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英语政治家、作家爱德华·格雷的经典作品。作者曾经担任英国的外务大臣，是英国19世纪末20初最受人们关注的和有着辉煌业绩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以“乡村人”的身份走入鸟的世界去感受它们的魅力的，他对众多鸟类的生活习性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并用极富文采的语言诉诸文字。全书最大的特色还在于它对鸟的鸣叫所作的极具特色的描写，同时，它对当时英语境内的季节更替变化进行了记录。本书使我们亲近自然，让我们从自然界中感受到快乐，它很有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介绍鸟类鸣叫声的声籍中最好的一部。真是不可思议，这本书中竟引述了如此众多的常识性的而又令人感到异常美丽的描述和事情。它向我们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天赋——通过耳朵和眼睛感受美丽的能力。这是一部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品读赏析的好书。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英国文学名著，全书充满了英国式的幽默与机智，书中人物和词句已经成为英国民间传说中不朽的经典。本书已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但真正使他成名的则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书。卡罗尔是一名牧师，终生未婚。他非常喜欢孩子们，常常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美妙的故事。1862年7月4日，他带着利德尔教长的三个女儿出去游玩，他们一行人划着小艇，沿着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在整个行程中，卡罗尔给三姐妹讲了一个故事，每天编一段讲一段，旅游结束时，故事正好讲完。爱丽兰是三姐妹中的二妹，卡罗尔最喜爱她，所以就用她的名字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旅游回来后，他把这个口头创作的故事写成了手稿，并把它赠送给爱丽丝。这部手稿只有一万八千字，后来又经过整理和扩充，故事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三年后，也就是1865年7月4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正式出版，作为对那次旅游的一个纪念。全书通过爱丽丝的一个梦，把荒诞离奇的想像和真实合理的常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既体现了儿童心理，又影射了世态人情，处处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

本书所选36位作家散文风格的大致勾勒。他们作品的题材、体裁、风格各不相同，但共有的一点是，都熔铸各自的真情实感和艺术匠心，将散文写得真挚自然、充满美感。欣赏这样的篇章，能供人的性情受到陶冶，心田感到滋润，精神获得升华，能提高人的审美素质，使人的心灵更加纯洁，更加崇高。

鼹鼠、水老鼠、獾和蟾蜍是四个好朋友。鼹鼠机灵但有些莽撞，在聪明的水老鼠和稳重的獾的帮助下，经过生活磨练成熟起来。蟾蜍自高自大，蠢笨，连连闯祸，受到制裁，蟾蜍府也被黄鼠狼、白鼬霸占。最后，在獾的带领下，四个动物开动脑筋，巧妙地打败了敌人，夺回蟾蜍府，蟾蜍也改正了缺点。

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都会朝喂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少数这列的，他活着的时候，人们都以为他是个疯子，死了以后，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感觉到他的天才与伟大。卢梭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再也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的悲戚境况下，坦然写下了十篇想，成为卢梭留给后世的最富特色的不朽之作。译者袁筱一为南京大学法国文学博士，曾获法兰西青年文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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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先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一八六0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O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O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河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契洪特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地渲染着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使读者深深地同情小万卡。在主题思想上与《万卡》和《苦恼》相近的还有短篇小说《渴睡》。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这时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可贵的是，契诃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责任重大。他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正是契河夫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一八九0年春病弱的契诃夫前去库页岛。