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以六部长篇小说著称于世，他的中短篇虽然不及他的长篇影响大，但其中也不乏具有世界水平的精品，它们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屠格涅夫创作的个性和风格，集子所选五篇中短篇小说有早期的作品，也有后期的作品，有读者熟悉的作品，也有读者可能较为陌生的作品。从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屠格涅夫对贵族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对俄罗斯少女形象的塑造。 《阿霞》和《初恋》都是通过爱情悲剧来描写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些作品所创作的年代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时期转向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贵族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局限，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经逐渐衰退。屠格涅夫在五十年代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中敏锐地抓住了社会这一重大变化，塑造了许多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即所谓“多余人”的形象。其中如《多余人的日记》（1850），《雅科夫·帕年科夫》（1855），以及著名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阿霞》和《初恋》也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是俄罗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创作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等六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俄国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社会思想的艺术编年史”。与此同时，他还写过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一幅又一幅生动的社会风情画。奉真同志选译的这个集子收入的《木木》、《阿霞》、《初恋》、《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正是作者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屠格涅夫曾经说过：“我们的小说家与其绞尽脑汁，自作聪明地臆造出一批当代英雄，不如择取某一杰出的当代个人，真实地写下他的传记，在这基础上建造艺术大厦。”同长篇小说一样，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大多是运用这种方法创作的。这些小说的题材无一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小说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可以在同时代人中找到原型。其中有作家多年相知的挚友，也有短暂邂逅的陌路人，有的就是作家本人或自己的亲属。比如《木木》中的女地主和哑仆格拉西姆的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和家中的农奴安德烈。《初恋》中的几个角色是以作者的父母亲和自己少年时期爱恋过的少女作为原型的。画家尼基京和萨布洛夫兄妹是引发他创作阿霞兄妹的真实人物。《春潮》中的萨宁有着作家本人的影子。而《草原上的李尔王》则是发生在他母亲庄园附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中《阿霞》、《初恋》、《春潮》这三部悲剧性的爱情题材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的情感经历和体验的相当真实的记录。短篇小说《木木》是屠格涅夫一八五二年写作的。早在一八四七到一八五二年间发表的《猎人笔记》中，作者就用随笔的形式记述了在俄罗斯中部山村、田野打猎时的所见所闻，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农民的悲惨遭遇，发出了对于农奴制的抗议。《木木》堪称是《猎人笔记》的续篇。小说通过讲述发生在莫斯科女地主宅邸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描写了农奴格拉西姆一生悲剧性的命运。小说中的主人公格拉西姆是一个聋哑人。他在农村中长大，本来是个出色的庄稼人，一个人能干四个人的活。后来被太太弄到城里，当了看管院子的人。在这里，他热烈地爱上了洗衣女塔季扬娜。由于专横、任性的女主人突发奇想，随随便便地就把塔季扬娜嫁给了一个游手好闲的酒鬼，格拉西姆感到了深深的痛苦。他在路上拣到了一条小狗。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用在了这个小生命的身上，企图从它那里找到他在人世间无法获得的温暖和慰藉。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木木”来呼唤它，小狗因此而得名。但女主人讨厌木木的吠叫，命令将它处死。格拉西姆被迫亲手淹死了这个与他日夜相随的“伙伴”。而这个一向温顺的大力士也终于不辞而别，离开女主人的宅邸回乡去了。作者通过对自私、残暴的女主人和诚实、善良的聋哑人这两个形象的刻划和他们相互关系的描写，对俄罗斯黑暗的农奴制度进行了无言而激烈的抨击。作者这里并没有直接描写农奴主对于农奴的那种敲骨吸髓的经济上的压榨和凶相毕露的肉体上的摧残，而是着重地揭露了这个罪恶的制度对于劳动者在精神上的压迫、戕害和虐待。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聋哑奴仆格拉西姆这个人物形象。“这汉子身高二俄尺又十二俄寸，魁伟得如同神话里的壮士”。