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我的童年莫斯科——旧宫厩区——最初的回忆——克鲁泡特金家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莫斯科是一个历史发展甚为迟缓的都市，至今城中各处还把在历史的迟缓行程中所遗留的陈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带，有着宽广而寂静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过的低的房屋，看起来很是单调；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是不分昼夜地紧闭着。这一带地方就是商人阶级的隐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严峻、古板，专制的，信奉“旧教”的非国教派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至今还是教会和政府的根据地；宫前一片广大的土地，点缀着几千家店铺和货栈，几百年来这地方就成了热闹的商业区，而且至今依然是横被整个广大帝国的国内贸易的心脏。特威尔街与铁工桥就是几百年来时髦的大商店的两个主要中心；而蒲鲁席加与杜洛哥米洛夫加这两个工匠区至今还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时代那班吵吵闹闹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区自成一个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营各的特殊生活。连那些铁路（当它们开始侵入旧都的时候）也在这古城郊外几个特殊的中心点集结着它们的货栈、工场，以及它们的满载货物的车辆和火车头。在克里姆林宫后面，阿尔巴特与蒲列奇斯顿加两条大街之间有一带像迷宫一般的，又清洁，又静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这个地方至今还依然被称为旧宫厩区。在莫斯科全城内恐怕没有比这旧宫厩区更特别的地方了。距今约五十年以前，旧莫斯科贵族就住家在这一区里，而且就在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们的名字是常见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史上的，然而后来却不得不把地位让给新来者（即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级人等”）而自己引退了。这些先朝贵族看见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挤，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旧宫厩区，有的就隐居在首都附近乡村中风景如画的别墅里。因此他们对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职的那一群“来历不明”的杂族人等，便不由得怀着轻视和暗暗的妒羡。他们在青年时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从事军务的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种缘故，他们不久就辞了职，并不曾得着高官厚爵。那些较为得意的人还在本地方得到一个清闲的，差不多是名誉的位子（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数人就完全告退，过着赋闲的日子。虽然他们一生转徙无定，走遍了俄国的广大地面，但他们总会设法回到旧宫厩区中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他们从前受过洗礼的教堂（而且当他们的父母的葬仪举行时又曾在这里宣读过最后的祈祷）附近销磨他们晚年的岁月。后记：代跋树基：我讲过，我不是翻译家，又不曾精通一种外语，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帮助过我，我愿意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译文的第一卷《我的自传》出版较早，是我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我的影响极大。初版时我写过一篇“代序”，说是写给我的弟弟看的，主要还是谈我自己的感受。这篇“代序”以后编入了散文集《生之忏悔》，就被我从《自传》里抽去，后来各版中都不见“代序”了。《自传》在中国虽然销路不大，可是也有好几种版本。初版由上海启明书店发行，只印了一千册，那是一九三○年的事。后来上海出版合作社在一九三四年又印了一版，作为“插图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的首卷，用的却是启明书店的旧纸型。一九三九年初我在南方“身经百炸”之后，回到上海，在“孤岛”进行小说《秋》的写作。这其间我把一些旧的译文校改一遍，交给相熟的书店重版，这本修改过的《自传》就交给了开明书店，一直发行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本卷中保留了开明版的前记。最近的一个版本则是一九八五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书中增加了一篇“附录”，那是一九六六年俄文本的前言，是B.A.特瓦尔朵夫斯卡娅撰写的，我没有征求三联编辑部的同意，不便转录在本卷中。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翻译的经过。本书是在一九三○年初译成的，大约也就在前一年开始翻译。一九二七年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友人吴克刚正在翻译《自传》。他那间小屋子里一张小圆桌上堆了一大堆从学生练习簿上撕下来的散页，上面写满了字，歪歪斜斜，又不太密。这是初稿，而且只是最后的一部分，旁边还摊开一本法文的《自传》。原来他是从讲西欧的一部分开始的，这里有他熟习的人和故事，如格拉佛，他还带我到郊外去探望过这些老人，他对我说过有疑问可以写信去向老人求教。可是不到三个月，吴克刚又因参加国际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来回到上海，担任劳动大学教授。我和他通信不多，我同老人的联系也就中断了。第二年我也回国，在上海见到吴，我最关心的还是那一堆写满钢笔字的散页（他的初稿）。不用多说我便带走了一个大纸包，另外还有一本法文旧书《我的自传》。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了。一年以后我交了卷，将启明版《自传》送给吴，并感谢他的译稿对我的帮助（我今天还想对他说，“对我的人格发展他有大的帮助”）。他淡淡一笑，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谈这个。但是我一直体会到一部书牢牢系住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友情。《自传》以各种版本问世，一晃就是六十多年。我常常记起过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想念最深的时候，吴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不幸的是我因骨折第二次住院治疗，躺在病床讲话有气无力，几次谈话都没有说出我的意思。我期待着未来，我抱着一个信念——我总会下床的。哪知不到我下床他又离开了大陆。我在病床上讲得少却想得多，除了我的“著作全集”外还有“译文全集”。关于“译文全集”，你知道，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起初答应了你，以后又迟疑起来。我的病使我放弃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翻译，因为我没有精力和能力，也没有时间。现在轮到我来给自己做总结了。改不改？出不出？我自己找不到一个痛快的回答。最后我决定下来并且写了序言的时候，我还因没有找吴克刚校订《自传》而感到遗憾。更不幸的是我的病情逐渐加重，不能作为你的助手参加第二部全集的工作。正在为难的时候，我遇见一位酷爱翻译的朋友，他刚从新华社国际部退下来，不用说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能力，他愿为我校订《自传》，我便拿了一本一九○六年的英国普及版给他。