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智慧的人一定是具有理性力量的人，她不会让自己的感性和本能漫无边际地泛滥，她会懂得节制。所有喜爱洁尘的人都会发现她的文字近来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表达上都越来越朴素了，朴素得会让一些过去的“粉丝”们不适应，觉得文字没有以前艳丽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华丽转身”的变化，却正是体现了她的成长和练达。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会减去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人吧。而我，也被别人减去。这非常公平，也真是轻松。很多的存在是不需要留痕迹的，更不需要重温的。在的，一直都会在；留不住的，注定会过去的，那就让它完全不留证据地消失吧。我想，这一点影响我怀旧，一点不影响。

当年，执政府门前的那阵阵枪响，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都震撼了。鲁迅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写作，愤然写道：“实弹打出的是青年的血”，“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他把这一日称作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且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而亲历了这场大屠杀，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则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奋笔写下了《段政府大屠杀记》，要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先生的课就是这么好听，怨不得人多。我们必修的只有三十几个，一百多人的教室却总是站了满满的人。外面的阳光正好，每个星期三的上午在美丽的阳光里听先生的课，真是幸福。最喜欢先生念文章给我们听。这个时候就可以轻松甚至慵懒地听先生念，出了神，或者小小地就溜了号，看见阳光很欣喜地舞蹈。——北大“新青年”网站文《祝先生早日康复》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对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正是我的终生最大追求。我确实经常尖锐地批评北大，也不想否认对今日的北大的深刻的失望，我也因此被北大的某些人所厌恶，但真正懂得我对北大刻骨铭心的爱，并且支持我的，也是北大人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圣地。我想写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或许能构成一个体系。完成这样的工作，我的年龄大概是有一点优势的：比起年轻的朋友，我已步入老年，却有了他们所没有的阅历与体验：在老年社群中，我还是一个“小弟弟”，因此尚有精力作一点研究工作。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

二零零三年在教育部办的一个培训班上初识黄帅。开始跟她聊天时爱往民族、历史、社会这些大话题上扯，想当然地认为共和国历史上的那个强悍的“小学生”从政治风雨中一路走来，脑子里装的应该是这些东西。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一帮同学的联系多了起来，很快忘掉了“黄帅”曾经是一个符号。记忆中那个不真实的“小学生”消失了，“黄帅”两个字现在代表着一位未语先笑、感觉纤细的朋友，有同学给了她十六字的点评：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在朋友眼里，黄帅有她很"帅"的一面。比如她长得高挑儿，气质优雅、谦和，还能写一手秀丽动人的好字，常常让大家感慨称道：真够帅的！可是她也有着很不“帅”的地方，比如善良温柔得时而没了主见，常常把拖得很长很长的“是——吗”挂在嘴边。黄帅的笑是她的第一张名片。爱笑的女子一般是天性活泼开朗、涉世不深而胸无城府的人。她的经历不该让她属于此列。可她就是爱笑，并且会对她的周围有所感染。这是作者在亲历“小学生日记”事件三十年之后的首度系统亮相。“东渡扶桑”、“母爱呢喃”、“友情一札”三辑，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平和将作者在风雨沧桑后的生活片断与心路点滴呢喃道出。面对历史的大背景所要我们承载的磨难与坎坷，面对生活的小细微所要我们承受的挫折与失落，面对岁月的风霜雨雪所赋予我们的悲伤与欢笑，面对生命的奇迹所赐予我们的深情与炽爱。“心语”会为你带来真情与诗意的感动。

“后李敖时代”，是一个解构、破碎的时代，是一个顾左右而言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会忘记了“文字李敖”，沉浸在“后李敖”的“影像时代”外此不疲。我们谈李敖不再是放在某一个文学谱系，而是像关注娱乐明星一样关注李敖。和其他幽默不同，李敖的幽默不是隐匿的，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自学地让受众意识到“我要幽默了”的人。他通过夸张、变形，甚至是自毁形象，把受众带入自己预设的幽默情境。他追求的是幽默的戏剧化、表演性。李敖继承一个伟大的传统，那是由鲁讯、周作人、胡适、林语堂、陈独秀等所开创的文学启蒙传统。同时李敖又在开创着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李敖正在改写着现代作家的生存和写作方式。