他为人正直，性情严肃、稳重。他爱周围的人，爱自然界，对于土地尤其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深明事理，有着应付实际事务的智慧。他言必信，行必果。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惜付出痛苦的代价。人们畏惧他，也佩服他。在他的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固有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毅的性格和巨大的道德力量。无疑地，黑暗的农奴制的长期统治给人造成了精神的压抑和性格、心灵的扭曲。从格拉西姆对那个专横的女主人的愚昧的忠诚、对强加给他的压迫所采取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正像作家阿克萨科夫所说，“格拉西姆的形象是俄国人民的象征，体现了俄国人民惊人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温顺……”。不过，这种温顺并不是没有极限的。在小说的结尾，他还是未经女主人的允许，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看管院子的职守，返回故土去了。这个结局预示着，在这个大力士的身上潜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总有一天，这种力量是会爆发出来的，而一旦爆发出来，是会无情地毁灭一切的。小说中格拉西姆的原型——实际生活中的农奴安德烈，本是一个对女主人阿谀奉迎的十足的奴仆。小狗被溺死后，他并未出走，而是继续侍奉着自己的女主人。显然，小说中保持着自尊和独立人格的格拉西姆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源于生活，却是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的。这表现了作者对于被压迫者的人格的尊重。小说中的女主人与其原型也不尽相同。她不像作家母亲那样专横跋扈，喜怒溢于言表。在作者笔下，这个地主老寡妇不仅冷酷、残忍，而且伪善、奸诈。如果说，果戈理对地主的讽刺，是一种“含泪的笑”，他笔下的地主形象显得滑稽丑陋；那么，屠格涅夫对地主揭露得要更为辛辣尖刻，他笔下的地主形象，往往是显得可憎，而且可恶的。《阿霞》完成于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七年，屠格涅夫疾病缠身，与那位他终身眷恋、出生在西班牙、后居住法国的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的私人关系也发生了危机。为了摆脱痛苦的心境，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孑然一身来到莱茵河东岸、离波恩不远的小城——津齐格矿泉疗养地。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俄国人，其中有著名画家尼基京及来自莫斯科的萨布洛夫兄妹，并开始创作《阿霞》。在一定程度上尼基京和萨布洛夫兄妹成了《阿霞》中的主要人物的原型。小说的女主人公阿霞的身世与屠格涅夫女儿的身世几乎完全相同。作者似乎把对于女儿的爱、对她的未来命运的思考和忧虑写进这部小说里去了。他曾在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说过：“我写《阿霞》时非常激动，我差不多是含着眼泪写的。”这部小说于一八五七年在罗马脱稿，一八五八年在俄国出版。阿霞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和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女农奴死后，由父亲抚养成人；父亲死后，由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带着到异国旅行。在德国的小城津齐格矿泉疗养地，阿霞与尼·尼邂逅，并爱上了他。尼·尼也热烈地爱着阿霞。当阿霞主动提出与他约会、向他表白自己的感情时，他却惊得目瞪口呆，畏惧地退缩了。他对自己说：“如今，幸福来到了——而我却动摇了，我竟把它推开了，……幸福的突然到来反使我心慌意乱。我承认，阿霞本人，连同她火辣辣的性格、她的身世、她受的教育——这一个有吸引力却又古怪的少女，着实把我吓住了。”他伤了她的心，也伤害了她的自尊。她决定与他诀别。当尼·尼意识到自己与幸福擦肩而过时，他自责、后悔，追怀不已。阿霞是个不寻常的姑娘。她有着火热的感情、坚毅果敢的性格，并且极端的自尊。她想要“去干一番艰苦的事业”，她说：“要不，日子一天天过去，一生也就白过了。”她“想不虚度一生”，“在身后留下痕迹”。正因为如此，在生活中，她需要一个坚强有力、不同凡响的人物。她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尼·尼的身上。然而尼·尼远不是女主人公心目中的那种英雄。他毫无目的地漂泊，过着闲散疏懒的生活。他没有任何事业上的追求，他认为在一生中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业是“不可能的”。他不像阿霞那样，怀着炽烈的感情去追求理想化的崇高的爱，并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需要的只是“彼此相恋为伴的欢乐”，他并不准备“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去了解一项艰难的任务”；他更无法摆脱贵族社会的偏见，不能真正接受“她的身世、她受的教育”。男女主人公对于生活、对于爱情所持的不同态度，有如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既然如此，他们短暂的爱情以悲剧而告终结，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尼·尼是屠格涅夫创作的众多的“多余人”画廊中的一个人物形象。对于这种人物产生的社会原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为《阿霞》所写的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中曾作过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一个人生活在除了渺小的生活盘算以外，别无任何向往的社会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浸透渺小卑微的东西。”