我译《自传》根据的是我那本十二版美国的原著，英国普及本多了一篇著者一九○六年的新序，据说这一版被帝俄政府全部买去，外面流传很少，马宗融大哥有一本当成宝贝不肯借人，却为吴用打字机打了一个复本。我的“跋”就是根据这个复本翻译的。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得到一本英国普及版，我也当作宝贝。这次我把它交给徐成时，只要求他简单地看一遍，可是他工作认真负责，又关心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不仅指出我的错误，并且改正了不少译文不妥的地方。接到他寄来的改订稿，我感到自己的愿望实现了，为了这个，我感谢我这位老友。写完上面的话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十二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巴金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本书前言序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痛，其实我讲真话，总是从自己做起。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的时候，我还可以借用过去积累的那些东西，我说它们是我捡来的武器，我曾经用来战斗了一生。现在全集印成，给我留下的只有编印译文集的工作了。一九九○年我有了编辑译文全集的计划，这年秋天我答应了朋友树基的要求，在全集出齐之后继续合作，完成第二个“全集”。可是八年的编校工作使我疲惫不堪，何况树基又是带病工作，我还听说他把腿架在凳子上看校样，我感到内疚，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出版译文全集的打算，并通知了树基。这其间三联书店编印的译文选集问世了。六年前我为这个选集写的序文好像在谈今天的事情。我当时这样写道：“我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一些前辈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捡来的别人的武器。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也可能重上战场。“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我虽然称它们为‘试译’，我重读它们，还是十分激动，它们仍然打动我的心，即使这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它们也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便是我对自己译文的看法，六年前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它们的确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真话，经过了考验的真话。我要摔掉它们也办不到，连我一九二二年在成都《草堂》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翻译小说《信号》也给人挖了出来。事情总有人来做，或者照别人的意见，或者依我的想法，除非我自己有个计划。我不再迟疑了。我又一次向树基伸出了手。我张开双臂将我用过的武器全收在一起，我打开仓库老老实实让大家看个明白，我究竟有没有宝藏。我就在选集的基础上编印我的译文全集。做法仍然是把一本一本的书稿交给朋友树基，仍然是同样的一句话：“一切拜托你了。”其它，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不用我唠叨了。巴金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片断：红花纪念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这句话是用刺耳的、响亮的大声说出来的。病院的抄写员坐在一张有墨水迹印的桌子前面，在一本破旧的大簿子上登记病人的姓名，他忍不住微微一笑。可是那两个护送病人的年轻人却没有笑容：他们刚刚把疯人从铁路上带到这里，他们同他一块儿过了整整两个昼夜，他们的腿快要站不稳了。在他们到达以前的最后一个车站上，疯人的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他们居然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件给疯人穿的紧衣，又请了几个列车员和一个警察来帮忙，把紧衣给病人穿上。他们就这样把他带到城里，又这样送他到病院来了。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灰色衣服在发病的时候给撕成了破片，现在套上一件领口很低的粗帆布紧衣，贴身地裹住了他的身体；两只长长的袖子给绕到背后绑牢了，使他两只胳膊交叉地紧紧贴在胸口上。他那对睁得圆圆的红肿的眼睛（他整整十天不曾睡觉）冒出来呆滞的、强烈的光芒；神经性的痉挛使他的下嘴唇一直在哆嗦；他一头乱蓬蓬的鬈发像鬃毛似地垂在前额上。他迈着快速的、沉重的脚步，在办公室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走来走去，一面用探询的眼光望那些放文件的旧橱架和漆布面的椅子，偶尔还看看那两个同他一路来的旅伴。“带他到病房去。往右走。”“我知道，知道。我去年跟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过。我们来视察病院。我全知道，要骗我可不容易，”病人说。他向着门掉转身去。看守给他把门打开了；他高高地抬起头迈着同样快速、沉重而坚决的步子，离开了办公室，差不多跑着向右边、向精神病人的病室走去。两个护送他的人差一点赶不上他。“按铃！我没法按。你们绑住了我的手。”看门人打开了门，这一行人进了病院。后记：代跋树基：前几年有人在一九二三年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现我翻译的短篇小说。原来我在那时发表了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我在成都就只译过这一篇作品，是从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中译过来的，至于我在哪里找来这本书，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只记得我表哥当时已经结婚移居乐山。这年我同三哥去上海，坐木船经过乐山。木船靠岸后，我们上岸去看望姑母和表哥。这是礼节性的拜望，我们离船的时间又不能长，姑母问了一些事，三哥答了一些话，就匆匆告辞走了。表哥讲话很少，显得消沉，我觉得他已经背上家庭的包袱了。我说过，我常靠翻译来学习，我翻译迦尔淘的短篇小说《信号》（原译《旗号》），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使我感动。那个怀着满肚子怨气，抱怨“狼不吃狼，人却活生生地吃掉了人”的查道工瓦西里，他受到上级不公正待遇后，带着工具去撬铁轨，被他的同事谢明发现了。这个好心的邻人跑到铁轨那里，从自己的帽子上撕下一块棉布做成一面小旗，又从靴筒里抽出刀来，戳进他的左臂，用他的鲜血染红了小旗，并高举红旗阻止火车的前进。当火车头已经看得见时，他眼前一片黑，红旗也被扔掉，可红旗没落地，另一个人的手抓住了它。火车停住了，人们从车上跳下来，围成一大群。瓦西里埋下头，努力地说：“绑住我，我撬开了一节铁轨。”他的旁边躺着一个在血泊里失去知觉的人。《信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篇译文我没留底稿，后来重译了它，那是解放初期的事。当时师陀替上海出版公司编辑丛书，向我组稿。我译了几个短篇给他，一共出版了三小册，他很欣赏迦尔洵。八十年代我又把它们编成《红花集》，交给三联书店印行。师陀催稿的情景就在眼前。《红花集》出版，他已不在人世。师陀是一位有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讲究文体，一笔不苟，他本来应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可是他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才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小说《历史无情》被腰斩。十年大梦中，又倍受摧残，后来默默地死去，读者几乎忘记了他。最近听说有人要重印他的作品，希望这是事实。