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主要内容是，明代成化年间，宰相花锦章枉害忠臣，一手遮天，为非作歹。山海总制施廷栋就因触犯奸相花锦章而被诬陷处斩。他的妻子携着儿子施必显、女儿施碧霞投奔宁亲戚。一行人上路，行走到了扬州，施母得病，不治而死。施必显也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只剩下施碧霞一孤身女子独挑大梁，身负重任。可身无分文，施碧霞想要卖身葬母。此事被奸相花锦章的儿子花子能看见，花子能贪其貌美，仗霸凌弱，骗施碧霞入府中，欲占为妾。

全书六十回，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叙写：前半部分接续《金瓶梅》写西门庆转世为汴京富室沈越的儿子，名叫金哥。沈越的妻弟袁指挥住其家对门，有女儿名常姐，是李瓶儿的转世化身，后为李师师所收，改名银瓶。金人陷汴京，金哥沦为乞丐。银瓶则变良为娼矣，后嫁翟员外为妾，又被人所骗，最终自缢而死。后半部分写东京有孔千户者，其女娩叫梅玉，因羡慕富贵，自愿做了金人哈木儿的妾，但却受哈木儿妻的妒忌，对她百航虐待，致使梅玉欲自杀，地于梦中得知自己是春梅转世的后身，而哈妻则是孙雪娥的转世后身，遂长斋事佛，最后得以脱离苦恼。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江南应天府名士章莹，别号秋谷，寄居苏州常熟县。他生得长身玉立，又胸罗星斗，倚马万言。虽然已娶妻张氏，但他认为是平庸女子，便动了寻花问柳的念头，前往苏州闲游。秋谷一到苏州，就成了歌楼酒肆、戏院妓馆的常客，先是结识了歌妓许宝琴，继之又与名妓金月兰厮，夜夜倚翠偎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九尾归》是晚清“狭邪小说”的殿后之作。它暴露了上海烟花之地的丑恶与黑暗，对官僚的狭妓荒淫也有所批判，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它所描绘的人物画廓中，除以上言及的三个中心人物外，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鲁肃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小说又长于战争描写，像赤壁之战，从战前的准备和运筹策划，写到战争的过程及战后余波，前后用了八回的文字，紧张的场面时见悠闲的插曲，有详有略，有虚有实，波澜起伏，摇曳生姿，在古典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三国演义》不仅过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广泛注传于海内外，而且在今天和以后还会继续产生更大的影响，《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的关系，与人才学的关系，近年来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专书。日本诸国又从《三国演义》等书中，寻找事业成功的秘诀，兴趣了中国古典智慧热。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展现了“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暴露封建贵族集团的荒淫腐败，歌颂贾宝玉和林黛玉等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的纯真爱情，批判封建礼教。前80回为曹雪芹所作。后40目为高鹗续写，安排了贾宝玉“中乡魁”，贾府“延世泽”的结局。在艺术上，本书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情节生动，语言洗练传神，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 《红楼梦》以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认识价值，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本书所用版本为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萃文书屋木活字本120回程伟元、高鹗作序的《新镌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 《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不仅是中国文学之林的珍奇瑰宝，而且也是世界文学海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本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它描绘的社会现实，波及封建社会的官场、家族、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它描叙的爱情悲剧，不知使多少读者为之一掬同情之泪。或许正是它的主题的多样性、复杂性成就了它永久的艺术魅力，使之卓然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万古长新。本《红楼梦》由享誉学界的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校点，启功作注，是现在社会上最新的《红楼梦》版本。《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更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作者往往只需用三言两语，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形象；作者笔下每一个典型形象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从而使读者仅仅凭借这些语言就可以判别人物。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包括小说里的诗词曲赋，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成一体，而且这些诗词的创作也能为塑造典型性格服务，做到了“诗如其人”。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卓越的成就，因而使《红楼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或是艺术技巧上都具有自己崭新的面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使它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红楼梦》写的是封建贵族的青年贾宝玉、林黛王、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而且以此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珍藏版）》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明代小说家罗贯中依据有关三国的历史、杂记，在广泛吸取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了这部长篇章回小说。作品描写的是汉末到晋初这一历史时期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间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复杂斗争，艺术地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情梦柝》是清初的章回小说，融才子佳人与劝善戒恶于一炉，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当时的世情风貌，对了解那一时代的社会有一定是一部分的认识价值。《情梦柝》是一部世情小说，并无淫词秽语，或因有男女之情的描写而遭禁。《八洞天》是一部清代的短篇小说集，凡八卷，约十四万字。每卷演述一个故事，即是一篇短篇小说，人物、故事都较集中，阐述一个伦理问题。每卷都有三字标题，揭示全篇中心。

明朝嘉靖年间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氏冷于冰，聪慧多智。博览群书，实为仕途之才。因代宰相严嵩草拟贺寿之文，被严府召为幕客。后对严嵩专擅朝政不满，便离开严嵩，但屡遭迫害。他际遇多变，备尝世态炎凉，于是看破人生，决意弃家访道，云游四方。在途中遇见绿林侠客连城壁，二人结为异姓兄弟。至杭州天竺寺受到火龙真人指点，又得授木剑、宝葫芦、雷火珠等降妖伏怪的法宝，于是在杭州西湖后山苦练神功。

本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少年版》之一。《西游记》是明代出现的一部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作者在唐僧取经这一传统宗教题材中注入了自己的现实感受，利用神话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书中宣扬佛教的威力、称颂“贤君”统治，也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作品结构宏伟，想象丰富，情节引人入胜，语言生动诙谐。它一问世，便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孙悟空这个活泼、机智、乐观、富有斗争精神的英雄形象，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本书选取一些非常有意义、精彩、故事生动的篇章。我们更加突出了孙悟空的神勇和机智，改写了一些青少年朋友不易理解的情节，继承了原著韵散相间，风趣诙谐的语言风格，并使之更加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述规范。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