“凡是遇到需要巨大的决心和高尚的冒险精神的事情，他便胆怯心虚，他便软弱无力地退缩，其原因同样是生活只训练他在各方面去应付那些渺小的事物。”男主人公尼·尼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正因为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尼·尼称之为一个“意志软弱的贵族罗米欧”。屠格涅夫也认识到，阿霞所需要的英雄，既不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那些年轻人，也不是在异国漂泊的贵族出身的尼·尼这样的人物。他在另一篇小说《往来书信》中，借人物之口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英雄是没有的……。”不过，在事实上，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中，有的（如罗亭）也曾具有某种英雄的气质，尽管他们仍然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只是由于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贵族知识分子的时代行将结束了。出现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的“多余人”尼·尼，已经不再具有罗亭那种理想主义的光辉，不再具有为履行社会责任而行动的美好愿望。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多余人，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纯粹的惰性力量，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的。阿霞是“屠格涅夫少女”画廊中的一个非常动人的女性形象。作者成功地刻划出了阿霞的复杂、矛盾甚至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性格。她热情、善良、纯真、坦率，同时又任性、多变和怪异。作者用了许多笔墨交代她那怪异的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即她的特殊的身世。这种身世，使她在社会上蒙受屈辱，使她的自尊心过度的膨胀，使她形成了多疑的性格。“处在她的境地，要么得学会讨好别人，要么就孤芳自赏。”而她选择了后者。这就是说，她的独特的性格，是需要由她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地位、由世俗对于这种地位的偏见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来加以说明的。尼·尼其实并没有真正能够超越这种偏见，所以他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同情阿霞，而他与幸福失之交臂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由此可见，在阿霞的爱情悲剧中，是隐含着作者对于世态炎凉的感叹和对于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关系的谴责的。一八六○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初恋》，是根据作者本人少年时期的印象写成的。他承认，沃洛佳就是他本人。他的父亲、母亲和他十三岁时爱过的少女，是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原型。他说过，《初恋》“是我最爱的一部作品。其他作品或多或少有编造的成分，《初恋》却是根据真事写成的，不加一点修饰。每当我反复阅读时，人物形象就在我眼前鲜明地显现出来了”。的确，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没有一部具有像《初恋》那样明显的自传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季娜伊达出身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她二十一岁，是一个身材苗条的美丽的少女，第一眼就给人一种“令人神往的、专横的、亲密的、嘲弄的、动人的”印象。在她的周围，聚集着她的一小群崇拜者。她仿佛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放浪形骸的女人。她同他们作各种游戏，嘲弄他们。但在内心深处，她厌恶这些人的无聊和庸俗，渴望遇到一个在精神上能够支配自己、或者说自己可以依赖的男子，渴望能够从这个男子的身上得到一种真正的、她愿为之作出牺牲的爱情。十六岁的沃洛佳对季娜伊达怀有一种纯真的感情。作者对沃洛佳初恋时的那种激动、羞怯、紧张，那种清新的、令人心旌摇荡等心态，描写得十分细腻、真切。季娜伊达有点为这个少年的真情所感动。只是在她看来，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沃洛佳的父亲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他认为，“自己的事自己作主——人生的奥妙全在其中了”。按照他的逻辑：人有意志，就有自由，就有能力去驾御别人。季娜伊达以为自己在彼得（沃洛佳的父亲）身上找到了她理想中的英雄。她拜倒在他的脚下，甘心充当他的奴隶。但是，他对季娜伊达的感情，不是少年沃洛佳的那种纯真的爱，而是一种情欲。他并不准备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他与季娜伊达的隐私被沃洛佳的母亲知道后，他也就离开季娜伊达寄居的乡村了。在最后一次会面时，他甚至鞭打了她，而她竟然驯顺地去吻那被鞭打的伤痕。……季娜伊达与“父亲”的爱情关系是不平等的。“父亲”所谈论的“意志”，不过是一种“驾御别人”的权力。沃洛佳所看到的“父亲”鞭打季娜伊达的一幕，把两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再清晰不过地展现出来了。