他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使他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库页岛之行也拓宽和加深了他的创作意境，使他写出了《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这里善于思索者被认做“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却正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应该说，《第六病室》中的“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是契诃夫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中的转折。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艺术形式也日趋完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真实，朴素，深刻，动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解放运动开始进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它必须解决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完成反专制、争民主、反对封建残余、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资本剥削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是站在民主力量这一边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对法国反动派诬陷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并指责在此案中助纣为虐的苏沃林及其《新时报》。一九OO年春他协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到雅尔达肺病疗养院疗养。一九O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帝俄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一九O二至一九0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蒙难的青年学生。这些事实都表明，契诃夫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更为坚定，而这正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前提。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工厂、小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农民》等）；暴露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出它的不合理性和不道德性（如《出诊》）；剖析庸俗、自私和铜臭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约内奇》）；反映典型的社会心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描写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写他们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决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醋栗》和《新娘》）。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农村、工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画面，也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广的社会情绪。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人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而且浓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为载体。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他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罚约蛞怅啵琳咭远懒⑺伎嫉挠嗟亍？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的社会一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是人民的宝贵财富。

片断：发出自己的声音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瑞典文学院宣布荣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前苏联当局马上决定对这位作家进行大批判，叶甫图申科就此致电当局表示抗议。当局自然不会理会这个抗议，他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主席胸有成竹地向世界宣布：大会一致通过，将帕斯捷尔纳克清理出苏联作家队伍。正当即将例行公事地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时候，台下突然亮出一个女性的声音。作家阿利卢耶娃大声说：“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她的反对当然无济于事，可是她拒绝了强权对于她的名义的盗窃。所谓一致通过，包含着对所有不同意见的压制。