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 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本书是 “世纪文学60家”系列之一，“世纪文学60家”丛书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 ”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还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说起刘恒，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刘恒，1954年生，北京人。干过工农兵三业。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因发表风格独特的《狗日的粮食》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引起文坛关注。此后，就发表了《白涡》、《虚证》、《伏羲伏羲》、《教育诗》、《黑的雪》、《逍遥颂》等中长篇小说，已有五卷本《刘恒自选集》问世。他的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伏羲伏羲》、《黑的雪》以及长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尤其后者令他颇为观众所关注，本书选录了他精彩作品的一部分。

阿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文学史家、藏书家。一生著述甚多，涉猎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小说史、民间艺 术研究、文学史料研究等众多领域。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尤其是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阿英全集（附卷）》收辑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及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日记、书信等。这些作品揭示了作家的心路历程，让读者认识到时代变迁对阿英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

“世纪文学60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括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罗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早在五十年代，当宗噗的第一篇小说《红豆》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就以她独有的知识女性的才情和儒雅的气质而赢得人们的倾心。后来，她的创作与她长期居住的古老京城西郊文化区，与那里具有高层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不离不弃的几十年，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以她的丰富学识，以她与知识者甘苦命运的相知，以她诚与雅的艺术追求，使她成为一位出色的知识型作家，尤其是一位文人型的女性作家。 本书收有她的小说和童话数十篇，从中你可以品到这位文人型女作家的绝代风采。

《中国文学概论（彩图本）》既讨论了文学研究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又勾勒出各种文体演进的历史概貌，表现了作者的文学史观，以及研究视角和方法；总体论述与多侧面透视相结合，理论探讨深刻，历史叙述清晰，作品分析精微，文字流畅生动。读者一书在手，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得到一定的了解。《中国文学概论（彩图本）》还精心选配了一百馀幅插图，并在书后对每一幅插图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不仅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学概论（彩图本）》内容，扩展相关知识。《中国文学概论（彩图本）》是一部学术专著，可供古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阅读，也是一部教材，适合各类高等院校使用。

《埂边草》收集的是作者的业余之作，作者生活痕迹和思想火花的记录。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这“琐言碎语”中，倾注着他对教育事业的一往深情和崇尚良好世风的满腔热忱，尤其是他对基础教育所表达的一些真知灼见，很值得一读。

《中国古代文学实用教程（套装上下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行探研、分析、阐述、评价、旨在使学习者通过本书的学习，了解我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发展概况，掌握古代文论的基本知识。本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文论家、代表性文论著作、重要文学理论思想，评价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从而提高自身的文艺美学素养，评论文学作品的能力。

茅盾文学奖系根据茅盾先生遗嘱设立的中国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奖。事实上也是国家的第一文学大奖。从1 982年开奖至今，已评选出6届共27部获奖作品（荣誉奖除外），自首届获奖作品公布以来，围绕茅盾文学奖的褒贬、毁誉就一直众说纷纭。评论家洪治纲先生著文一气提出21个质疑。茅盾文学奖评选是否客观、公正、科学？获奖作品是否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走线？获奖作品是否堪称“最优秀”？……本书的三位学者用他们的视角和思考，填补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空白，与文学爱好者共同聚焦茅盾文学奖。

本书分别写李庄、李庄集、好汉秀、江湖无道、小丫来我家串门、小木、母与子、我们的老师等内容。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发展史上，不论是与南社同时期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还是稍后的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学衡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等等，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创设于我国经济的中心上海或者政治的中心北京等现代大都市。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张公祠，一个带有浓郁的封建性与民间性色彩的地方。它的这种传统与另类，使得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者常常倾向于将它列人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查《辞海-文学分册》可以明显地发现，“南社”是被列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社团与派别的最后一个，似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发展到南社为止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传统的特点，只是在南社以后中国文学才开始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之路。然而问题在于：南社从酝酿到成立到发展与分化，前后绵延好几十年，似乎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相始终，而如果将南社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同时，是不是还并存着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或者说，以往的现代文学视野是不是过于单调与狭隘了些？尽管对南社的这一传统观念的定位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它创社时的地点选择以及它活动时所选取的传统性与民间性的方式，自然是人们将它划入古典文学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初期，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3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1906年吴趼人、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1910年王蕴章、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等等，或主张改良政治，推动民主共和，或强调轻松娱乐，迎合都市读者的要求，都极其强烈地带有了社会重要转型期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新要求与新趣味。但是，虽然南社成员中也有一些改良民主政治的呼声与要求，然而它给人的最集中与最明显的印象是：南社是坚持民族主义的，南社是反对满清王朝的。为什么南社有着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什么南社会如此强烈地要推翻满清王朝？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其实正深深地涉及到南社创社的由来，以及它为什么会以如此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文坛的真实动因。在这里，地缘背景构成了我们观察南社创社的最初也是最为关注的视角。时间要回溯到二百五十年前的明朝末年。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上，我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次由北向南的区域转移。由于魏晋时大量士族南迁，再加上隋朝时沟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江南凭借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得天独厚的平原沃土，迅速成为全国最为富裕的经济中心。到宋朝时，人们从“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些美誉中，便不难体会到江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富裕程度。到了明朝中后期，江南的繁盛更是日甚一日。农桑丰稔，商贾云集，在苏州、杭州、金陵、扬州等地市民阶层大量涌现，有的已经形成了百万人口左右的城市规模。当时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的缫丝技术已经在江南广泛使用。而另一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中，也指出当时苏州、松江一带已经出现了缫丝效率大为提高、工艺极为繁复的“花机”。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那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江南逐渐形成。一种似乎预示着古老的封建帝国就要走到尽头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朝末年已经在江南实实在在地出现了。风流才子唐寅在《阊门即市》中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处绝，四远方百总不同。描述的是明朝苏州阊门一带繁荣的景象。同时代的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指出，当时的苏州、松江一带，“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一些江南名城迅速崛起，“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而“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形成了一个个相当繁盛的著名商业城市。以后来许多南社社员聚集的江苏省吴江县为例，明朝初年只有七个集镇，而到明嘉靖时便发展到了十四个大镇，其中明初只有几百人的典型乡镇“青草地”，到明后期一跃而成了拥有数万人口的丝绸重镇盛泽。表现到文学中，在冯梦龙、凌潆初编纂的“三言二拍”中，留下了许多商业都会与市民阶层的文学场景。尽管明朝末年宦官当权，吏治腐败，遍布江南的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阶层进行了勇猛的斗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层次上表露出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陈腐的封建官僚体系的尖锐冲突，不过，随着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商业城镇的日趋繁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乃至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陈腐的封建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的严重对立与颠覆，都使得我国明朝中后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史学家的叙述之中，人们似乎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中国历史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型，那种有些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曙光，好像就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古国了。然而，到1644年，随着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满清铁蹄踏破中原大地，这缕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便如春梦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P001-003

吕坪先生的《四海行踪》是一本诗、文合集。以诗为多，都是传统诗词。传统诗词是典型的格律诗。它那精严的格津，是对汉字声、音、义巧妙运用的结晶，凝聚着我国历代诗人词客的聪明才智。格津让作品产生了音乐美，读起来琅琅上口，还有力地促进了作品的精练，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因此而深受炎黄子孙喜爱。它虽然在近世不止一次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产物而遭逢厄运，但没有灭亡，成了“打不死的蛇”（新加坡著名华文诗人潘受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即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创作队伍不断壮大，自发组织的社团遍布城乡，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