屠格涅夫认为，在爱情生活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在《往来书信》中，他借一个人物之口这样说过：“……在爱情中没有平等，没有所谓的心灵自由结合和德国教授们闲中苦思冥想出来的理想……在爱情中一个人是奴隶，另一个人是主人。”“爱情是锁链，最沉重的锁链”。他把这种渗透在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中的不平等关系，归结为是由当时贵族社会中那种“奴役人的习惯”造成的。《草原上的李尔王》发表于一八七○年。它的主要情节，是以屠格涅夫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一件真事为依据的。在屠格涅夫母亲的庄园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附近，有一个小贵族斯捷潘·伊凡诺维奇·雅雷谢夫的庄园美尔库洛沃。雅雷谢夫把财产分给了两个女儿；后来，他被女婿从自己的庄园中赶出来，住进了斯巴斯科耶屠格涅夫的家里。一个星期天，他返回美尔库洛沃，在愤怒中拆毁自己的住宅，不慎从屋顶上摔下来，因受重伤致死。死后葬在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小说的主人公“草原上的李尔王”哈尔洛夫的原型就是雅雷谢夫。小说中的哈尔洛夫的遭遇几乎是与实际生活中的雅雷谢夫完全一样的。由于这个故事与作者在三十年代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的李尔王的经历很相似，所以他用《草原上的李尔王》作了这部小说的题目。本来，在封建时代，在贵族家庭中，像哈尔洛夫的女儿们那种见利忘义、悖理叛亲的现象，是并不鲜见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这种常见的故事讲述得相当惊心动魄。他不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而且还试图探索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他在书中写道：“人世间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是按照人的表现回报给他的，而是由某些尚未为人所知、却又合乎逻辑的法则所决定的。至于这些法则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来，即使有的时候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在小说中，屠格涅夫并没有着力去进行道德教诲。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通过真实地描述哈尔洛夫晚年的悲惨境遇，在实际上向人们有力地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由个人的物质利益来维系的，是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哈尔洛夫曾在家庭中，在整个庄园里拥有绝对的权威。他说过：“我的话就是圣旨。”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他是这个庄园的所有者。这种财产的私有权不仅是他赖以生存和获得物质享受的基础，而且也是他享有支配他人的权力的基础。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就立即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权威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他的内心深处也就尝尽了世态炎凉的苦味。当哈尔洛夫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时，善良的穷人曾经对他寄予同情；而哈尔洛夫在亲身体验到贫困的难堪折磨时，也开始从穷人的视角来回顾自己的经历，并有所悔悟。他说，“我还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想：“你这一生哪怕给别人做点好事也好啊！像救济救济穷人呀，给农民自由呀什么的。因为你已经把他们折磨了一辈子了！在上帝面前你就是他们的被告了！你看，你欺凌了他们，现在就遭到恶报了！”“还在我当家那会儿，他们就已经掉到深渊里去了——我不隐瞒我的罪恶，……”这段话使人不由得联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在被女儿逐出家门迎着暴风雨在荒原上奔跑时为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人们呼号的场面。一八七二年出版的《春潮》，也富于自传性。年轻的屠格涅夫曾途经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一家糖果糕点铺里救过一个昏厥的男孩，并对他的姐姐一见倾心。《春潮》中所描写的正是他过去的生活，也就是他在四十年代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波洛佐娃和潘塔良内这两个人物也有其真实的原型。作者还把自己对出生于西班牙、后居住在法国的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所产生的那种使自己无法摆脱、以致成为永远孤独的流浪汉的感情的体验，也写进小说中去了。小说以德国城市法兰克福为背景，讲述了俄国贵族青年萨宁和意大利少女杰玛之间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杰玛是个平民女子。她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为了维持自己的糖果糕点铺的生意，不得不依靠在当地经营呢绒绸缎铺的总管克吕贝尔的资助，并且选择了他做女儿的未婚夫。杰玛性格坚强果断，喜欢独立思考，她因不能容忍未婚夫的虚伪、自私，厌恶他的市侩气，决心拒绝这门婚事。当她遇到萨宁后，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由于这桩婚事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利益的计算，因此，作者对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萨宁被杰玛的善良、聪慧、纯洁和难以言喻的美丽所吸引。