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红花纪念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这句话是用刺耳的、响亮的大声说出来的。病院的抄写员坐在一张有墨水迹印的桌子前面，在一本破旧的大簿子上登记病人的姓名，他忍不住微微一笑。可是那两个护送病人的年轻人却没有笑容：他们刚刚把疯人从铁路上带到这里，他们同他一块儿过了整整两个昼夜，他们的腿快要站不稳了。在他们到达以前的最后一个车站上，疯人的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他们居然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件给疯人穿的紧衣，又请了几个列车员和一个警察来帮忙，把紧衣给病人穿上。他们就这样把他带到城里，又这样送他到病院来了。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灰色衣服在发病的时候给撕成了破片，现在套上一件领口很低的粗帆布紧衣，贴身地裹住了他的身体；两只长长的袖子给绕到背后绑牢了，使他两只胳膊交叉地紧紧贴在胸口上。他那对睁得圆圆的红肿的眼睛（他整整十天不曾睡觉）冒出来呆滞的、强烈的光芒；神经性的痉挛使他的下嘴唇一直在哆嗦；他一头乱蓬蓬的鬈发像鬃毛似地垂在前额上。他迈着快速的、沉重的脚步，在办公室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走来走去，一面用探询的眼光望那些放文件的旧橱架和漆布面的椅子，偶尔还看看那两个同他一路来的旅伴。“带他到病房去。往右走。”“我知道，知道。我去年跟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过。我们来视察病院。我全知道，要骗我可不容易，”病人说。他向着门掉转身去。看守给他把门打开了；他高高地抬起头迈着同样快速、沉重而坚决的步子，离开了办公室，差不多跑着向右边、向精神病人的病室走去。两个护送他的人差一点赶不上他。“按铃！我没法按。你们绑住了我的手。”看门人打开了门，这一行人进了病院。后记：代跋树基：前几年有人在一九二三年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现我翻译的短篇小说。原来我在那时发表了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我在成都就只译过这一篇作品，是从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中译过来的，至于我在哪里找来这本书，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只记得我表哥当时已经结婚移居乐山。这年我同三哥去上海，坐木船经过乐山。木船靠岸后，我们上岸去看望姑母和表哥。这是礼节性的拜望，我们离船的时间又不能长，姑母问了一些事，三哥答了一些话，就匆匆告辞走了。表哥讲话很少，显得消沉，我觉得他已经背上家庭的包袱了。我说过，我常靠翻译来学习，我翻译迦尔淘的短篇小说《信号》（原译《旗号》），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使我感动。那个怀着满肚子怨气，抱怨“狼不吃狼，人却活生生地吃掉了人”的查道工瓦西里，他受到上级不公正待遇后，带着工具去撬铁轨，被他的同事谢明发现了。这个好心的邻人跑到铁轨那里，从自己的帽子上撕下一块棉布做成一面小旗，又从靴筒里抽出刀来，戳进他的左臂，用他的鲜血染红了小旗，并高举红旗阻止火车的前进。当火车头已经看得见时，他眼前一片黑，红旗也被扔掉，可红旗没落地，另一个人的手抓住了它。火车停住了，人们从车上跳下来，围成一大群。瓦西里埋下头，努力地说：“绑住我，我撬开了一节铁轨。”他的旁边躺着一个在血泊里失去知觉的人。《信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篇译文我没留底稿，后来重译了它，那是解放初期的事。当时师陀替上海出版公司编辑丛书，向我组稿。我译了几个短篇给他，一共出版了三小册，他很欣赏迦尔洵。八十年代我又把它们编成《红花集》，交给三联书店印行。师陀催稿的情景就在眼前。《红花集》出版，他已不在人世。师陀是一位有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讲究文体，一笔不苟，他本来应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可是他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才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小说《历史无情》被腰斩。十年大梦中，又倍受摧残，后来默默地死去，读者几乎忘记了他。最近听说有人要重印他的作品，希望这是事实。师陀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我翻译王尔德童话也是为了学习，不过这是学习做人。我最爱的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冬天来了，快乐王子的塑像“站得高，看得远”，什么地方什么人生活困难，他都看在眼里，他要求在他身上栖息的即将飞往南方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宝贝取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直到身上有值价的东西分散干净，小燕子也冻死在他脚下。王尔德是有名的美文家。他那几篇童话有独特的风格，充满美丽的辞藻。快乐王子心碎而死，又被请进天堂，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我都没有条件学习。因此拖到四二年我才拿起笔碰一碰王尔德的童话。我一个人在去成都的旅途中，身边只带了一本“王尔德”。我在当时发表的《旅途杂记》中写着“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那一年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什么事都怕开头，一开头就会接下去。虽然以后我把书放回书架，但是两个人物一直拴住我。为了巨人和王子，我又把“王尔德”放在身边。一年一年地过去，我感到寂寞痛苦的时候便求助于“王尔德”，译稿在一页一页地增加。几年后，书完成了，我对两个人物的理解加深了。这就是我的学习。我少年时期就喜欢念斯托姆的小说，特别是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二五年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也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文，这本书我去法国时带在身边，却没有想到邮船过印度洋时，我在三等舱甲板上失手把这本书落在海里。我极为懊丧。几年后我在上海友人那里看到一本《迟开的蔷薇》，是日本出版的袖珍本，作为德文自修课本用的，还有日文的解说。我向朋友把书要了来放在外衣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记得一九三三年，我从天津三哥宿舍去北京沈从文家时，《迟开的蔷薇》就放在我的口袋里。所以，我的一篇散文《平津道上》里面引用了德国小说家的文字。四三年我在桂林，从朋友陈占元那里借到斯托姆的《夏天的故事》（德文）拿回家去随意朗诵，有时动笔翻译几段，居然把《蜂湖》（《茵梦湖》）等两篇译完了。后来选出《迟开的蔷薇》等三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桂林发行。我曾写“后记”介绍，我说：“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这是我当时的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想。《在厅子里》这一篇也是从《夏天的故事》里翻译出来的，在友人熊佛西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不曾收入集子。这次来不及修改了，就收在这个集子里面吧。