在这一情境之中，捍卫尊严的权利实为捍卫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权利。拒绝加个那个“一致”之中，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决不是识时务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内在尊严和人格力量的体现。利卢耶娃的声音喊出了双重的抗议，第一重是抗议强权对于一位作家的迫害，第二重是抗议强权毫无道理地把她纳入迫害良知的力量之中。谁都知道，假装糊涂参与这种迫害，是可以得到安全甚至更多好处的。而拒绝参与，则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打入另册，成为新的被迫害者。这时候支配阿利卢耶娃选择的不是利益，而是内在的信念。她的信念她的良知使得她必须喊出她的抗议。片断：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王开岭在他的随笔集《激动的舌头》中，引用了赫尔岑回忆录所谈到的一个风俗。赫尔岑满怀深情地说，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出于对流放者的关怀，形成了这样的习俗：他们夜间在窗台上放些面包、牛奶或清凉饮料“克瓦斯”，如果有流放者夜间逃走路过这里，饥寒交迫，又不敢敲门进屋，就可以随手取食，以渡难关。王开岭接着赞叹道：“多么伟大的细心！”前不久读张宇光《拉萨的月亮》，才知道往昔拉萨每年过年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到街头布施穷人。穷人成排地站着，众多布施者拿着零钱一路分过去。书中“我”钱分得差不多了，就专挑看得顺眼的求乞者分，而那些他看着不喜欢的人，就被他跳过去了。这时，“我”的同伴、藏族大学生达娃把“我”拉到一边，告诫“我”不能这样有所遗漏，这样做会使那些落空的求乞者受到伤害。惟有依顺布施，布施完了就结束，才是对的。达娃讲完以后，认真地看着“我”，当她确信“我”已明白了她的意思而又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才放心地继续布施去了。我对这一段文字惊叹不已。我禁不住批曰：“细腻的心灵。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读到这么好的文字，因为我们的5活越来越粗糙，我们的心灵当然也只会越来越粗糙，越来越自私和冷漠。西伯利亚人和拉萨人都有这样伟大的善良。法国社会也有一个由志愿者兴起的节日，叫露宿街头周。这群好事者提倡安居乐业的人们每年都在那一周到街头去住宿，以体会无家可归、长年露宿街头者的辛酸与困苦，从而激发起伟大的爱心和构想出援救的举措。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群体对于落难者和弱者的体贴与关怀。他们不是呵斥弱者、欺凌弱者，而是以最大的善心布施弱者。社会的另一些成员会主动送上关切。人类心灵尚有温暖的一角，由此得到了体现。为什么细腻本身就常常是伟大的，因为细腻体现了伟大的爱心和善良，体现了内在的良知和尊严。后记：摩罗：大地上的悲悯/莲子刘年批判：摩罗为什么能感动人莲子：摩罗刚刚出版的这本，似乎传来了一条消息，摩罗感到了幸福，并且因幸福而哭泣了。刘年：这确实是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对于一个经常幸福，经常哭泣的人来说，因幸福而哭泣是件平常的事情，可是发生在摩罗身上，就是一个有意味的事件。摩罗书上说，人如果体验不到这份为人所特有的欢乐和喜悦，尊荣和庄严，那么承受苦痛和担当患难的动力在那里呢？莲子：摩罗在承受了苦难的根基上，开始生长幸福了，在鲁迅那里，似乎没有这种"因幸福"的影子。鲁迅一直紧张地拿着一把刀，向他的对手逼近，向自己和虚无逼近。鲁迅只看到了鲜血，没有来得及发现道路两旁的山花红了，落叶也红了。一百年了，鲁迅这条因受伤而麻木的脉搏，终于有了恢复知觉的迹象。刘年：其实摩罗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知觉。摩罗作为一个批评者，他的批判很苛毒，但很多人都对摩罗的批评很感动。他那么狠，别人反而很感动，这时为什么？莲子：他在批判人文、政治的时候，也在批判自己。刘年：社会的阴暗就是他的阴暗，社会的下流无耻，就是他的下流无耻。他是社会的一个代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社会的血液。摩罗不论是悲悯的时候，还是批判的时候都没有放过自己。莲子：很多人的批判不感动人是因为他总在批评别人，好像罪恶都是别人的罪恶，批评完了，一身轻松地躲藏在批评家的面纱之下，享受批评者的光荣去了。刘年：摩罗的批评不是就现象谈现象的，而是归根结蒂回到人的本位上去了，由世界人，中国人，回到个体人本身。人最起码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健康地活着。但人常常没有独立没有尊严没有健康。那是为什么呢？摩罗反观自己。他在里有这样的意思：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人格。一个人这样呐喊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独立人格。他没有放过自己的没有人格。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独立人格了，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么发言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真实。这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啊！因为实在，你就会感动。莲子：《致郭铁成先生的一封信》里谈的就特别好，就说灵魂中的悲悯。他的悲悯不是居高临下的一个词，悲悯是非常平等的一种感觉。作为民族的一员，一个同胞，面对所有的下流和耻辱都有我的一份。他在要求别人忏悔的时候，他自己首先忏悔了，他并没有把压力强加于你。他不仅去悲悯那种被摧残的人，也悲悯那些伤害别人的人。而且他说，摧残他的别人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文化层面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摧残别人。他的这种悲悯、平等的感觉，就象佛教中那种平等是一样的，给予别人施舍，给予别人帮助，他就是你，他呈现的这个样子就是你的样子。这种平等也让人很感动。