杰玛则被萨宁那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所感动。他俩深深地相爱了。作者热情地讴歌了这对少男少女初恋时的纯真的感情。不过，萨宁并不是一个有坚强性格的人物。他虽然心地善良却并没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与追求。他接近于“多余人”的类型。而“软弱的人从不主动去作了结，而总是在坐待结果”。也就是说，这种人不能主动地把握生活，而只是被生活的浪潮推着走。萨宁正是这样，他为了变卖田庄、筹措结婚的费用，而与一位老同学的年轻、妖艳的妻子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波洛佐娃结识。他意识到他并不爱这个百无聊赖的贵妇人，但还是经不住诱惑，而终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以致抛掉自己挚爱的未婚妻而追随这个女人到了巴黎，充当她的奴隶，直到被她抛弃。从此，他就带着无边的悔恨，长时期地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是什么促使他离开温存体贴地热爱着他的杰玛，而投向那个放浪女人的怀抱的呢？作者认为，那是一种本能，也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欲的冲动。对于萨宁与这个女人之间基于情欲的那种关系，作者同样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屠格涅夫看来，爱情是一种崇高的、无私的感情。他说过：“爱是那能够摧垮我们的‘我’、迫使人忘掉自己和自己利益的那样一种激情。”他确信只有这种爱情，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主要受情欲冲动所驱使的结合，同基于纯粹利益考虑的结合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在《春潮》的头一部分中，他通过否定杰玛和克吕贝尔的婚姻关系，谴责了前者；那么，在本书的后一部分中，他把情欲的冲动描写成一种难以琢磨的神秘的力量，并把追求个人幸福、满足情欲的冲动与灵魂深处的道德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作了构成男主人公悲剧性格的一个主要内容。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内容紧凑、凝炼，情节高度集中，它往往着重描写主人公一生中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篇幅虽不长，容量却不小。有的故事结构精巧，层次错落有致，犹如中国式的古代园林建筑，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如《初恋》、《阿霞》等；有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主人公的命运大起大落，将人生的悲剧展现到了极致，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如《草原上的李尔王》等。这些小说虽不像长篇小说《罗亭》、《前夜》、《父与子》等等那样，直接对当时俄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发表议论，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作者对发生在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的事件的描述里，隐约地体味到正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戕害了人的美好感情，造成了人间的种种不幸。作者擅长于心理描写，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少有长篇的内心独白，在多数情况下，作者主要是通过对话、通过人物的外部动作和面部表情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如《木木》中聋哑奴仆格拉西姆的内心活动，主要是通过外部动作来表现的。在有的小说中，作者也采取直抒胸臆的写法。如《春潮》自始至终穿插着直接展现主人公萨宁感情世界的内心剖白；《阿霞》、《初恋》则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整个悲剧故事，以便于直接地表达主人公那些深藏着的、隐秘的感情，使读者感受到一种诗意的抒情气氛。两位译者对俄罗斯的语言文学具有较深的造诣，对屠格涅夫的作品也作过系统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求忠实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和风格，译笔信达、明白、晓畅。我以为，这是屠格涅夫译本中的一部力作。

《童年》（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在人间》（一九一四）和《我的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三）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作家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童年》反映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以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的岁月。其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故事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阿廖沙十一岁丧母，外祖父也破了产，他无法继续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他曾当过鞋店里的伙计，轮船上的洗碗工人，也曾在任绘图员的亲戚家里和圣像作坊里当过名曰“学徒”的小佣人。