现在谈（六人》，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评论，它仍然是一部艺术作品。当时曾在范泉同志编的《文艺春秋》上连载过。后来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由三联书店重印。关于它，我在“文化生活”初版本上写过一个说明。已经过去五十年，我还想在这里借用一次，就抄在下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唐·璜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他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新的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我在病床上看到的也还是这样。巴金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本书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所受到的赞扬一样，《最后一幕》一经推出便受到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褒奖。《最后一幕》结构松散。它共有34章，没有传统的开头、高潮和结局，每章与每章、每节与每节、甚至有的每段与每段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不连贯性，似乎每章都能当“第一章”。当然有游龙飞凤般高雅流畅的描写和叙述，但也有另一个极端。

《中国古典文学辞典》系统地介绍了历代主要作家和作品，以及有关文体、作法、流派、词牌、曲牌和各类文学作品中习见的人物形象等内容。

整个三部曲是描写苏联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不仅广泛地描绘了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为那一阶段的伟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而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考验、取得伟大胜利的史实，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过程。

片断：《草原故事》小引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①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登堡②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神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神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巴金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后记：代跋树基：这一卷主要收了高尔基的早期作品。重读这些短篇，我又想起一些往事，我更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表哥濮季云。我还记得，我在赠给端端的全集的扉叶上写过一段话：“我就看见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小小房间里一张方桌旁，一盏清油灯下，两个年轻人摊开一本（缩本）《大卫·考伯菲尔》。他不单是我的英语的启蒙老师，他还让我懂得许多事情……”我最初读到的高尔基小说的英文译本，也是他介绍给我的。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函购了《草原故事》的英译本，他让我带到上海。这本小书，跟着我到过法国，后来又跟着我回到上海。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我摊开搞纸，开始翻译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东方杂志社的朋友向我索稿，我陆续把译文交给他们发表。后来我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根据英译本原文，内容如下：《马加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英译本是意译的，删掉了不少段落，其中《不能死的人》只是《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连“丹柯的心”也没有了。这本小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接受。在经历了五家书店之后，我终于下决心重译，恢复原著的面貌。那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草原集》。我还记得，一九五○年秋我带着清样到福州路开明编辑部找周予同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史学家，那时兼管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首批抛出来，作为“靶子”，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开明书店不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草原集》停印。后来中青社出版《高尔基选集》，采用了我的这几篇译文，并要我翻译《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组稿，我在开会之余又翻译了高尔基的另外几篇小说，完成了这本《〈草原故事〉及其他》。老实说，我还不能直接翻译高尔基的原著，要靠英译本作参考。我每翻一篇总要修改几次，只能说我写出了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完全表达高尔基的原意。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现在说到《文学写照》。当初平明出版社要稿件，我为他们翻译了《回忆契诃夫》，接着又翻译了《回忆托尔斯泰》。两本书都是从法译本转译的。后来借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英译本《文学写照》，我便翻译了全文。《文学写照》不是我自己编辑的，因此只有一个“出版说明”，这次我把它删去了。关于这一部分，我只想说，高尔基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托尔斯泰家庭的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热门的话题，各有各的说法，两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大地主，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这个家上。她崇拜托尔斯泰，她曾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不满意这种贵族生活，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却下不了决心。托尔斯泰不是软弱的人，但身上充满了矛盾，据说他晚年离家出走时留给夫人的那封信，已锁在抽屉里长达二十五年。托尔斯泰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是想做到言行一致。他甚至认为艺术创造是“罪恶”，他想离开艺术，只是为了资助他的信徒“灵魂的战士”移居加拿大，他才继续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三大杰作之一。托尔斯泰放弃版权，他的夫人却不得不出版他的著作以维持家用。