刘年：他还说，我何止是没有尊严，我实在是一无所有，可我却不敢正视，我连正视一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我们像一只赖皮狗，怯生生地走在充满敌意的村巷里：-我们为了掩盖各种罪恶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都是不断地唤醒新的罪过：-中国人，在我们粗劣的神经上，要积淀多少人间的罪恶，才能将它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我们要经历过多少鲜血的洗渍，才能升起一丝恻隐之心？因为有了前面对自己状态的准确认知，所以他批判整个民族的时候，批判人类的时候，都觉得很真实，很真诚。莲子：对，你不会认为他在说空话，他不是在简单粗暴地给他的"敌人"判死刑。他认为这种罪恶我是无法逃避的，如果审判的话，那首先应该审判的是我。要忏悔呢，我首先忏悔，要担当的话，我首先担当。刘年：他的这种实在，不是说他先知先觉地产生了使命感，有了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体验了以后再去承担的。他完全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在文字里，可以看到摩罗是个很柔弱的人，他体验到了苦难，他觉得我要把这种苦难取掉，体验了一丝耻辱，我就把耻辱取掉，我没有尊严，那么我就应该有尊严。这样，他的担当就很真实，很贴近人的感觉。莲子：圣雄甘地也是这样的，他不像很多政治领袖有很远大的理想，他以前也是个很怯懦的人，他自己到非洲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又看到了很多印度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就想消除这种不公正。但他决不用跟统治者同样的方式来消除这种不公正，他用的是超越的方式，他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他说，以眼还眼只能让所有的人都瞎了眼。他先看到了目标，定了方向，在实现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在成长。他的成功完全是因着自己的平凡的人格魅力。所以他很真实、很感动人。刘年：摩罗知道人的痛苦和下流是怎么发生的，他虽然将这种现象批判得淋漓尽致，但他对任何受伤害者和伤害者都抱有一样的同情。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担当而担当。有些怀着大理想的人，他们的目标很高，要担当人类的苦难，可是他们忽略了每个个体的尊严。而摩罗就是为了健康地活着，这种要求很低，很底线，似乎是在争取一种本能。莲子：其实这也是人类最高的尊严。虚无：摩罗为什么没有放弃悲悯刘年：摩罗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对社会造成的苦难，和人本身在社会关系中的苦难认识得很清醒，稍微有一点不公平，有一点失去尊严他都很敏感。同样的事，别人能产生一分感觉，他能加深好几百倍，这样的性格或者命运，已经对他压力很大了，这是一种世间屋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担当，去抗争，去表达，去抚慰。在有关摩罗的很多评论中，基本只谈到了这一点，只谈到了在这个人文环境中，政治环境中人的渺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环境解决了，人就可以不渺小了，如果我们找回尊严了，我们就活得挺好了。摩罗实际上走得更远，在反思社会政治问题的同时，还在一直追问生命本身的意义。摩罗就说，生命和虚无是同一个时间诞生的，虚无的重量大大超过了每个生命所能承受的限度，虚无是每个生命的宿命：他还说，我们拥有的是虚无，而不是生：我们从无中来，到无中去，这是不可争辩的实事。莲子：在摩罗这里，虚无是什么的：刘年：对生命意义的彻底否定。人生无论多么辉煌，多么成功，最终都化为乌有。莲子：好像怎么样的批判怎么样的忏悔，都毫无意义。刘年：他说，人对付虚无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消灭虚无，首先以消灭身体的方式消灭虚无，第二是建功立业来消灭虚无，第三种是以艺术的方式回归本体，回归童贞状态，来回避对于虚无的思索。这种虚无的感觉对摩罗来说，压力挺大的。这让我想到鲁迅。鲁迅说，最害怕的是看到黑暗，最害怕的是连黑暗都感到虚无了，你任何的反抗力量都是虚无。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你们都是寻找光明的人，而我只不过是给黑暗捣捣乱。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中，挣扎着，彷徨着，跟每个丧失了尊严的人都交锋过，对任何一点他认为邪恶的东西都不放过，实际上他是在深重的绝望之中跟人战斗的。莲子：鲁迅追寻了生命的本体意义，发现生命没什么意义，他就很绝望了。刘年：他在虚无中奋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莲子：三年前，摩罗在他的里说，他自己是个无赖，精神上一无所赖。再也没有什么可依赖的了。这就是一种深深地绝望。刘年：我经常想到，对摩罗来说，人间的苦难对他有那么多折磨，生命本体对他也有那么大的压力，他本身又是那么弱小，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他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关爱别人，用温柔的方式抚慰别人？一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有点抽搐。鲁迅也是这样。所以鲁迅的抗争更具有悲剧性。如果一个有希望的人抗争的话，那他是有力量抗争的，而一个绝望的人还在抗争，更加难得。如果他完全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完全超人的人，他这么干我觉得理所应当。今天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不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子看的话，他并不感动人。如就是上天的儿子话，他就有能量，他比人强，你钉他也没事，他感动就感动在他也只是个人的儿子！莲子：从他的终极意义上来讲，包括抚慰别人帮助别人也是虚无的。刘年：他看到了虚无，但他不能不做。