一次对信仰的痛苦追问，对终极的思考，对彼岸的探寻。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阵阵清醒的飓风。如一枚大旗一样地扫过，在心灵久已干涸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背影。这个青年作家就是摩罗。——《文化月刊》记者　刘如潮这是一个信仰失落和信仰重建的时代。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目前都面临着一个意识形态重建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彭亚非这些年来，摩罗虽然在不断变化着，但他有一个东西一直保持得挺好，就是这种很孤愤、很自由、很民间的状态。在社会与文坛都越来越世俗的情况下，这种状态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种状态。——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白烨对中国人没有信仰问题的思考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们，因为没有信仰，我们内心毫无愧疚地对同胞举起屠刀，没有信仰，几乎没有了内在道德的约束而为所欲为。摩罗从对历史、文学和现实生活现象的阐释，发现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灾难：缺少对罪恶的恐惧。人与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但我们一连在犯着对他人，对万物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中国人一直很少思考，现在摩罗先生走出了探索的历程并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声音。凭借此书能引起读者的反思。

亲爱的宝宝，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你感觉到风时，风才在吹；你把宇宙放在你的心里，宇宙才存在。康熙终于来了。这是，蔡康永在节目搭档小S怀孕期间，以和小S未出生的宝宝聊天的语气写作并结集出版的随笔集。篇篇短小精湛，充满着智慧与禅机，早已超越了对特定人和物的看法，而上升到了对人生的感悟。蔡康永对生活的态度，有时轻松有时庄重；蔡康永看见的世界，有时荒谬有时缤纷。透过蔡康永最深情最温柔的文字，你将发现，原来人生是这么精彩好玩的！挑战呆子的人生观，找到自己人生的真精彩。这本书，最适合对这世界仍有好奇心的“不乖模范生”看。因为一个我很爱的女生，所以写下了这本书！如果有人坚持要为你解说人生，宝宝，你听听就好，不要太当真。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你感觉到风时，风才在吹；你把宇宙放在你的心里，宇宙才存在。宝宝啊，这本因为你而写的书，常常出现问号，原因很简单：我不确定的事很多，何况我也不想确定那些事。我只是比你早到而已，我也会比你早走。我趁着比你早到的这些时间，提醒你一些人生不宜错过的事，以及另一些，最好是错过的事。因为和你说话，我才有机会常常回想我最初的状态，你让我记起了许多我已经忘记很久的事啊，亲爱的宝宝。：蔡康永关于作者：蔡康永觉得所有宝宝都和他无关，又觉得所有宝宝都和他有关。蔡康永小时候的事，可参考《有一天啊，宝宝……》。求学的事，可参考《LA流浪记》。交朋友的事，可参考《那些男孩教我的事》。蔡康永从20世纪到21世纪，渐渐花越来越多时间在电视节目上，电视上的他到底能有多少灵魂，是他很爱嘀咕的事。蔡康永，抵达地点是台北，离开地点还不知道。

本书是木心继《哥伦比亚的倒影》后重磅出击的一部新作，辑录了木心散文46篇。在本书中，读者可以一如既往地体会木心先生行文“丰沛而娴熟”的技巧，他“善用汉赋般的奇字”以及“在别人说不下去的地方说出别开生面”的话的特色。木心的作品绝少重复自己，用字非常讲究，标点也讲究。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经这一次修订，被删去了原来繁体字版《福气》一小节。书中的各篇标题都是两个字的，如《剑柄》、《我友》、《王者》、《缀之》、《邪念》、《卒岁》等等———奇思妙想，终篇不绝。2006年初，木心这个名字开始开始为大陆的广大读者所知晓。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大卖特卖，一个月内就曾加印三次，洛阳为之纸贵。在时隔半年后，木心再度携两部重磅作品冲击大陆图书市场，其中一部就是《琼美卡随想录》。木心的作品颇具争议。喜欢的很喜欢，像上海作家陈村说的，“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贬低的则一贬到底，说他矫揉造作，语言太过雕琢。两极的意见反馈使木心的作品看上去充满了魅力。这本书辑录了木心散文46篇，为了书的出版，木心做了大量“减法”，把书里所有关于“我”的解释性语句全都删去，保持了含而不露的一惯风格。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介绍：木心用字非常讲究，标点也讲究。奇思妙想，终篇不绝，细节里藏着生活。行文“丰沛而娴熟”，“善用汉赋般的奇字”，“在别人说不下去的地方说出别开生面”。