我读过一篇文章，叙述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说他们开饭的时候，托尔斯泰一坐上桌子，就皱起眉头，他的夫人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菜不好？托尔斯泰苦笑着回答：菜太好了。托尔斯泰还发现，他的夫人偷看他的日记，其实她只是为了想了解他，以便更好地照顾他。她还想保护托尔斯泰，免受他那些狂热的“弟子们”的操纵和歪曲。而事实上，她越是想理解他，却越是难以理解他，他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帮助下离家出走，病死在火车站上。托尔斯泰夫人受到很大打击，整个人都改变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对亚历山德拉说：“我爱他，整整爱了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同意高尔基的看法：“她也是他的亲密的、忠实的、而且我相信还是唯一的朋友。”最后再转回到我的表哥濮季云身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三十五年前。他是以公务员的身份从都江堰退休回来，我和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喝茶谈天。我以为他可以平静安详地度过晚年，谁知道过了几天去看他，他已病倒在床上，床前放着一碗药汤，说是肝火太旺。又过一些时候，我去看他，他已迁居城外，据说患了晚期肺结核。没等我再去看他，他就离开了人世。对于他，我什么话也没有机会说，许多话藏在心里。他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我如今找到自己的道路，却忘记了他。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要我帮他找工作，我没有办到，今天再一次想到往事，我责备自己是一个忘恩的人。现在把这卷书献给他，表示我的内疚。巴金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内容简介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清水一行一九九二年创作的经济小说，也是他最成功、最畅销的作品。小说描写日本大型企业东京汽车公司和小型企业大成照明器材公司你死我活的竞争。大成公司承包生产汽车零件，参加了东汽协会，成为东汽公司制定对策的关联公司。大成公司总经理茂哉已到退休年龄，双方就下届总经理人选问题发生争执。东汽公司要派自己人接任，茂哉则提出由儿子祥吾继任。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由大成公司的人任了总经理，东汽派来的人当了常务董事。但是，由于茂哉选错了人，被东汽公司利用，结果自己被迫退休，祥吾也离工公司，去了美国。

片断：第一章我的保姆和Lagrandearmee①——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①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利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后记：代跋树基：关于赫尔岑的回忆录，我本来有不少的话可说，可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夸夸其谈了。好在我写过两篇后记，最近又找出几位友人的信，它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事情。我自己也许没有想到我完成不了这部书的翻译，一九二八年我第一次读到回忆录的英译本，我充满信心要把这部巨著译出来。一九三六年我开始选译回忆录的片断，我还向鲁迅先生说过，我要全部翻译这部“大书”。一九四○年我在上海翻译了《家庭的戏剧》；“文革”后期我开始翻译回忆录的第一卷，我把它当成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我在散文《一封信》中也表示了做完这件工作的决心。你可以想到当我告诉项星耀同志我无法完成这件工作时我心里是多么难过！项星耀同志当时已经翻译了四卷，他把译稿送给我，支持我翻译出版。我很感激他，但我把他的译稿送还给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现在他的译文已经全部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说的：“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高的理想”。我谢谢他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我和减仲伦同志的友谊同样是建立在赫尔岑回忆录的基础上的。仲伦同志在北大教书，没有见过我，他也是一位赫尔岑的爱好者，他知道我翻译赫尔岑回忆录就主动与我联系，他愿意替我的译文校对。他读过我译的《家庭的戏剧》，曾提出宝贵意见。他为我校阅了第一册的译稿，回忆录的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录》找到了名字。因为这些，我衷心感谢他。我记得，后来我因病住院，他还到华东医院探望过我，他为我不能译完全书感到惋惜。我希望他继续把赫尔岑介绍过来，中国读者需要这类的著作。附录中还收了我给周朴之同志的信。他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册）的责任编辑。他抱病工作，为我的译文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早已离开了我们，最近重读我给他的信的复印件，想到一些事情，抑止不住思念之情。我常说，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为什么我反复讲我要译完全书，因为我担心自己完成不了这件工作。人说我很有毅力、很坚强，其实我很软弱，我写了许多文章，翻译过不少作品，这都是与自己斗争的结果。我也有失败的时候，那就失信于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除了这部书之外，还有纪格念尔的回忆录《俄罗斯的暗夜》、克鲁泡特金的《俄法狱中记》，前者只留下一章《我的幼年》，而后者译好的一章也已不知散失在哪里了。这十年来，我经常在回答朋友的书信中抱怨杂事的干扰，我也不断地与杂事斗争，我想抓住有限的时间，可是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许多想做的事情都无法完成了。我没有精力校阅全部译文，这第二个“全集”能够出版，全靠你的支持和帮助，你了解我，我用不着在这里表示感谢了。巴金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本书前言序许多朋友劝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全本，这并不困难，至少头两卷是这样。但是他们说，在《北极星》①上面发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们不统一，偶然地断断续续，时而提前叙说，时而移后描述。我觉得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无法改正。作一点增补，把各个篇章按年代顺序编纂起来，并不是难事；然而d’unjet〔法语：马上，一下子〕要把全书回炉重写，我不想这样做。《往事与随想》并不是连贯地写成的；某些篇章之间相隔好几年。因此书中处处都留下写作时期的时代色彩和各种情绪的痕迹，——我不想抹掉它。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然而把这些外屋、顶楼、厢房合并在一起，它也是统一的，②至少我是这样看法。这些笔记并不是初次的试作。