无论在哪儿，他都不仅担负着一个孩童难以胜任的、苦役般的劳动，而且受尽屈辱，饱尝辛酸，切身体会到底层劳苦大众的奴隶般非人的生活，开始模糊地认识到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进一步了解并更加痛恨包围着他的市侩生活，同时也发现了劳动人民具备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此时，书籍打开了他的眼界，为他展现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诱使他渴望新的生活，对他的成长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段生活经历就是第二部小说《在人间》的主要内容。《我的大学》则记述了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活动和成长，主要是民粹派思潮对他的影响以及带有革命情绪的大学生、青年秘密小组这所社会大学对他的启迪和教育，同时也就展示了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画面。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它以主题思想深邃、想像力丰富、写作手法独特而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集中表现了霍桑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红字》以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一六四二——一六四九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故事一开始的场景发生在该镇监狱的门前，而这个场景的中心人物是海丝特·白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珠儿，站在刑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对她的判决。那么，受审的女罪犯是什么人？她又犯了什么罪？在故事开始之前几年，出身英国破落贵族家庭的白兰嫁给了一个畸形的年老学者。婚后，两人决定移居马萨诸塞的波士顿。途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时，丈夫因有事留下，妻子先行独自来到波士顿，一住近两年。其间丈夫杳无音信。据传他在赶来的途中被印第安人俘虏，生死不明。在独居生活中，海丝特·白兰与当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了那个女婴。显然，她犯下了基督教“十戒”中的一戒，即通奸罪，为清教的教义所不容。她被投入监狱，法庭判她有罪，令她在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当众受辱，并终身佩戴一个红色的字母Ａ（英文通奸Ａｄｕｌｔｅｒｙ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惩戒。当局一再逼她说出通奸的同犯，但她断然拒绝。这天，她失踪的丈夫正巧赶到，目睹了这一场面。在场的人中只有白兰认出了他。为了隐藏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他更名为罗杰·齐灵渥斯。而此时，白兰的同犯、年轻而受人尊敬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也在场。当晚，齐灵渥斯以医生的身分在牢房里与白兰相见；他要她保证不暴露他真实的身分，并决心要追查出她的同犯以报仇雪恨。他很快怀疑起丁梅斯代尔，假意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牧师的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孽，健康每况愈下。不久，齐灵渥斯搬到丁梅斯代尔那里与他合住在一栋房子里，表面的理由是更好地观察他的病情，给予更好的治疗，实际上是为了折磨他，削弱他的精力和体力。最后，海丝特觉察到了齐灵渥斯的罪恶图谋，向牧师提出携珠儿一起私奔，逃出这块殖民地到欧洲去建立新生活。珠儿这时已七岁了。七年来，海丝特一直执着地爱着牧师，把这种爱完全倾注在养育珠儿和服务社会公益上。她虽过着十分清苦孤寂的生活，但她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同情和敬爱。一次她与牧师在森林中会见时，表白了她对他的感情，并摘下红字，把它丢弃到小溪里，以示其决心。牧师却受清教意识的束缚，认为私奔是罪，罪上加罪，故而犹豫不决，但是他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计划在他做完庆祝上帝选择日的祷文后离开。霍桑把出逃安排在选择日是有用意的，他要通过牧师的口来说明加尔文教的教义，即一个罪人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愿望获得赎罪，他灵魂的拯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选择”。同时，霍桑通过丁梅斯代尔坚持要在这一天履行他最后的职责，进一步揭露了他本人和宗教的伪善。他使出全身解数讲完了娓娓动听的布道。然后，他与镇上的政要名流一起上街游行。经过市场时，他双手紧抓住海丝特和珠儿的手，跟她们一起走上刑台。这个刑台正是七年前海丝特手抱珠儿身佩红字当众受辱的那个刑台，也正是七年前他曾假意规劝海丝特说出同犯，而自己却隐瞒罪责的那个刑台。现在他站在上面终于袒露了自己的罪责，并因心力交瘁倒在台上死去。至此，把复仇作为生活中唯一目的的齐灵渥斯，其图谋也告结束，一年后郁郁而死。死前，他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珠儿。珠儿随其母亲去了欧洲，与一贵族结婚，过着美好的生活。海丝特回到波士顿，继续行善，死时，她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红色的Ａ字。