莲子：他没有很好地去思索他看到了却不能不去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刘年：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可贵之处，称之为人的一种东西。莲子：如果他在虚无中要为自己找出路，为什么不就从这个地方去找呢？刘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出路。他在抚慰别人的时候，也在抚慰自己，无赖之中互相抚慰，才能使我们有一点点不无赖，才能使生命有一点点价值。他是这么认识的，所以他也是这么去做的。摩罗也想从这里找到一种超脱的价值，他一直在寻找。所以他看到有一点点阳光的东西都非常的感动，赶紧把它提炼出来。摩罗的宗教：大地上的悲悯莲子：是的。现在摩罗注意到很多东西，就像那对捡破烂老人收养了几个孩子，他就从中感动，马上就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他说他自己做不到，发现了这种伟大就会感动。刘年：在跟他的交往中，我也常常会被触动。摩罗在家里跟朋友聊天时，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一个垫子，很无辜很无助的样子，象一个小孩似的，说笑着，就好像自己在安慰自己，自己在支撑自己，自己在哄自己玩。看到他的这个样子，我就想，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在为民族忧患，为人类忧伤，还要支撑生命本体的虚无。我联想到卡夫卡的。那个小虫子整天忧心忡忡的，把粮食藏到这儿也不行藏到那儿也不行，就是为了寻找安全感，让人很心碎。从这里我想到摩罗一切的忧患也是在寻找安全感。他的安全感是什么呢？从底线说，就是一种独立，真正像人一样健康地活着。再扩大一点，就是想对人类的生存个体的生命，找到价值。这种价值从思辩上能找到吗？他没找到，包括宗教，他也没有完全进入宗教去找。他以他的方式看到自己的卑微脆弱，从自己看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被害的人害人的人都是这样的，他只好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去帮助别人，抚慰别人。莲子：从摩罗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摩罗是一个很懂事的人。他懂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而现实中人又不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文字好像是从他的鲜血中流出来的。好像他把自己的毛细血管都伸到别人身上了，这血管伸得非常的长、非常的细，伸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流回了他的心，又从他的心里流了出来。他和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毛细血管的循环关系。刘年：有位叫王东成的学者说摩罗的文章有一种宗教感，这种宗教不是教堂里的宗教，而是一种大地上的宗教。莲子：如果可以用宗教这个词语的话，那么摩罗的宗教有他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在于他能细致地体察大地的现状。摩罗就是从这里面成长起来的。这个大地上有什么苦难，好像他就经历什么苦难，这个大地上有什么阳光他就都接受了这样的阳光。刘年：大地的宗教实际上是这样的感觉，先不谈超越，也不谈彼岸，就谈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渺小、卑微是肯定的，被伤害是肯定的，不仅今天被伤害，一生中随时都会被伤害。但这种被伤害的同时要忏悔，被伤害的同时要去悲悯别人。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被伤害的人，能够在忏悔的同时，去悲悯别人，人类也算是得救了。我在摩罗的身上感受到的这种光明温暖是来自于这种忏悔。他实实在在地知道，这种伤害是无止尽的，忏悔是无止尽的：莲子：这是一种宿命的感觉。刘年：我一般给人介绍摩罗文章的话，就介绍《致郭铁成先生的一封信》、《第二次诞生》、《中国人，你如何跳得过文革这一页》这三篇。但是就我个人趣味来讲呢，我最感亲近的是散布在他文章中的一些细节。摩罗在县城教书的时候，回家给父母买香蕉，父母吃了香焦说这是什么东西，怪怪的，不好吃，以后再也不要买这种东西了。后来，他在华东师大上学的时候，给父亲买了皮鞋，父亲说这个鞋子不舒服，以后再也不要花这冤枉钱。后来在家境好一点的时候，弟弟妹妹买回的香蕉，父母吃得特别香，特别爱吃。父亲对那皮鞋其实也很喜欢，但父亲还对摩罗的妹妹说，不能告诉你哥哥我们喜欢，免得他以后再买，他上学很艰难。这种人世间细腻的亲情，这种体贴都被摩罗捕捉到了。还有一个细节，是他在华东师大上学的时候，学校给的补贴很低，好像是每月一百多元钱。这很难生活，摩罗就想联名写信要求涨钱。后来他放假回家，路过景德镇，看到姨妈全家都下岗了，生活十分艰难。他就想到如果涨钱，那钱肯定不会从其他地方出，只能从姨妈这样的社会最底层出，那底层人的生活就更艰难了，所以他就把联名写信的愿望给打消了。还有他描写的那个，写他过一个门坎，特别慢地迈过步来的那个细节也特别感动我。摩罗有了对于这种小事情的体验和把握，他讲出来的任何道理你都不觉得空洞，你都觉得是由心而发出来的。就是那种大地上的宗教，很多的毛细血管。这种细节的把握在中国作家中很少的，这完全是真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人在说话。这么真实的心灵一旦产生力量，那就是真实的力量。莲子：摩罗遇到许多坎坷还能创作还能生活下去，我想这种关怀对他滋养挺多的。欢喜：摩罗因幸福而哭泣刘年：我也经常见摩罗给别的作家写一些感受，比如给王开岭写的评论，他被一个年轻人，很有生命力的年轻作家感动了；前段时间谈新疆的刘亮程的时候，那种非常由衷的赞美，真的很动人。摩罗谈这些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就没去想，如果把别人推得太高，我的位置是什么。摩罗丝毫不考虑这个问题，很天真的，完全投入这种境界，完全想把别人推出来。实际上摩罗推荐的作家我也看过，我个人的感觉，从精神含量上摩罗应该是比他们更重的。也许别人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更能深入内心的还是他本人的东西。但摩罗很天真的那种感觉也非常好，他完全被感染了，完全就进入了别人的心灵。