我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动手写过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从维亚特卡①给转移到弗拉基米尔②，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来使我感到苦恼，感到屈辱；我落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就像坐在最后一个驿站里得不到马的人那样。事实上这差不多是“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的最纯洁、最严肃的时期”。③那个时候我虽然寂寞，却心里开朗而幸福，好像小孩们在节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样。每天都有写着小字的书信④到来；我为它们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它们帮助我成长。然而别离折磨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快地度过这无限长的时光——充其量不过四个月⑤……我听从了对我的劝告，开始在空闲时候写下我关于克鲁季次的回忆，关于维亚特卡的回忆。我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以后，过去的事便淹没在现实的世界里了。一八四○年别林斯基读了它们，他喜欢它们，他把两本笔记本刊登在《祖国纪事》⑥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余的一本倘使没有给当作引火材料烧掉的话，现在一定弃置在我们莫斯科住宅里的什么地方。十五年过去了，①“我住在伦敦樱草山附近一个偏僻地方，遥远、浓雾和我自己的心愿把我同全世界隔绝。“在伦敦我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可是没有一个亲近的人。一切来来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从事一种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事业，至少是全民族的事业；我和他们的交谊可以说是没有私人感情的。——岁月过去了，没有谈过一句我想谈的话。“……然而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连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错误②之后开始清醒，恢复元气。我最近几年的生活事迹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怀着恐怖地发现除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真相会随着我的死亡而消灭。“我决心写下来；可是一个回忆唤起了几百个别的回忆；一切旧的、半遗忘了的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梦想，年轻人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大胆，监狱与流放——这些并不曾在心灵中留下半点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样一下子过去了，这一声霹雳使年轻的生命焕发青春而且更加坚强了。”③这一次我写作不是为了赢得时间——我用不着匆忙。我开始写这部新作品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Museum〔英语：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俄国杂志，偶然看见了它们。我找人把它们抄下来，并且重读了一遍。它们激发起来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显地看到在这十五年中间我竟然这么衰老了，这使我开始大为震惊。那个时候我还是以人生和幸福为儿戏，好像幸福就没有止境似的。《一个年轻人的笔记》的调子差异太大了，因此我不能从那里取用任何东西；它们属于青年时期，它们应当保存本来面目。它们的早晨的亮光不适宜于我的黄昏的工作。它们里面有许多真实，但也有许多玩世不恭；此外它们那里还留着海涅①的明显的痕迹，我在维亚特卡曾经入迷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在（往事与随想》里面看得见生活的痕迹，此外就不会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迹。我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人安慰，它是忧郁的，却为理智所谅解——这需要花许多时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几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便把它们抛弃了。后来在今年夏天我向一个青年时期的朋友②重读我最后的稿本，这个时候我才自己认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来……我的作品完成了！很可能我对它的评价过高，很可能这些刚刚显露出来的轮廓里只是为我一个人埋藏了许多东西；可能我读的时候理会到的比我写在纸上的多得多；这里叙述的事情唤起了我的一幕幕的梦景，它好像是难认的字，只有我才有开启它的钥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精灵怎样在字里行间跳动……可能是这样，但这部书并不因此就对我减少价值。对我来说，它多年来一直代替了人们和我失去的东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别的时候了。凡是属于个人的东西都会很快地消失，对于这种消逝只好顺从。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凄凉，也不是淡漠；这是白发的青春，恢复健康的一种形态，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恢复健康的过程。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忍受某些创伤。一个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纪多大，在他身上总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属于个人的一切这个办法恢复了青春。他从而感到了轻松，心胸开阔……有时过分开阔……的确，在毫无个性的共性、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像浮云一样地漂浮在它们之上的未来的形象中间，人有时感到空虚、孤独。但这又怎样呢？人们想保存一切：要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边开放着五月的鲜花！修道士在苦闷的时刻靠着祈祷得到解脱。我们并不祈祷，我们从事写作，写作就是我们的祷告。也许，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不错，在生活里有爱好重复的韵律、爱好反复的曲调的；谁不知道老年多么近似童年？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在生命全盛时期的两头，连同它那用鲜花编成的花冠和用荆棘做成的荆棘冠①，连同它的摇篮和棺材，类似的时代常常重复，而主要点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时期还不曾有过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青年时期毫无个人考虑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样没有个人考虑地从乌云和霞辉里现出来更加光辉，更加宁静。……当我想到我们两人②现在快到五十岁，站在俄国自由语言的第一架印刷机③前面，我觉得我们在麻雀山上少年时期的格留特里④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生活……许许多多生命、不同国家的人民、革命、极其亲爱的人们都在麻雀山和樱草山之间出现、变换、消失了；它们的痕迹几乎已经给事件的无情的旋风扫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变了：太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动，身旁都是外国人……我们再也没有返回祖国的路了……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①的梦想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让《往事与随想》算清个人生活的帐，而且作为个人生活的总目吧。剩下来的思想就用到事业上去；余下来的力量就投到斗争中去。我们的同盟仍然如此……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在我们身旁过去！②