师陀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我翻译王尔德童话也是为了学习，不过这是学习做人。我最爱的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冬天来了，快乐王子的塑像“站得高，看得远”，什么地方什么人生活困难，他都看在眼里，他要求在他身上栖息的即将飞往南方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宝贝取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直到身上有值价的东西分散干净，小燕子也冻死在他脚下。王尔德是有名的美文家。他那几篇童话有独特的风格，充满美丽的辞藻。快乐王子心碎而死，又被请进天堂，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我都没有条件学习。因此拖到四二年我才拿起笔碰一碰王尔德的童话。我一个人在去成都的旅途中，身边只带了一本“王尔德”。我在当时发表的《旅途杂记》中写着“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那一年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什么事都怕开头，一开头就会接下去。虽然以后我把书放回书架，但是两个人物一直拴住我。为了巨人和王子，我又把“王尔德”放在身边。一年一年地过去，我感到寂寞痛苦的时候便求助于“王尔德”，译稿在一页一页地增加。几年后，书完成了，我对两个人物的理解加深了。这就是我的学习。我少年时期就喜欢念斯托姆的小说，特别是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二五年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也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文，这本书我去法国时带在身边，却没有想到邮船过印度洋时，我在三等舱甲板上失手把这本书落在海里。我极为懊丧。几年后我在上海友人那里看到一本《迟开的蔷薇》，是日本出版的袖珍本，作为德文自修课本用的，还有日文的解说。我向朋友把书要了来放在外衣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记得一九三三年，我从天津三哥宿舍去北京沈从文家时，《迟开的蔷薇》就放在我的口袋里。所以，我的一篇散文《平津道上》里面引用了德国小说家的文字。四三年我在桂林，从朋友陈占元那里借到斯托姆的《夏天的故事》（德文）拿回家去随意朗诵，有时动笔翻译几段，居然把《蜂湖》（《茵梦湖》）等两篇译完了。后来选出《迟开的蔷薇》等三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桂林发行。我曾写“后记”介绍，我说：“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这是我当时的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想。《在厅子里》这一篇也是从《夏天的故事》里翻译出来的，在友人熊佛西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不曾收入集子。这次来不及修改了，就收在这个集子里面吧。现在谈（六人》，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评论，它仍然是一部艺术作品。当时曾在范泉同志编的《文艺春秋》上连载过。后来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由三联书店重印。关于它，我在“文化生活”初版本上写过一个说明。已经过去五十年，我还想在这里借用一次，就抄在下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唐·璜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他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新的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我在病床上看到的也还是这样。巴金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片断：只是说十九世纪中各门科学（也许要把天文学除外）取得的巨大进步超过任何过去三四个世纪中所达到的，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二千年前古希腊的哲学振兴的光荣时期才能找到另一个这样的时代，人的智力觉醒的时代。而且就连这样一个比较也不恰当，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像现在我们使用的一切工业技术的神奇力量。此种技术的发展终于赋予了人从奴隶的劳役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机会。同时，现代人类受着最近科学的各种发现的刺激，也发生了一种少壮的，大胆的发明精神，而且此等接二连三的发明把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凡古代或中世纪甚或十九世纪初期人们所梦想不到的种种安乐，现代文明人都享受到了。人类开始明白他的生产能力不仅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而且超过他的需要，这是文明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因此，以后再也不必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安乐和精神上进一步的发展而使人类的大部分陷于悲惨与堕落的深渊，如自古至今所行的那样了。人人的安乐是确实能做到的——而且要保证人人安乐，毋须把一种压迫的、堕落的、消灭一切个性的苦役重担压在任何人的肩上；人类终于能够把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正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究竟在现代的文明国家中会不会有社会建设能力、创造力和勇气去利用那人的智力的战利品来谋万人的利益呢？——这是很难预言的。究竟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否有足够的青春活力来担任这样伟大的事业，使之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呢？——我们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科学的复兴已经创造出那生出此种活力所必需的心智的气氛，而且它还把实现这一伟大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给了我们。从古希腊时代直到培根，这种健全的自然哲学始终为人所忽视，直到培根出来把科学研究从长梦中唤醒以后，近代科学才逐渐回复到健全的自然哲学；从此近代科学便造出一种脱离了超自然的假说及形而上学的“观念的神话”两者的宇宙哲学的种种因素，同时这一哲学是如此伟大，如此有诗意，如此富于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此浸染着自由的精神，所以它肯定能够生出新的力量来。人用不着再把他的道德美的理想和在正义的基础的社会的理想穿上迷信的外衣了，他再也不必等待最高智慧来改塑社会了。他能够从自然界获得他的理想，又从对自然界生活的研究中获得实现他的理想所必需的力量。后记：代跋树基：《伦理学》是我最早的译本，但把它编入第十卷也很合适。本书作者到晚年才感觉到建立伦理学的必要，他大半生流亡国外，俄国革命以后回国，住在莫斯科郊外彼得罗夫村，在供应十分困难、参考资料缺乏的条件下，勤勤恳恳地写他感到迫切需要的伦理学。那时他已又老又病，第一卷还没有写完，第二卷才开了个头，就离开了人世。本书还是他的朋友替他整理出版的。然而我们知道，本书作者平日就注意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第一部是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道德规范和它的目标。道德不是一门学问，它是做人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本书作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社会本能发展起来的，构成道德的三个要素，也是三个阶段：第一是休戚相关、互相帮助，这是社会本能；第二是正义和公道，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第三是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就是道德。