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所受到的赞扬一样，《最后一幕》一经推出便受到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褒奖。《最后一幕》结构松散。它共有34章，没有传统的开头、高潮和结局，每章与每章、每节与每节、甚至有的每段与每段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不连贯性，似乎每章都能当“第一章”。当然有游龙飞凤般高雅流畅的描写和叙述，但也有另一个极端。

整个三部曲是描写苏联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不仅广泛地描绘了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为那一阶段的伟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而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考验、取得伟大胜利的史实，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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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下面露出一条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①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脸蛋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里①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地分给农民，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的说法——二千亩②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的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巴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巴威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联队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柯利雅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Agathe④，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⑤；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后记：代跋树基：现在我来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丽尼翻译过《贵族之家》，稿子还在手里。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那时都已有了中译本，销路不大，新译稿一时不易找到出路。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我有点着急，可是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些杂事。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我曾经逃往南方，后来又回上海住了一年半，完成我的《激流三部曲》。这时候没有杂事干扰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来翻译屠格涅夫。丽尼他们完成了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失约了。这次在上海我只有功夫把《父与子》的英译本匆匆翻看了一遍，打算下次回来便动手翻译。我坐上太古公司的海轮离开上海码头，我的哥哥李尧林和陆蠡在码头上对着我不停地挥手。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陆蠡身陷日本侵略军牢笼生死不明，我同尧林的联系也从此中断。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当时我手边只有一本苏联版普及本屠格涅夫选集（大本，它还是重庆秦抱朴夫人送我的），还有一本加尔奈特夫人的《父与子》英译本，我主要依靠这个英译本，然后参照普及版原著进行工作。那是在桂林的事，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文生社的宿舍在东门外，我的老友林憾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在东郊租了一处小小的楼房，他分了一间给我。我每天晚上在文生社吃过晚饭回到这里，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这部书翻译还不到一半，林憾庐就因病搬出东郊小屋。我一个人在小屋继续工作一个短时期，也搬回文化生活社宿舍，仍然和林憾庐为邻。林憾庐的病情恶化，他住在宇宙风社。起初他自己开方服药，由家属护理。不久终于倒下，请名医出诊，病不见起色，在旧历大除夕的凌晨离开人世。他的家人忙了一夜，他们的忙碌行动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翻译《父与子》的。这是初稿。紧接着就翻译《处女地》。我手边连加尔奈特夫人的英译本也没有，我是根据一本“万人丛书”版的英译本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找到加尔奈特夫人的译本，还是设法托人从上海家中带出来的。我准备改变生活，四四年五月去贵阳、重庆同萧珊蜜月旅行，在动身之前译好《处女地》。因此桂林撤退，《处女地》译稿并未损失，只是译笔草率，又未根据原著校对，这样才有六、七十年代重译的事。关于《处女地》我以后还要谈到它（在第三卷的代跋上），现在先在这表示歉意，请求读者原谅。《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建国后五三年在上海为平明出版社组稿，我把《父与子》校改一遍交给平明出版，付印前还请一位前辈友人替我通读全书，挑出一些文字不妥的地方。《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以后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我不会再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①和一部分散文诗。我不曾写过论文，因为我写不出，我是通过翻译向他学习的。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最初读耿济之的译本就有很深的印象。我时时注意到家里的长辈们跟我的、跟我们的想法总是不同，总是冲突。我一事一事地思考，把长辈们的讲法和做法跟我们的想法一一对照，我对封建思想的反感已在逐渐形成，我不仅是向《父与子》，也向许多同时代的书，还向教我念英文的表哥濮季云、向许多朋友寻求帮助。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巴金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

内容简介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清水一行一九九二年创作的经济小说，也是他最成功、最畅销的作品。小说描写日本大型企业东京汽车公司和小型企业大成照明器材公司你死我活的竞争。大成公司承包生产汽车零件，参加了东汽协会，成为东汽公司制定对策的关联公司。大成公司总经理茂哉已到退休年龄，双方就下届总经理人选问题发生争执。东汽公司要派自己人接任，茂哉则提出由儿子祥吾继任。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由大成公司的人任了总经理，东汽派来的人当了常务董事。但是，由于茂哉选错了人，被东汽公司利用，结果自己被迫退休，祥吾也离工公司，去了美国。

为满足广大读者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部《茅盾选集》，在选文方面力求选收作者在各个时期所写的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使读者对茅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一个基本的了解，入选作品以本社版《茅盾全集》为依据，注释尽量简明扼要，著名长篇小说《蚀》、《子夜》本社出版单行并不断印行，为节省篇幅，未列入本选集。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长中篇小说，收长篇小说《虹》和中篇小说《路》、《多角关系》；第二卷为短篇小说，共25篇；第三卷为散文，收散文速写62篇，文论6篇。所收作品分类别按写作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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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怒火》通篇可见对于现实、对于国家机器、对于政治秩序的唾弃，习惯于冷嘲热讽的知识分子库佛在小说里扒所有人的裤子（小说里有一段描写公众壮观的脱裤子的场面堪称经典），充满了一种罕见的大无畏的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作家世人皆睡我独醒的自信，这种可爱的自信使作家兀自愤怒着，对一切都发出尖利的嘲弄的冷笑。甚至是对他自己正在利用的历史，作家也通过“山姆大叔”之口贬低了它的尊严，“孩子啊，历史是一堆冷灰，在里面翻搅，你所能得到的只是脏物。”

《去吧，摩西》的主人公是艾萨克·麦卡斯林。他所属的麦卡斯林家族是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几大庄园主家族之一。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个家族的两个支系（白人后裔包括女儿生的“旁系”，以及黑白混血的后裔）几代人的命运的。

世界上现在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侦探小说在出版界的继续蓬勃，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在文学的领域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可能因每一个作者的作品而异，我们自然不大容易立刻做出公平的衡量。但是做一个特殊的风派自成一格的品类（genre），它们能够获得广大的读者们的欣赏和支持，是无疑的。程先生这些作品，有的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字了，有的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只要读过它们的人，就会同意它们今天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读者。若以情节的精采取胜来说，它们的故事绝不亚于今天在各处流行的侦探小说家像Agatha Christie，Dorothy L. Sayer，Josephine Tey，Rex Stout，Ngaio Marsh等人的著作，可是它们的情节却是中 国的，其文笔的明洁流畅，叙事的清楚，分析推理的缜密周致，在同时代的作者里更是不作第二人想。可惜程先生现在逝世已有多年，来不及看到他自己的这些著作的重印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流传，广义地固然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正和世界上爱读推理小说的人能够沆瀣一气，大家共同去追求科学的客观真理，拥护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亲和正义。狭义地来说，现代化的理想，也应该从先有现代化的头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