片断：“喂，彼得，还看不见？”问话的是一位年纪不过四十出头的绅士，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天，他穿一件带尘土的外衣，下面露出一条方格纹的裤子，光着头，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①里走出来，站在低台阶上。他正在跟他的听差讲话，那是一个脸蛋滚圆的小伙子，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的柔毛，一对小眼睛没有一点儿眼神。这个听差，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蓝宝石耳环，他的颜色不匀的、擦了油的头发，以及他的文雅的举止——总之，这一切都显出来他这个人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地朝路上望了望，回答道：“老爷，看不见，一点儿也看不见。”“看不见吗？”绅士再问一句。“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一遍。绅士叹了一口气，就在一条小凳上坐下来。我们现在趁绅士弯着腿坐在那儿、带着沉思的样子朝四周望的时候，把他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他的产业就在离这个客店十五里①的地方，这是一片有两百个农奴的上好的田产，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地分给农民，创办了所谓“农庄”以后的说法——二千亩②的田地。他的父亲，一个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役③的将军，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不过人并不坏；这是一个道地的俄国人，他的一生都消磨在军队里面，起初做旅长，后来升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他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职成了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哥哥巴威尔一样，生在俄国南部（我们以后再谈巴威尔的事情），十四岁以前他一直在家里念书，接触的尽是些平庸的家庭教师、不拘礼节却又会奉承的副官和其他的联队的和司令部的军官。他的母亲是柯利雅津家的小姐，出嫁以前闺名叫做Agathe④，可是做了将军夫人以后便改称为阿嘉浮克列亚·库慈敏尼西娜·基尔沙诺娃，完全是所谓“官派十足的将军夫人”一类的女人。她戴的是十分讲究的帽子，穿的是窸窣作响的绸衣，在教堂里总是她抢先走到十字架跟前⑤；她讲起话来声音很高，而且讲个不停，她还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要给他们祝福——总而言之，她过得十分快乐如意。后记：代跋树基：现在我来谈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白天爬山游湖，晚上聚在小小的房间里聊天。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丽尼翻译过《贵族之家》，稿子还在手里。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那时都已有了中译本，销路不大，新译稿一时不易找到出路。我们都主张先把长篇译出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出下去，先出选集，以后还可以出全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我有点着急，可是我还是解决不了那些杂事。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我曾经逃往南方，后来又回上海住了一年半，完成我的《激流三部曲》。这时候没有杂事干扰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时间来翻译屠格涅夫。丽尼他们完成了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失约了。这次在上海我只有功夫把《父与子》的英译本匆匆翻看了一遍，打算下次回来便动手翻译。我坐上太古公司的海轮离开上海码头，我的哥哥李尧林和陆蠡在码头上对着我不停地挥手。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陆蠡身陷日本侵略军牢笼生死不明，我同尧林的联系也从此中断。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当时我手边只有一本苏联版普及本屠格涅夫选集（大本，它还是重庆秦抱朴夫人送我的），还有一本加尔奈特夫人的《父与子》英译本，我主要依靠这个英译本，然后参照普及版原著进行工作。那是在桂林的事，我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文生社的宿舍在东门外，我的老友林憾庐从香港撤退到桂林在东郊租了一处小小的楼房，他分了一间给我。我每天晚上在文生社吃过晚饭回到这里，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这部书翻译还不到一半，林憾庐就因病搬出东郊小屋。我一个人在小屋继续工作一个短时期，也搬回文化生活社宿舍，仍然和林憾庐为邻。林憾庐的病情恶化，他住在宇宙风社。起初他自己开方服药，由家属护理。不久终于倒下，请名医出诊，病不见起色，在旧历大除夕的凌晨离开人世。他的家人忙了一夜，他们的忙碌行动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翻译《父与子》的。这是初稿。紧接着就翻译《处女地》。我手边连加尔奈特夫人的英译本也没有，我是根据一本“万人丛书”版的英译本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找到加尔奈特夫人的译本，还是设法托人从上海家中带出来的。我准备改变生活，四四年五月去贵阳、重庆同萧珊蜜月旅行，在动身之前译好《处女地》。因此桂林撤退，《处女地》译稿并未损失，只是译笔草率，又未根据原著校对，这样才有六、七十年代重译的事。关于《处女地》我以后还要谈到它（在第三卷的代跋上），现在先在这表示歉意，请求读者原谅。《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建国后五三年在上海为平明出版社组稿，我把《父与子》校改一遍交给平明出版，付印前还请一位前辈友人替我通读全书，挑出一些文字不妥的地方。《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以后平明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我不会再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①和一部分散文诗。我不曾写过论文，因为我写不出，我是通过翻译向他学习的。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最初读耿济之的译本就有很深的印象。我时时注意到家里的长辈们跟我的、跟我们的想法总是不同，总是冲突。我一事一事地思考，把长辈们的讲法和做法跟我们的想法一一对照，我对封建思想的反感已在逐渐形成，我不仅是向《父与子》，也向许多同时代的书，还向教我念英文的表哥濮季云、向许多朋友寻求帮助。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巴金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