我也是这样看法。我平时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比维持我们生存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应该把它分散给别人，这就是生命开花。（大意）所以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一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道德不只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奉献不仅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命开花，每棵树都需要雨露滋润，离开了社会，我们都会枯死。有了道德，人生才会开花。这次将它编入全集时，老友成时又认真地代我校订了一遍，我在这里感谢他。巴金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本书前言俄文原本编者列别杰夫序《伦理学》是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科学家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鹅之歌”①。而且它还是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长久的，异常丰富的生涯中所得来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之要略。这也是他的杰作。不幸他未能完成他的著作便死去了，因此依着他的遗志，我便来担任整理《伦理学》的原稿，预备刊行的工作。在本书第一卷付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把这部著作的来历略略告诉读者诸君。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想解决道德的两个根本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人的道德概念从什么地方来？道德命令与其标准的目标是什么？因此他便把他的著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专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发展，第二部说明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与其目的。克鲁泡特金只有时间把第一卷写成，而且就是第一卷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其中有几章只是他的略稿，最后一章本是预备用来讨论斯丁纳、尼采、托尔斯泰、马尔塔求里及其他同时代的优秀的道德学者的伦理学说，也因他的死，来不及写出了。关于《伦理学》的第二卷，克鲁泡特金只留下几篇打算先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草稿和笔记。论文有《原始的伦理》、《正义、道德与宗教》、《伦理学与互助》、《道德的动机及义务意识之起源》等数篇。从1880年起克鲁泡特金便开始研究道德问题，然而他特别致力于此种研究，则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在那时候，文学界中起了道德不必要的呼声，而尼采的无道德论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同时，许多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受了达尔文学说（只是片面的解释，并非达尔文的真意）的影响，也开始认定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就是“生存竞争律”，由于此种假定，他们在无意中竟为哲学的无道德论张目了。克鲁泡特金深觉得这些结论的错误，便决定要从科学的观点来证明自然界并不是无道德的，它也不会把恶的教训给人们；反之，道德乃是社会生活的进化之自然的产物，这所谓社会生活不单指人类的，而且也把其他一切生物的包含在内，就在大多数的动物中间，我们也常常看到道德关系的萌芽。1890年克鲁泡特金在曼彻斯特“恩考茨兄弟会”中讲演《正义与道德》一题，以后没有多久，又在伦敦伦理学会中讲演同样的题目，不过形式扩大了许多。在1891年—1894年间，他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连续的论文，论述动物、野蛮人及文明人中的互助。这些论文以后被修正，印成专书，即是他的名著《互助论》，这部书也就是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个绪论。在1904年与1905年中，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两篇直接讨论道德问题的论文：《现代之论理的需要》与《自然界的道德》。本书的前三章即由这些论文修改而成。约在同时，克鲁泡特金又写了一本法文小册子《无政府主义的道德》①。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唤起人们积极地去参加生活的斗争，他要人们记住：人在孤独中不能产生力量，力量是由于和同胞、和人民、和劳动群众联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他企图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一种社会性与联带性的伦理学。据克鲁泡特金说，人类的进步是绝对不能和社会的生存分开的。生活在社会中，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与动物生出了社会性的本能——互助；这种本能在人类中进步发展，则变为仁慈、同情及爱的感情。这些本能与感情生出了人的道德，即道德的感情、认识和概念之总和。后者在最后形成了一切道德学说的基本规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克鲁泡特金说，这个规则并不是道德的完全表现，不过仅仅是正义、公正的表现而已。最高的道德意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的。克鲁泡特金主张，除互相的感情和正义的概念外，还有一个道德的基本因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度、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互助、公正、自我牺牲——依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说，这是道德的三要素。这些要素虽未具有论理律中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之特征，然而却是人类的伦理学的基础。这所谓人类的伦理学，应视为“人类行为的物理学”。道德哲学家的问题，便是研究此等道德要素的起源及发展，并且证明此等要素和所有其他的本能与感情一样，确为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克鲁泡特金在四十年流亡之后，回到俄国，最初住在彼得格勒，不久因听从医生的劝告迁居莫斯科。但他也不能在莫斯科久留。莫斯科当时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不能不在1918年夏天迁居到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小村落德米特洛夫（距莫斯科六十俄里）去。在那里，克鲁泡特金在几乎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形中过了三年，一直到他的死。住在如此隐僻的小村中，著述《伦理学》，解释道德学说的历史与发展这样的大著作，不用说是非常困难的了。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藏书完全留在伦敦，他的手边仅有很少的参考书，为了核实引用的文句，费了他很多的时间，而且常常妨碍他的工作。克鲁泡特金没有钱买书，仅仅他的友人或相识者有时费了很大力气寄了几本必要的参考书到他的手里。