莲子：所以摩罗写出了。这本书里透出的气息，可以嗅出摩罗在精神上从虚无当中有所进展，他不再是那么绝望了，他在发现幸福，他有了发现的喜悦感，他认为可以从内心深处，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美寻找爱。这书的名字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久没有幸福的人突然感觉到了幸福，哭了起来，就像一块冰，来到了阳光之下，正在融化，给人一种泪汪汪的暖融融的感觉。刘年：这本书的第一辑就叫。莲子：他似乎从那种底线上破土而出了。在那篇里，他说，我捧着那首海子的诗，在心里反复地念叨首，幸福，幸福：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真得让人很振奋，他就那么率真地喊着，没有人不为这种喜悦而感动。刘年：摩罗实际上一直奔着这个方向走的，他的途径也是很真实的，他的忏悔，他的批判，他的反抗，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找幸福，寻找真的爱。莲子：他睁开了一双发现爱发现幸福的眼睛。一位在餐桌上给女儿不断夹菜的男人，让他感到是最有爱最温柔的男人：-刘年：最初摩罗的状态是咀嚼耻辱的状态，第二个状态是由个人咀嚼耻辱而担当人类苦难的状态，这给他带来的是荒寒和冷硬，他由此走出了一步。我们刚才说了他人世界的苦难和精神上的虚无都很重，这个时候，以卑微的个体互相抚慰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寻找爱还有一种被动的感觉，他表现得更有悲剧色彩，更有力量，那是绝望的爱。而现在从绝望中生出有希望的爱，这是一种由被动对主动的转变。在他说，平静和朴素，从容和慈爱，悲悯和抚慰，不仅应该成为诗人瞬间的体验，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成为我们的眼神和表情，成为我们的手势和声音。莲子：在生活中他是这样要求的，在文学上他以更加宽容的：一个人一旦学习发现爱的时候，一旦爱的时候，他就变得宽容起来了，在这本书里说，应该以悲悯之心怜恤、以光明照耀、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他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刘年：摩罗言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他妥协了，这不是变成一种假乐观，好像看不见黑暗了。他在这种包容中，完全承认黑暗与邪恶的存在，他对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掉过身去，而是更加正视它。只是他正视的眼光不那么苛毒了，不那么对立了，他渐渐尝试着用慈爱包裹它了。他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我觉得这是摩罗的成长，也是中国文人所看到的一种希望。对于从鲁迅以来，中国具有忧患意识的、沉于忧患不能自拔的文人病，摩罗启示了摆脱这种病的一种可能性。莲子：从摩罗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人艺术家正在从对立和对抗当中破掉自己，从忧怨和愤怒之中解放自己，面对未来，面对具有爱具有希望的心灵的未来。心灵的未来，只能是更加的包容和搏大。摩罗在中为自己没有幸福的感觉而羞愧。为什么摩罗以前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呢？说他很敏感，但他以前为什么会对幸福如此麻木？我想因为一直在怨，在向外投射的时候，没有用这颗眼睛和心力去发觉这种幸福和美。当他经历过种种挣扎之后，发现爱和幸福成了他最有前景的出路。刘年：鲁迅在临死的时候说，一个也不宽恕。所以鲁迅最后的状态，还是在批判中战斗的状态。而摩罗进入了另一种姿态，那就是他寻找美和寻找爱的姿态，摩罗正在迈上超越鲁迅的一步。但并不是说，摩罗已经得到幸福了，已经感到美好了，他在渴望着更加打开心灵，更主动更有力量地去关爱社会，关爱人生。摩罗谈到耶稣和释迦牟尼是两个非常绝望的人，对人类绝望的人，因为绝望而产生最大的悲悯，他们制造出一个神，制造出一个佛来安慰众生。他认为佛神都是人类的产物，人类想找个东西来拯救自己，因为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摩罗的这种设定，还是认为虚无是绝对的，人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忘却虚无，掩盖虚无，跟虚无对抗，包括文化、爱、宗教都是对抗虚无。他把释迦牟尼佛和耶稣都认为是悲剧英雄。如果摩罗的设定是真的，那他们确实是悲剧英雄，就像西西弗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实际上，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他们确实是超越了人的虚无呢？他们真的发觉了终极意义呢？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从这种角度讲，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探索这个问题，不要把以前的设定作为唯一的设定。莲子：你说摩罗，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才有可能得到幸福？怎样才能站在坚实的幸福基地上？刘年：我觉得把心灵最大限度地开放，接近一些更伟大的心灵，比如说，真正去体会耶稣、释迦牟尼、甘地的心灵世界和精神意义。耶稣和佛陀离我们比较远了，能不能对甘地想得更仔细一些，能把甘地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吗？如果甘地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挣扎中进行非暴力不合作，那甘地也是悲剧英雄。可是甘地不是这样的，他很坦然，很从容，他很幸福地很有把握地做着这件事情。包括他被枪杀的时候，都是很有把握的。如果摩罗在欣赏这些人的时候，能够更加进入他们的内心，也许会洞见另一种风景。

版权页责任者题：周渔编著。

本书是作者的哲学论文集，体现了他作为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新特质，他对生活理念的解释与分析告诉读者他内心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