片断：只是说十九世纪中各门科学（也许要把天文学除外）取得的巨大进步超过任何过去三四个世纪中所达到的，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二千年前古希腊的哲学振兴的光荣时期才能找到另一个这样的时代，人的智力觉醒的时代。而且就连这样一个比较也不恰当，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像现在我们使用的一切工业技术的神奇力量。此种技术的发展终于赋予了人从奴隶的劳役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机会。同时，现代人类受着最近科学的各种发现的刺激，也发生了一种少壮的，大胆的发明精神，而且此等接二连三的发明把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增加到这样一种程度，凡古代或中世纪甚或十九世纪初期人们所梦想不到的种种安乐，现代文明人都享受到了。人类开始明白他的生产能力不仅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而且超过他的需要，这是文明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因此，以后再也不必为了保证少数人的安乐和精神上进一步的发展而使人类的大部分陷于悲惨与堕落的深渊，如自古至今所行的那样了。人人的安乐是确实能做到的——而且要保证人人安乐，毋须把一种压迫的、堕落的、消灭一切个性的苦役重担压在任何人的肩上；人类终于能够把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在正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究竟在现代的文明国家中会不会有社会建设能力、创造力和勇气去利用那人的智力的战利品来谋万人的利益呢？——这是很难预言的。究竟我们的现代文明是否有足够的青春活力来担任这样伟大的事业，使之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呢？——我们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科学的复兴已经创造出那生出此种活力所必需的心智的气氛，而且它还把实现这一伟大任务所必需的知识给了我们。从古希腊时代直到培根，这种健全的自然哲学始终为人所忽视，直到培根出来把科学研究从长梦中唤醒以后，近代科学才逐渐回复到健全的自然哲学；从此近代科学便造出一种脱离了超自然的假说及形而上学的“观念的神话”两者的宇宙哲学的种种因素，同时这一哲学是如此伟大，如此有诗意，如此富于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此浸染着自由的精神，所以它肯定能够生出新的力量来。人用不着再把他的道德美的理想和在正义的基础的社会的理想穿上迷信的外衣了，他再也不必等待最高智慧来改塑社会了。他能够从自然界获得他的理想，又从对自然界生活的研究中获得实现他的理想所必需的力量。后记：代跋树基：《伦理学》是我最早的译本，但把它编入第十卷也很合适。本书作者到晚年才感觉到建立伦理学的必要，他大半生流亡国外，俄国革命以后回国，住在莫斯科郊外彼得罗夫村，在供应十分困难、参考资料缺乏的条件下，勤勤恳恳地写他感到迫切需要的伦理学。那时他已又老又病，第一卷还没有写完，第二卷才开了个头，就离开了人世。本书还是他的朋友替他整理出版的。然而我们知道，本书作者平日就注意道德问题，《伦理学》的第一部是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道德规范和它的目标。道德不是一门学问，它是做人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本书作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社会本能发展起来的，构成道德的三个要素，也是三个阶段：第一是休戚相关、互相帮助，这是社会本能；第二是正义和公道，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第三是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就是道德。我也是这样看法。我平时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有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比维持我们生存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应该把它分散给别人，这就是生命开花。（大意）所以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一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道德不只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奉献不仅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命开花，每棵树都需要雨露滋润，离开了社会，我们都会枯死。有了道德，人生才会开花。这次将它编入全集时，老友成时又认真地代我校订了一遍，我在这里感谢他。巴金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本书前言俄文原本编者列别杰夫序《伦理学》是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科学家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鹅之歌”①。而且它还是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长久的，异常丰富的生涯中所得来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之要略。这也是他的杰作。不幸他未能完成他的著作便死去了，因此依着他的遗志，我便来担任整理《伦理学》的原稿，预备刊行的工作。在本书第一卷付印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把这部著作的来历略略告诉读者诸君。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想解决道德的两个根本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人的道德概念从什么地方来？道德命令与其标准的目标是什么？因此他便把他的著述分成两部分：第一部专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发展，第二部说明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与其目的。克鲁泡特金只有时间把第一卷写成，而且就是第一卷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其中有几章只是他的略稿，最后一章本是预备用来讨论斯丁纳、尼采、托尔斯泰、马尔塔求里及其他同时代的优秀的道德学者的伦理学说，也因他的死，来不及写出了。关于《伦理学》的第二卷，克鲁泡特金只留下几篇打算先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草稿和笔记。论文有《原始的伦理》、《正义、道德与宗教》、《伦理学与互助》、《道德的动机及义务意识之起源》等数篇。