他没有钱雇用一个书记或打字员，因此连这部著作中的机械的工作也要他自己去做，有时一部分竟重抄数次。这样，他的著述的工作自然要大受阻碍了。加以移居到德米特洛夫后，因为饮食不良、营养不足，他的身体逐渐衰弱。因此，在1919年1月21日寄我的信中，他便写道：“我现在拚命地著述《伦理学》，可是我的体力不继了，不得不时时中断我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不方便的情形；例如，他每天晚上不得不在一盏微弱的灯光下长久地继续他的工作，几乎使他成了一个瞎子。①克鲁泡特金以为他的《伦理学》的著述是一桩必要的，革命的事业。在他的最后信札之一，即1920年5月2日的信函中，他说：“我现在又在继续著述我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书了，因为我以为这一著作是绝对必要的。我知道书籍不能创造智力运动，而是智力运动创造书籍。然而我又知道，要说明一种思想，非借助于书籍不可，因为书籍可以把思想的基础表达得完完全全。而且我们要建设一个脱离了宗教，高出于宗教的道德之上的道德的基础……更非有说明的书籍的帮助不可。特别当此人类思想在尼采与康德之间挣扎之际，这种说明更是不可缓地必要的……”①他和我谈话时，他常说：“自然，假若我不是这样年老，我在（目前这一）革命的时期中，决不会忙于写什么关于伦理学的书，我一定去积极地参加新生活的建设。”以一个实在论者和革命家的态度，克鲁泡特金认为伦理学并不是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他在伦理学中最先看出一条具体科学的规则，其目的是鼓舞人类从事实际活动。克鲁泡特金发现就是一般所谓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在道德方面也是不坚定的，他们大多数都缺乏一种指导性的道德原则，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他反复说过，大概正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缘故，俄国革命便证明它无力创造出一种基于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上的新社会制度，而且也不能以革命火焰点燃其他的国家，如法国的大革命及1848年革命的当时那样。因此，这个终日想念着人类幸福的老革命者与叛逆者便想用他的《伦理学》这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公正之信仰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感，不在于利己的，甚至于更高一层的欢乐；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并且和民众在一起为真理和公正而奋斗中得来的”。克鲁泡特金既然否认了道德与宗教及形而上学的关系，他便要把他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是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努力证明只有留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才能找到力量来过真正是道德的生活。在他的《伦理学》中，克鲁泡特金，犹如那位诗人，把他的最后的信息传达给人类：不要带着一颗倦乏的心企图离开这灰色的地球——你的可怜的居处，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和地球一同悸动，要它来困乏你的肉体，来帮助你的同胞们担负那共同的重担。许多人以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定是特别“革命的”或“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学。当有人向他说起这样的话时，他总是答复道，他所要著述的是人类的《伦理学》。（有时他也用“实在论的”《伦理学》这名词）他不承认有什么个别的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只应该有一种，这是为全体人类的。假若有人向他说，在这个阶级对抗的现社会中不能只有一种单一的伦理学，他便会回答说，无论“有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伦理学归根到底总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种学的根基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种根基对于阶级的或集团的道德原则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又指出，不管我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一党派，我们首先总是人，总是构成一般动物种类之一部分的人类，所谓“HomoSapiens”（智人）一类，包括着最文明的欧洲人到野蛮的布须曼人①，最阔气的“有产阶级”到最贫苦的“无产阶级”构成一个逻辑的整体。克鲁泡特金在他对于将来的社会结构的计划中，他想的总是一个个的人——完全扫去了在人类长久的历史生活中我们身上所积起来的社会“等级表”的污垢。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虽不常用“兄弟情谊”②这字眼，但是他的伦理学说可以列在“兄弟情谊”的说教一类。他不喜欢用“兄弟情谊”这字眼，而爱用“休戚相关”这个词。他以为“休戚相关”比较“兄弟情谊”是更为“现实的”。他举例说，兄弟间常有争吵、相仇以至相杀的事情。而且据《圣经》的传说，人种的历史便以兄弟相残为开端。③反之，“休戚相关”这一概念表示着每个人中诸因素之间物理的与有机的关系；在道德关系的世界中，“休戚相关”则以同情、互助、互怜表现出来。“休戚相关”是和自由与公正相和谐的，而“休戚相关”与公正则为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由此克鲁泡特金便构成了他的伦理的公式：“无公正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自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不能解决激动着现代人类的道德问题的全部。（而且问题的全部也是永不能完全解决的，因为每一代新人出世，道德问题的本质虽然保留不变，其面目则会随时代而变更，从而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也只是指出一条道路，提出他解决伦理问题的办法而已。因此本书之作，也只是一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位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对于这燃眉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企图作出一个回答罢了。但极不幸的是，克鲁泡特金来不及以最后的完成的形式写好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便突然死去。因此他所计划来解释自然主义的和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陈述他的伦理的信条的本书第二卷也就无法与我们相见了。克鲁泡特金在其探求伦理学之实在论的基础的工作中，在我们看来好像是道德关系的复杂世界里的一个受着灵感指引的开路人。而对于那些力求达到自由与正义的幸福之岛，但至今还生活在压迫与敌意的世界中，尝尽无路可走的苦味的人，他便是一块坚定的指路碑。他指出了到达新伦理学的道路，到达将来的道德的道路。将来的道德将不容忍那种把整个人类分成“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臣民”的做法；它将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自由的集体的合作的表现。只有那种合作才能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实在的，而非昙花一现的兄弟般的劳动与自由的国土。最后，我还要说几句。在编辑本书的时候，我极力参照我平日和克鲁泡特金本人谈话和讨论时所听到的言语，以及他的遗稿中的“对于处理我的原稿的指示”，和那篇简短的提纲，《告后继者》。在这篇用法文写的《告后继者》中，克鲁泡特金曾有下面的话：“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伦理学》——那么，我请求那些试来完成它的人利用我的笔记。”然而现在出版的本书并未利用这些笔记，因为一则克鲁泡特金的亲属和友人都决定：《伦理学》如果依照著者所遗留下来的形式出版，必然更为重要，更有兴味；二则这些笔记之分类与整理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劳力，结果会使本书之刊行因此延迟。在今后的版本中，凡克鲁泡特金所遗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一切稿件，自然将以各种方式利用。H.列别杰夫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于莫斯科