他在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颉颃。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识见、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串于他 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他的独创性论文如《写作的哲学》（1846），《诗歌原理》（1850），评论霍桑《古老的故事》，评论朗费罗、柯尔律治、华兹华斯、丁尼生等人的诗歌、以及评论狄更斯《老古玩店》等的作品都显示了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被视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 （编辑：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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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在了文学作品里。汉代有赋、有大量的乐府诗。汉乐府的诗句有很多是五言的，这使原来基本上只有四言和骚体两种形式的诗歌受到它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定型的五言诗。

在耶稣基督诞辰整整2000年的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大智者孔子和庄子，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面对传诵千年流淌着惊人智慧的《圣经》、《古兰经》和《道德经》，我们有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这些飘飘然陶醉于“物质文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们知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秘密”吗？我们知道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传道、授业、解惑的秘密吗？我们知道上帝的羔羊以色列子民寻找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的秘密吗？唯物且无神且文明且现代且生活在2000年的我们，轻轻翻开古老的人类智慧之书，悠悠然破解那些千年未解的“上帝的秘密”吧！我们知道，上帝之于基督教，就如道教之于玉皇大帝，佛教之于释迦牟尼，伊斯兰教之于穆罕默德。在远古犹太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圣经》里，上帝的秘密就在于他超人的大德，就在于他超常的大智，就在于他超自然的大能，就在于……在那么遥远的年代，在遥远的荒漠，面对山崩地裂的大地震，面对风嘶海啸的大洪水，面对天空中的惊雷与闪电，面对人畜连连死亡的大瘟疫……没有科学知识更谈不上唯物的科学精神的犹太先祖们，他们只能创造权威无比的上帝，他们只能信奉智慧超常并且大德馨世的上帝！千百年来，在中东那片神奇又小小的荒漠里，亚伯拉罕的子孙们与上帝有约，他们敬畏上帝的秘密，他们遵守上帝的秘密，他们将上帝敬视为祖祖辈辈子子孙孙的牧者，他们心甘情愿作上帝温柔的羔羊，他们为了上帝的尊严而战斗而流血，他们为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而颠沛而流离……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帝是他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有着惊人的秘密……如此博大精深加奇幻的“上帝的秘密”，让我们惊奇《圣经》的智慧，让我们感叹《圣经》的神奇。因此我们可以将《上帝的秘密》定位于一本优秀的具有史诗般宏伟气魄的宗教小说。那是因为，它的作者沃尔特·温杰林首先是一个小说家，正因为他是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杰出小说家，所以他才会在圣经营造的奇幻空间里潇洒驰骋。他笔下的上帝、先知、祭司、国王，才是人性与神性的完美结合；其次，沃尔特·温杰林还是一个神学家，正因为他是美国有影响的神学家，他演绎的《圣经》，才把基督教教规戒律演绎得如此鲜活，如此诗情，才将圣经人物写得如此可敬可亲，如此灵动感人。可以说，这是一部美丽动人的宗教史诗小说！我们始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同时我们更是海纳百川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导，用拿来主义的眼光关照和吸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优秀的精神文明遗产，为我们自己的“上帝”———读者提供完美的阅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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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有屠格涅夫的两部代表作。《前夜》的主人公是热情、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叶连娜，她爱上了一个以解放自己祖国为已任的保加利亚青年。她不管你母反对，嫁给了他。她决心为解放保加利而献身。虽然她的丈夫在他们回保加利亚的路上病故，她忠于自己的信仰，一个人出发到保加利亚去了。《父与子》的主人公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他坚强、沉着、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专心科学实验，但否定艺术，诗歌和人的内心感情，特别是爱情，可是他违背了自己的信念，真心实意爱上了贵族妇女奥金佐娃。他企图克制自己浪漫倾向，用心一切力量压制自身的天性而未能成功。他向奥金佐娃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遭到了她的拒绝。巴扎罗夫因爱情失败而变得怀疑、悲观，带着未遂之志，憾恨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