从1880年起克鲁泡特金便开始研究道德问题，然而他特别致力于此种研究，则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在那时候，文学界中起了道德不必要的呼声，而尼采的无道德论也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同时，许多科学与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受了达尔文学说（只是片面的解释，并非达尔文的真意）的影响，也开始认定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只有一个——就是“生存竞争律”，由于此种假定，他们在无意中竟为哲学的无道德论张目了。克鲁泡特金深觉得这些结论的错误，便决定要从科学的观点来证明自然界并不是无道德的，它也不会把恶的教训给人们；反之，道德乃是社会生活的进化之自然的产物，这所谓社会生活不单指人类的，而且也把其他一切生物的包含在内，就在大多数的动物中间，我们也常常看到道德关系的萌芽。1890年克鲁泡特金在曼彻斯特“恩考茨兄弟会”中讲演《正义与道德》一题，以后没有多久，又在伦敦伦理学会中讲演同样的题目，不过形式扩大了许多。在1891年—1894年间，他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连续的论文，论述动物、野蛮人及文明人中的互助。这些论文以后被修正，印成专书，即是他的名著《互助论》，这部书也就是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个绪论。在1904年与1905年中，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两篇直接讨论道德问题的论文：《现代之论理的需要》与《自然界的道德》。本书的前三章即由这些论文修改而成。约在同时，克鲁泡特金又写了一本法文小册子《无政府主义的道德》①。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唤起人们积极地去参加生活的斗争，他要人们记住：人在孤独中不能产生力量，力量是由于和同胞、和人民、和劳动群众联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他企图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一种社会性与联带性的伦理学。据克鲁泡特金说，人类的进步是绝对不能和社会的生存分开的。生活在社会中，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与动物生出了社会性的本能——互助；这种本能在人类中进步发展，则变为仁慈、同情及爱的感情。这些本能与感情生出了人的道德，即道德的感情、认识和概念之总和。后者在最后形成了一切道德学说的基本规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克鲁泡特金说，这个规则并不是道德的完全表现，不过仅仅是正义、公正的表现而已。最高的道德意识是不能以此为满足的。克鲁泡特金主张，除互相的感情和正义的概念外，还有一个道德的基本因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度、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互助、公正、自我牺牲——依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说，这是道德的三要素。这些要素虽未具有论理律中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之特征，然而却是人类的伦理学的基础。这所谓人类的伦理学，应视为“人类行为的物理学”。道德哲学家的问题，便是研究此等道德要素的起源及发展，并且证明此等要素和所有其他的本能与感情一样，确为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克鲁泡特金在四十年流亡之后，回到俄国，最初住在彼得格勒，不久因听从医生的劝告迁居莫斯科。但他也不能在莫斯科久留。莫斯科当时困难的生活状况使他不能不在1918年夏天迁居到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小村落德米特洛夫（距莫斯科六十俄里）去。在那里，克鲁泡特金在几乎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形中过了三年，一直到他的死。住在如此隐僻的小村中，著述《伦理学》，解释道德学说的历史与发展这样的大著作，不用说是非常困难的了。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藏书完全留在伦敦，他的手边仅有很少的参考书，为了核实引用的文句，费了他很多的时间，而且常常妨碍他的工作。克鲁泡特金没有钱买书，仅仅他的友人或相识者有时费了很大力气寄了几本必要的参考书到他的手里。他没有钱雇用一个书记或打字员，因此连这部著作中的机械的工作也要他自己去做，有时一部分竟重抄数次。这样，他的著述的工作自然要大受阻碍了。加以移居到德米特洛夫后，因为饮食不良、营养不足，他的身体逐渐衰弱。因此，在1919年1月21日寄我的信中，他便写道：“我现在拚命地著述《伦理学》，可是我的体力不继了，不得不时时中断我的工作。”此外还有许多不方便的情形；例如，他每天晚上不得不在一盏微弱的灯光下长久地继续他的工作，几乎使他成了一个瞎子。①克鲁泡特金以为他的《伦理学》的著述是一桩必要的，革命的事业。在他的最后信札之一，即1920年5月2日的信函中，他说：“我现在又在继续著述我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书了，因为我以为这一著作是绝对必要的。我知道书籍不能创造智力运动，而是智力运动创造书籍。然而我又知道，要说明一种思想，非借助于书籍不可，因为书籍可以把思想的基础表达得完完全全。而且我们要建设一个脱离了宗教，高出于宗教的道德之上的道德的基础……更非有说明的书籍的帮助不可。特别当此人类思想在尼采与康德之间挣扎之际，这种说明更是不可缓地必要的……”①他和我谈话时，他常说：“自然，假若我不是这样年老，我在（目前这一）革命的时期中，决不会忙于写什么关于伦理学的书，我一定去积极地参加新生活的建设。”以一个实在论者和革命家的态度，克鲁泡特金认为伦理学并不是人类行为的抽象科学，他在伦理学中最先看出一条具体科学的规则，其目的是鼓舞人类从事实际活动。克鲁泡特金发现就是一般所谓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在道德方面也是不坚定的，他们大多数都缺乏一种指导性的道德原则，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他反复说过，大概正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的缘故，俄国革命便证明它无力创造出一种基于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上的新社会制度，而且也不能以革命火焰点燃其他的国家，如法国的大革命及1848年革命的当时那样。因此，这个终日想念着人类幸福的老革命者与叛逆者便想用他的《伦理学》这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公正之信仰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感，不在于利己的，甚至于更高一层的欢乐；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并且和民众在一起为真理和公正而奋斗中得来的”。克鲁泡特金既然否认了道德与宗教及形而上学的关系，他便要把他的伦理学建立在纯粹是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且努力证明只有留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才能找到力量来过真正是道德的生活。在他的《伦理学》中，克鲁泡特金，犹如那位诗人，把他的最后的信息传达给人类：不要带着一颗倦乏的心企图离开这灰色的地球——你的可怜的居处，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和地球一同悸动，要它来困乏你的肉体，来帮助你的同胞们担负那共同的重担。