片断：第一篇觉醒及其结果和姆司德的召唤那一天的事情还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脑里。那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六日。我和朋友费加两人静静地坐在我们的小小住家的后房里，爱玛突然走了进来。她平日惯有的急速而有力的脚步这时候听来是异乎寻常地坚决。我掉头去望她，她眼里的奇特的光辉和她脸上的兴奋的颜色使我大吃一惊。“你们读过没有？”她挥舞着一份半打开的报纸，大声叫起来。“什么事情？”“和姆司德。罢工工人挨了枪。‘品克顿’①杀死了妇人和小孩。”她带了焦急而断续的调子说话。她的话语就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的号叫，她那音乐般的声音里掺杂了一种严肃的苦涩味，这是由绝望的痛楚而起的。我从她的手里拿过报纸来。我读着关于这次激烈的斗争（和姆司德的罢工潮，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是全体工人的开除事件）的如火如荼的记载，我的激动不停地增加着。报纸上详细地揭发了卡内基公司破坏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阴谋。为了这个目的，公司就选了素来异常仇视劳工的福利克做总理。他一面故意和联合会继续着友好的交涉，一面却暗地里作战争的准备：譬如修理和姆司德炼钢厂，筑起一道板墙，上面架着铁丝网，中间留着射击时用的枪洞；又雇了一队“品克顿”匪徒。他在黑夜里偷偷把这群人运进了和姆司德。最后可怕的屠杀就发生了。我把报纸递给费加。爱玛望着我。我们默默地坐着，每个人都沉溺在自己的思索里。我们只偶尔交谈了一两句话，或者一瞥探寻的，含有深意的眼光。后记：后记（面包与自由》的法文本原名LaConquetedupain，出版于一八九二年。在一九○九年就有了幸德秋水的日文译本（《面包略取》，平民社版）。最早的中文节译本刊于二十年前。全译本的出版也是十三年前（1927）的事。我这次重译仍以我的旧译文作根据，不过参照英、法、德文本把它修改了一遍。（我在一九二五年翻译本书时，曾参考过幸德秋水的日译本，后来这书被人借去失落了，现在我手边有的是一九三○年黑色战线社的新译本）。我另外还补译了德文本的序言。法文本的序言也是我新译的，旧译本中用的是震天兄的译文。至于俄文本的两序，在旧译本中有贾维兄的译文，这次我根据（其实只能说参照）小池英三的日译文改译了。我没有见到俄文原文，我恐怕我的译文里一定有错误的地方，只得留待将来的改正。这几篇序文中的注释都是我加上的。《面包略取》这个名称，一般的中国读者都说不易了解。这次改译我便采用俄文译本的题名：《面包与自由》。这个名称是作者自己起的，而法文本的题名倒是作者的友人爱利赛·邵可侣代取的。译者一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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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第一部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①——摘录一个农场主的笔记在一八六八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大约一点钟的光景，有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了一身不整齐的破衣服，走上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楼梯。这个人吃力地啪哒啪哒拖着一双穿破了的胶皮套鞋，慢慢摇摆着他那肥大、粗笨的身子，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在一扇半开着的破旧的门前站住。他并不拉铃，只是大声喘了一口气，便闯进一间窄小、阴暗的穿堂里去了。“涅日达诺夫在家吗？”他提高他那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他不在。我在这儿，进来吧，”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也是相当粗的声音。“是马舒林娜吗？”新来的人再问道。“正是我。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皮敏·奥斯特罗杜莫夫，”这个人答道，便小心地脱下了胶皮套鞋，又把旧外套挂在钉子上，然后走进那间发出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这间屋子里天花板低，又不干净，墙壁漆成了深绿色，整个屋子就只有从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房里全部陈设只有这几样：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正当中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黑呢衫，正在抽纸烟。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握了她的手，也不说一句话，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作声，甚至没有互相望过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沉沉的屋子里一口一口地吐起青色的烟圈来。这两个抽烟的人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面貌一点儿也不像。在他们的并不端正的面貌（两个人都有粗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脸上还有一点儿麻子）上可以看到一种表示正直、坚定和勤劳的东西。“您看见了涅日达诺夫吗？”奥斯特罗杜莫夫末了问道。“看见了。他马上就回来。他拿了几本书上图书馆去了。”后记：代跋树基：现在继续谈有关《处女地》的事情。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兵败投降。四五年底我回到上海，眼前还摇晃着两个人的手，可是尧林三哥已经躺在病床上热度不退，托朋友介绍住进医院，也只活了一个星期。至于生死不明的友人圣泉①，仍然生死不明，我们一直等待他的归来，其实他早已遭日军毒手。我翻看从重庆带来的《处女地》，就不能不想到一个正直善良而有才华的朋友的遭遇，我践了约带着两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回上海，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朋友呢？两部书都由文生社印了出来。《处女地》来不及交给平明出版社重排，主要原因是书中译文不妥处很多，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的杂事又多了起来。但我也不能拿这个“借口”来拖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期下了改译《处女地》的决心。有时我到北京开会也把改译的本子带了去，准备抽空进行“工作”。然而我还是只能“抽空”，因此即使带来带去改得也很少。后来我两次去越南采访，回来又得赶写散文报道，自己对改译的工作完全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感觉到一阵狂风带着大片的乌云迎面吹来，我像罪人似的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揪进了“牛棚”，抄了家，进行游斗甚至电视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还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症，又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话，坚持要看到最后，我终于活了下来，不用说也终于看到“四人帮”受审。