是“真石头”。所以《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用设计语言来诠释这些“玄机”，应当是第一次。扉页不同一般地用了两个。扉页（1）中央是一块宝玉，两边还有“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诗句，印着宝玉的金色牛油纸下朦胧透出扉页（2）上的“真石头”，翻过扉页（1），清楚地看到扉页（2）米灰色特种纸上的石头。用一种和腰封不同的方式诠释了“宝玉变石头”的“玄机”，体现由“好”变“了”的主题。新版《红楼》对老插图的运用也有新意。环衬中《红楼梦》的几十个人物浮现在云气之中，如梦如幻。所有人物都是从清代改琦插图中“抠”出来重新按现代趣味重组，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红楼意境。改琦插图又被用现代意识加以“裁剪”，作为每一个书眉（双页码）的装饰图形；而将改琦画的石头作为单页码书眉的装饰图形。这样便在古典中透出现代设计意味和个性。新材料新的工艺的运用也是新《红楼》设计的重要一环。“酒红”、“星幻亮金”、“金色牛油”等特种纸和“烫金”、“压凸”、“压凹”、“局部UV膜”等工艺手段的运用都体现了《红楼》的华贵而又典雅的品质，古典而又现代的气息，让这部新版《红楼》能成为真正“珍藏”的版本。新《红楼》采用了现代流行的小16开本，比起以往32开本，显得雍容大度，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不单在设计的文学构思、画面处理、材质选择、开本选择、工艺手段的运用上殚精竭思，在一些细节上也力求完美。例如腰带上的“珍藏”印章，先是用电脑文字库中的文字做的，后改为自己手写的小篆，做成“印章”，都不够味，最后自己用石章刻成才算满意。在书的印制过程中，在机器旁同责编一道监印，保证印制的质量，让这本“珍藏”本《红楼》更接近完美。

《七侠五义》全书一百二十回，前二十七回，步步深入地描写了贤臣包拯的事迹；随后的四十回，以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的“猫鼠”之争为线索，交代了“五鼠”归附包拯的经过以及包拯与侠客们举拔年轻清官、弹劾惩处权奸与贪官的情形；最后五十回，以颜敏巡抚襄阳为中心，由七侠引出王义剪除襄阳王党羽、打探襄阳王阴谋的故事。

作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警世通言》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在“说话”、“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提高而来的。“说话人”的故事底本称为“话本”，现代学者称“三言”“二拍”为“拟话本”。与早期的“话本”相比较，《警世通言》在语言、文体和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语言，改变了过去书面语与口头语分离的状况，完全采用通俗、晓畅的白话，力避文白间杂，风格趋于统一。《警世通言》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婚姻爱情与女性命运。其二，功名利禄与人世沧桑。其三，奇事冤案与怪异世界。 作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警世通言》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在“说话”、“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加工、提高而来的。“说话人”的故事底本称为“话本”，现代学者称“三言”“二拍”为“拟话本”。与早期的“话本”相比较，《警世通言》在语言、文体和结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语言，改变了过去书面语与口头语分离的状况，完全采用通俗、晓畅的白话，力避文白间杂，风格趋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