许多人以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定是特别“革命的”或“无政府主义的”伦理学。当有人向他说起这样的话时，他总是答复道，他所要著述的是人类的《伦理学》。（有时他也用“实在论的”《伦理学》这名词）他不承认有什么个别的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只应该有一种，这是为全体人类的。假若有人向他说，在这个阶级对抗的现社会中不能只有一种单一的伦理学，他便会回答说，无论“有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伦理学归根到底总是建立在共同的人种学的根基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种根基对于阶级的或集团的道德原则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又指出，不管我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一党派，我们首先总是人，总是构成一般动物种类之一部分的人类，所谓“HomoSapiens”（智人）一类，包括着最文明的欧洲人到野蛮的布须曼人①，最阔气的“有产阶级”到最贫苦的“无产阶级”构成一个逻辑的整体。克鲁泡特金在他对于将来的社会结构的计划中，他想的总是一个个的人——完全扫去了在人类长久的历史生活中我们身上所积起来的社会“等级表”的污垢。克鲁泡特金在本书中虽不常用“兄弟情谊”②这字眼，但是他的伦理学说可以列在“兄弟情谊”的说教一类。他不喜欢用“兄弟情谊”这字眼，而爱用“休戚相关”这个词。他以为“休戚相关”比较“兄弟情谊”是更为“现实的”。他举例说，兄弟间常有争吵、相仇以至相杀的事情。而且据《圣经》的传说，人种的历史便以兄弟相残为开端。③反之，“休戚相关”这一概念表示着每个人中诸因素之间物理的与有机的关系；在道德关系的世界中，“休戚相关”则以同情、互助、互怜表现出来。“休戚相关”是和自由与公正相和谐的，而“休戚相关”与公正则为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由此克鲁泡特金便构成了他的伦理的公式：“无公正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自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不能解决激动着现代人类的道德问题的全部。（而且问题的全部也是永不能完全解决的，因为每一代新人出世，道德问题的本质虽然保留不变，其面目则会随时代而变更，从而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伦理学》中也只是指出一条道路，提出他解决伦理问题的办法而已。因此本书之作，也只是一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位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对于这燃眉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过有道德的生活？”企图作出一个回答罢了。但极不幸的是，克鲁泡特金来不及以最后的完成的形式写好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便突然死去。因此他所计划来解释自然主义的和实在论的伦理学的基础，陈述他的伦理的信条的本书第二卷也就无法与我们相见了。克鲁泡特金在其探求伦理学之实在论的基础的工作中，在我们看来好像是道德关系的复杂世界里的一个受着灵感指引的开路人。而对于那些力求达到自由与正义的幸福之岛，但至今还生活在压迫与敌意的世界中，尝尽无路可走的苦味的人，他便是一块坚定的指路碑。他指出了到达新伦理学的道路，到达将来的道德的道路。将来的道德将不容忍那种把整个人类分成“主人”与“奴隶”、“统治者”与“臣民”的做法；它将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自由的集体的合作的表现。只有那种合作才能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实在的，而非昙花一现的兄弟般的劳动与自由的国土。最后，我还要说几句。在编辑本书的时候，我极力参照我平日和克鲁泡特金本人谈话和讨论时所听到的言语，以及他的遗稿中的“对于处理我的原稿的指示”，和那篇简短的提纲，《告后继者》。在这篇用法文写的《告后继者》中，克鲁泡特金曾有下面的话：“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伦理学》——那么，我请求那些试来完成它的人利用我的笔记。”然而现在出版的本书并未利用这些笔记，因为一则克鲁泡特金的亲属和友人都决定：《伦理学》如果依照著者所遗留下来的形式出版，必然更为重要，更有兴味；二则这些笔记之分类与整理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劳力，结果会使本书之刊行因此延迟。在今后的版本中，凡克鲁泡特金所遗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一切稿件，自然将以各种方式利用。H.列别杰夫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于莫斯科

片断：第一篇觉醒及其结果和姆司德的召唤那一天的事情还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脑里。那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六日。我和朋友费加两人静静地坐在我们的小小住家的后房里，爱玛突然走了进来。她平日惯有的急速而有力的脚步这时候听来是异乎寻常地坚决。我掉头去望她，她眼里的奇特的光辉和她脸上的兴奋的颜色使我大吃一惊。“你们读过没有？”她挥舞着一份半打开的报纸，大声叫起来。“什么事情？”“和姆司德。罢工工人挨了枪。‘品克顿’①杀死了妇人和小孩。”她带了焦急而断续的调子说话。她的话语就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的号叫，她那音乐般的声音里掺杂了一种严肃的苦涩味，这是由绝望的痛楚而起的。我从她的手里拿过报纸来。我读着关于这次激烈的斗争（和姆司德的罢工潮，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是全体工人的开除事件）的如火如荼的记载，我的激动不停地增加着。报纸上详细地揭发了卡内基公司破坏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阴谋。为了这个目的，公司就选了素来异常仇视劳工的福利克做总理。他一面故意和联合会继续着友好的交涉，一面却暗地里作战争的准备：譬如修理和姆司德炼钢厂，筑起一道板墙，上面架着铁丝网，中间留着射击时用的枪洞；又雇了一队“品克顿”匪徒。他在黑夜里偷偷把这群人运进了和姆司德。最后可怕的屠杀就发生了。我把报纸递给费加。爱玛望着我。我们默默地坐着，每个人都沉溺在自己的思索里。我们只偶尔交谈了一两句话，或者一瞥探寻的，含有深意的眼光。后记：后记（面包与自由》的法文本原名LaConquetedupain，出版于一八九二年。在一九○九年就有了幸德秋水的日文译本（《面包略取》，平民社版）。最早的中文节译本刊于二十年前。全译本的出版也是十三年前（1927）的事。我这次重译仍以我的旧译文作根据，不过参照英、法、德文本把它修改了一遍。（我在一九二五年翻译本书时，曾参考过幸德秋水的日译本，后来这书被人借去失落了，现在我手边有的是一九三○年黑色战线社的新译本）。我另外还补译了德文本的序言。法文本的序言也是我新译的，旧译本中用的是震天兄的译文。至于俄文本的两序，在旧译本中有贾维兄的译文，这次我根据（其实只能说参照）小池英三的日译文改译了。我没有见到俄文原文，我恐怕我的译文里一定有错误的地方，只得留待将来的改正。这几篇序文中的注释都是我加上的。《面包略取》这个名称，一般的中国读者都说不易了解。这次改译我便采用俄文译本的题名：《面包与自由》。这个名称是作者自己起的，而法文本的题名倒是作者的友人爱利赛·邵可侣代取的。译者一九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