萧珊逝世后一年，我的“问题”得到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做翻译工作。这是“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决定的，第二次的处理则是推翻这个“结论”，不用说那是人民的决定了。第一次的决定是由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书记”当面念给我听的，他还讲了“不给工作，参加学习”。我就问：“可以搞点翻译吗？”他说：“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协学习小组会上宣布我参加学习时就多了这么一句：“搞翻译”。我再也不用为时间发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翻译“四旧”①了。我的书房仍旧给封闭着，我便利用那小屋的破书桌安心工作。说是安心，其实也是提心吊胆，工宣队老师傅的话不见得可信，谁能保证他明天不来把稿纸通通搜去？但是我也有一个打算，我的译文现在不会有人出版的，我在书本上改译，然后抄在稿纸上，还可以用复写纸抄写两份送给图书馆。总之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即使丽尼在“文革”后期终于因受尽折磨痛苦地死去，他译的书今天还在读者中间流传。一九七八年，《处女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手稿也送到图书馆了。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片断：拉甫洛夫序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不会不引起西欧的注意。因此在欧洲各国自然有不少关于这问题的著述发刊流布。在此类著述中有的只以叙述事实为目的；有的则较为深入，还想发见这个运动的原因。我并不想提到小说、稗史，以及那些著者努力把虚无党的人物与事实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形式写出，以刺激读者的想象力之叙述，它们都是失实的记载。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类的著述差不多完全没有价值。那般著者，对于他们所记载的事实一点也不清楚，他们的材料只是间接地，甚或间接又间接地得来的，他们一点也不能够证明他们所根据的，而且从其中演绎出他们的观念来的材料是否可靠。他们连俄国的情形和现状也还不曾弄明白，在西欧各国所刊布的俄国消息和关于俄国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而且他们又丝毫不认识，不知道俄国运动之活剧中的重要脚色。因此要指出在外国人所著的论述虚无主义的著作中，有一本能够表明关于这问题全体之一个忠实的观念，或者在其详情之某一点上的一个忠实的观念，也就是十分困难的事了。在这一类的著作中，我甚至不能够指出一本没有重大错误与乖谬之处的书来。然而，不仅此也，便在用俄文刊行的著作中（此类书报算至今日为止，数量并不多，而且差不多是西欧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也不曾含有充分的材料，其理由如下：那些给俄文报纸作文的人，即是说在俄皇之权威下作文的人，为了个人自身之安全起见，不能不在下笔时非常谨慎，一字一句之间都要经过郑重的考虑。因此在著述关于虚无主义的文章的时候，他们便知道，必须把许多关于虚无主义运动本身，以及关于促成虚无主义的俄国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问题轻轻放过不提。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把自己曾认识一两个虚无党的主要领袖之事实瞒得非常之紧，又不得不故意违背真相，装出一个沙皇之忠顺的臣民的样子来描写虚无党的领袖。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我们谁都知道写这个问题的书是非常危险的，偶一不慎，写了几句大意的话，就会得到入狱或流放之刑罚。事实上在俄国出版的论述虚无主义的书大都是出于虚无主义的死敌之笔，著者不是把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可怖的罪恶，便是把它当做一大疯狂病。这一般著者们，处在他们的地位是不能够，而且也不会看出那促成虚无主义发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完全不认得，而且也不知道虚无主义者，除了从检察官的演说辞，和司法报告里得点材料外，就什么也不知道，有的竟连虚无主义者也不曾见过，有的只于审判时在被告席中见过他们一两次。后记：代跋树基：全集出到第八卷，已经接近尾声了。第一部分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司特普尼亚克的名著《地下的俄罗斯），是我年轻时候最喜欢的一部书，我的（断头台上》就是根据它写成的。我最初看到的是宫崎龙介的日文译本。到了巴黎后我才得到一部英译本，那是朋友钟时从美国寄来的。钟时是在旧金山打工的华侨。我在南京时，经一位广东朋友的介绍，开始和他通信。我们之间书信往来直到一九五○年。我们在信上谈话虽然很简单，但感情真挚。一九二八年，我从马赛搭乘法国邮船四等舱回国，还是他送的路费。平时我需要什么书，总是找他帮忙。我收藏的一些绝版书大多是他给我寄来的。我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回国，托人打听，才知道他已远离人世。但是他寄来的书仍在我手边，有的已经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了。三十年代初期，我翻译了《地下的俄罗斯》，交启智书局出版。三七年我又修改了一遍，连书名也改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了一版。这部书描写了十九世纪的俄国青年男女“到民间去”，献身革命。其中有许多动人故事，我至今还不能忘记。《我的生活故事》是意大利工人巴·凡宰地的自传。这个人，我曾经称他为先生。一九二七年，他和朋友沙珂被关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顿监狱里。我初到巴黎的时候，全世界正掀起纠正对两个意大利工人的冤案的运动，要求释放凡宰地和沙珂。报刊上传来了死囚犯的声音：“你们的休戚相关果然会把我们从地狱，从刽子手的手中救出来么？他们果然会把我们送回我们所爱的人们那里么？把我们送回到阳光，到自由的风，到生活，到我们的奋斗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过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回来了，我们决不会像一个忘恩的人、胆小的人回来；如果我们死在电椅上了，我们的感激也要和我们死在一起的。我们的思想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些话揪住我的心，我拿起笔在巴黎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给凡宰地和沙珂写信。凡宰地回了信，并且寄了这本“自传”给我。我当时就把它翻译出来，并且收在《断头台上》里面。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凡宰地和沙珂在波士顿监狱被处以电刑。一九七九年，他们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我为他写过两篇小说《电椅》和《我的眼泪》。《西班牙问题小丛书》（六本），是抗战时期一个朋友替我编印的。这是根据西班牙三年的国内战争期间期刊上发表的作品编译的。当时的刊物已经散失，而这些文章保留着人民争自由、求正义的愿望，纳粹法西斯终于失败了。我想起八年抗战，想起身经百炸的日子。我的眼前一片光明。巴金九六年二月四日