2003年11月11日，第一份《新京报》携带着油墨的香气出现在众多北京市民的手中。当时，我担任这份注定辉煌的报纸的文化副刊部主笔，主要任务是搜寻志同道合的社会贤达人士充任我们的专栏作者。 创刊之始，《新京报》的总编辑以非凡的勇气，认同了两个专栏版的存在，一个是每日专栏，另一个专栏名为“首都”。顾名思义，每日专栏的作者是固定的，每个人每周四篇；而“首都”专栏作者并不固定，邀请的是生活在各个国家首都的作者。述说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展示的是《新京报》的国际化视野。在“首都”的作者中，惟一每天出现的就是胡续冬了，这个勤奋的家伙当时在巴西利亚一所大学任教，杏坛操作之余每天为《新京报》舞文弄墨，其“桑巴故里”专栏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直到他从巴西利亚大学回到北大……人回来了，但其专栏在读者中认同度之高让我们无法舍弃他的文字，只好将他的专栏名字改成了“浮生胡言”。 如你所知，“浮生胡言”中的“胡”当然有两层意思，概括起来就是“ 一个姓胡的家伙关于人生的胡说八道”。胡续冬认同这个有些自嘲感的名目，当然缘于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对自己的信心。 媒体上的专栏，虽然都叫专栏，但五花八门，各种文体各种内容都可入内，是典型的大杂烩。胡续冬的文字在良莠不齐的专栏里能够脱颖而出，受到大面积的欢迎——我一度停了他三个月，收到广泛的骂声——当然有其道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因为他非凡的洞察力。 从本书内容来看，胡续冬写的都是小事，毫不夸张地说，甚至很少超出家庭朋友生活范围的点点滴滴。从小事入手是很多如他般的学者所不屑为的，这正是胡续冬的可贵之处。所谓见微知著，所谓微言大义，在胡续冬的文字中一览无遗。很多做学问的人皓首穷经，得意于方寸之塔，也是我所景仰的，但参与社会，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话说出来，更显得可贵。 30年前在乡下，看到有人为家家户户安装广播喇叭，发通知，播新闻，念文件，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类似的事情从有人类以来到今天，从今天到将来都是一样的。很多学者洁身自好，固然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但将阵地自动让出，实在让人心有不甘。这些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现在，“浮生胡言”结集出版了，对胡续冬，对《新京报》，对我这个第一任责编，都是一件幸事。胡续冬和我还能经常坐在一起小酌几杯，胡说八道几句，而《新京报》地覆天翻，物是人非，实在让人不胜唏嘘，唉。 本书凸现了一个另类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和当下大众文化进程的趣味性观察，分成“浮生”和“胡言”两个部分，“浮生”部分主要是以作者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进行的杂感、杂议。“胡言”部分主要是作者的大众文化时评和文化随感，有一种独特的“书斋无厘头”效果。

郁钧剑不但在歌坛驰骋近30年，是听众熟悉的艺术家，还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不时有散文、诗歌、书画作品问世，曾在许多报刊开辟专栏，以清新隽永的散文言情、叙事、咏物、忆往，其中对许多文艺家的描绘，有情有趣、情节动人，颇得读者的好评。本书收有郁钧剑10年来的各类散文。在他的笔下，文坛宿将、艺坛名流，都被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在一件件生活小事中可以显露出他们的真性情；作者对少小时的细腻回忆，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波澜、岁月的流转、环境的巨变和人生在动荡中积淀下来的一份深沉的思索。

他的安静里有一种渐行渐远、让人无法留住的绝望，不，不是安静，而是力不从心，像母亲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样，万事都提不起他一点兴致。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将我攥进了它的手心。我也看出莎洛特为鼓动哈里森的兴致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这些。她问我：“给哈里森什么？” 我说：“鲜花。”那是两束或白瓣绿芯儿或绿瓣嫩黄芯儿的小菊花。莎洛特没怎么吃饭，而是一味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刚结束一个故事，又说她看见青年时代的男朋友了，她得过去寒暄几句。在她过去寒暄的时候，哈里森一直注意着她的动向。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那其实并不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她不过是在开玩笑。可哈里森还是不时回过头去，对那男人望了又望。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找些轻描淡写的话题：“哈里森，记得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吗？你写到童年在宾夕法尼亚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他说：“我正在整理。”我听出他的勉强。心想，哈里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又说：“你用的还是那台老雷明顿打字机吗？” 这时他才提起一点兴致。“噢，你还记得它……” 接着我就弄巧成拙：“那条老狗还好吗？” 莎洛特说：“去年死了，它生下来就有问题，老跑医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这个话题使哈里森伤感。分别的时候，莎洛特在我脸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深地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们彼此的深吻中作了交流。我不舍地望着他们在风中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名的忧伤，不由得对唐棣说：“希望明年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哈里森。”可心里玄玄地想，可能说不定哪个刹那，我就看不见他了。在母亲过世的那场大难之后，我似乎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死亡的脚步声。没想到十三天后，我的预感果然成真！ 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