片断：国境之夜人物大野三四郎：土地开垦所的主人假面人：大野的影子大野雪子：大野之妻大野绿子：他们的长女大野次郎：他们的次子大野五郎：他们的三子旅行者夫妇和小孩安利希加：虾夷人①地点北海道，十胜平原的一部分。布景舞台左边有一片平原，被雪盖着。远处有国境边的盖着雪的群山，在那里有几条雪车过后的痕迹在发亮。右边是大野垦地所屋子的内部，屋子的中间和左边有玻璃窗，靠前面的左边有一扇通外面的门。右边也有一道门是通内室的。建筑虽不华丽，却很坚固。玻璃窗子边垂着厚的冰箸，像剑一般。在房子中央有一个大火炉，里边正燃着熊熊的火，一把大铁壶内正盛着沸腾着的水。中间的一扇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椅之旁有一盏大洋灯挂着。三四本帐簿放在桌子上，右边的门旁边立着一个小钱柜。一切都足令人追忆北海道初期的成功者的生活。第一场〔起幕时房中的人都围炉饮葛汤。只有家主坐在桌旁写什么东西。家主的妻子在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葛汤，看她的容貌，好像要比她的真正年纪轻得多。女：〔手里拿着一杯葛汤〕母亲，外面狂风怒吼着！而且一定还下雪呀；窗子上那么多的雪。……母：〔正在预备葛汤，略抬起头来〕呀，如果老是这样下雪，网走线怕又要不通了。我一生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的大雪，虽然我在北海道住了二十年以上，但是像今年这样的大雪还是第一次见到。女：幸好父亲昨天回来了。如果他要在这样的夜晚回来，我们不晓得要怎样不放心哩！后记：代跋树基：这一卷包含七部作品，即四个剧本、一个中篇、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诗集。除四幕剧《夜未央》外，其他三个剧本都是从世界语译过来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是世界语的原著。短篇集《笑》，其中有两篇是从世界语翻译的；《叛逆者之歌》中那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也是从世界语转译的。我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南京开始自学世界语的，这之前在成都我就写过推荐世界语的文章。二八年底我回到上海经朋友索非介绍，参加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在学会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我租到房子为止。那时索非刚刚成家，也要租房子，我们就合租在一起。在宝光里，我住后楼，在楼下客堂工作。索非仍在世学会任干事，晚上到世学会办公，他拉我同去。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到鸿兴坊，在那里只有一个公务员。我批改函授学校学生的作业。作业不多，也容易处理。我高兴的是这里有两个书橱的图书和报刊，都是世界语的。我当时工作不多，有机会读这么多世界语书刊，我很满意。这个时期我看了好些书，写了不少文章。我们星期天下午也去，参加会员活动，交了好些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可是不到三年，“九·一八”事变后，索非搬了家，不再去鸿兴坊。鸿兴坊世学会连同两书橱的珍贵图书不久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从此我渐渐地失去了同那些感情真挚的朋友的联系，我至今还想念他们。我翻译世界语作品，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译出了这四部作品。除《骷髅的跳舞》外，原著都是从鸿兴坊借来的。《骷髅的跳舞》正如“译者序”上所说，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买的。这个世界语译本收了三个短剧，作者秋田雨雀是位世界语者。人类爱的思想，打动了我的心。若干年以后，我在东京遇见了秋田雨雀先生。他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告别酒会，想不到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仍然充满了人类爱的感情；仍然相信春天不会灭亡；仍然相信为全世界所有的喷泉和草原。他的外孙女自杀了，他为青年人组织了“不死鸟”会，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坚持斗争、绝不放弃责任、绝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热情地对日本青年说：“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努力改造今天的社会。”《骷髅的跳舞》这本书在开明书店印了两版，译者署名“一切”，读者不知他是谁，以后也没有重印。其他三部译文：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一九三○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后来交索非印了一本小册，早已绝版。四○年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小文库”，重印了一版。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交给开明出版时，编者要我写一篇介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这本书也已绝版了。只有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还流传至今。这是两个孤儿相遇于集市上在秋天里看见了春天的故事。三十年代曾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心。编这卷书，即使是请朋友轻轻地念一遍，也使我想起许多事情。鸿兴坊毁掉以后，在十年大梦期间，我有机会重温世界语文学。梦醒之后，我还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用在包括世界语运动在内的社会事业上。一九八○年，我受敬爱的亡友胡愈之的鼓励，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我还相信可以为世界语事业做很多事情。瑞典会议的见闻鼓舞了我的信念，同朋友们在一起，我看见前途的光明，我相信世界共同的语言能迅速发展。没想到八二年摔伤骨折，又查出患帕金森氏症，体力日渐衰退，目前已和疾病斗争了十年以上，为世界语尽力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想到朋友们对我的失望，我十分惭愧，编这卷书用的底本，也是根据许善述同志编印的《巴金与世界语》中校订过的译文。许善述同志我没有见过面，只通过几封信。他编这本书，收集译文十分认真。他抱病工作，书印出来时，他却见不到了。校订者是李士俊同志，我感谢他纠正我的错误。我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想说的话很多，不能畅快地写出来，我把这卷书献给世界语运动的朋友，让这短短的一段话，代替我说不尽的感激，向世界语的朋友告别，你们都在我的心中，我祝福你们，世界语的前途无量。巴金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本书前言著者序我的二十年来的孤独的生活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那扇窗户，我的小窗户，开了的时候，我不禁惊讶起来。……我看见无数的窗户将为全人类，全世界而开。他们，人类的一分子们，已开始在战争的深的惨祸中，在监狱的厚厚的墙壁中来打开那些窗户了。他们——身受重伤，精力竭尽……然而眼里却射出灿烂的光辉，因为他们的右手挖出了心给他们的敌人。从每扇窗户里挖出一颗心！从无数的窗户里挖出无数的心！

为满足广大读者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部《茅盾选集》，在选文方面力求选收作者在各个时期所写的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使读者对茅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一个基本的了解，入选作品以本社版《茅盾全集》为依据，注释尽量简明扼要，著名长篇小说《蚀》、《子夜》本社出版单行并不断印行，为节省篇幅，未列入本选集。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长中篇小说，收长篇小说《虹》和中篇小说《路》、《多角关系》；第二卷为短篇小说，共25篇；第三卷为散文，收散文速写62篇，文论6篇。所收作品分类别按写作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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