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原名胡嗣糜，字适之，近代史上名符其实的风云人物，中国新诗的开山鼻祖，他自己戏称为“新诗老祖宗”。做为中国第一个用白话写诗出集的诗人，胡适的诗清新、流畅，颇具大家风范。胡适，世居安徽绩溪，民国前二十一年出生于上海，二十岁赴美留学，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民国六年返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出任驻美大使，胜利之后为北京大学校长。旅美期间，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民国四十七年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任院长职。民国五十一年逝世于南港任所，享年七十一岁。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本书分上下二册，主要搜集了胡适先生平时的一些随笔及信件。

《哈克·费恩》显而易见地由三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写的是哈克与杰姆出逃以及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一段经历，其旨意是写两人对令人窒息的农奴制村社及其礼教的反叛。第二单元从第十七章到第三十章，作者意在倚仗他年轻时代当大河轮船引水员时对两岸的风土人情的观察和印象，绘下一幅社会风俗画，对闭塞落后、麻木不仁、缺乏人性的种种世态加以讽刺和鞭挞。这时，出现了国王和公爵，他们成为这一单元的中心人物，哈克成了他们的小厮。但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引起的反应都由哈克一一道出，读者还不大感觉到这位主人公实际上已成了陪衬。至于杰姆，则已明显地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物。第三单元从第三十一章到第四十二章（最后一章是个精彩的尾声），它本末倒置，打断了哈克的扣人心弦的性格发展，使他倒退为小说开头“强盗帮”里的小伙伴，连作者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为汤姆塑造的印象也遭到了破坏。这本子的一大特色是正文后附有从作品问世至今的各家对作品的评论选辑，对深刻理解作品很有帮助。译到过一半时，来了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吐温文库本。这是由杰出的马克·吐温研究家瓦尔特·勃莱阿教授和全集副主编维克多·费舍编订的最权威的本子，附有地图、注释、生词俚语的阐释等。两本正文的出入很小很少，但在注释方面后者远胜前者。因此校改初译时便转而依据后者。后来又得迈克尔·黑恩的详注本，其注释总字数达正文字数的一半左右。最后校改时曾引用了它的一些注解。另一位著名的马克·吐温研究家、吐温的文学遗产第四代负责人亨利·奈许·史密斯编的本书的河畔丛书本无注，但史密斯教授为这版本所写的引言则是一篇阐明本书主题及其普遍的象征意义的出色论文。译者读后所获良多。教授于去年秋以高龄自行驾车作长途旅行时因车祸不幸去世。书此以志纪念。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它以主题思想深邃、想像力丰富、写作手法独特而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集中表现了霍桑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红字》以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一六四二——一六四九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故事一开始的场景发生在该镇监狱的门前，而这个场景的中心人物是海丝特·白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珠儿，站在刑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对她的判决。那么，受审的女罪犯是什么人？她又犯了什么罪？在故事开始之前几年，出身英国破落贵族家庭的白兰嫁给了一个畸形的年老学者。婚后，两人决定移居马萨诸塞的波士顿。途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时，丈夫因有事留下，妻子先行独自来到波士顿，一住近两年。其间丈夫杳无音信。据传他在赶来的途中被印第安人俘虏，生死不明。在独居生活中，海丝特·白兰与当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了那个女婴。显然，她犯下了基督教“十戒”中的一戒，即通奸罪，为清教的教义所不容。她被投入监狱，法庭判她有罪，令她在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当众受辱，并终身佩戴一个红色的字母Ａ（英文通奸Ａｄｕｌｔｅｒｙ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惩戒。当局一再逼她说出通奸的同犯，但她断然拒绝。这天，她失踪的丈夫正巧赶到，目睹了这一场面。在场的人中只有白兰认出了他。为了隐藏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他更名为罗杰·齐灵渥斯。而此时，白兰的同犯、年轻而受人尊敬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也在场。当晚，齐灵渥斯以医生的身分在牢房里与白兰相见；他要她保证不暴露他真实的身分，并决心要追查出她的同犯以报仇雪恨。他很快怀疑起丁梅斯代尔，假意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牧师的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孽，健康每况愈下。不久，齐灵渥斯搬到丁梅斯代尔那里与他合住在一栋房子里，表面的理由是更好地观察他的病情，给予更好的治疗，实际上是为了折磨他，削弱他的精力和体力。最后，海丝特觉察到了齐灵渥斯的罪恶图谋，向牧师提出携珠儿一起私奔，逃出这块殖民地到欧洲去建立新生活。珠儿这时已七岁了。七年来，海丝特一直执着地爱着牧师，把这种爱完全倾注在养育珠儿和服务社会公益上。她虽过着十分清苦孤寂的生活，但她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同情和敬爱。一次她与牧师在森林中会见时，表白了她对他的感情，并摘下红字，把它丢弃到小溪里，以示其决心。牧师却受清教意识的束缚，认为私奔是罪，罪上加罪，故而犹豫不决，但是他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计划在他做完庆祝上帝选择日的祷文后离开。霍桑把出逃安排在选择日是有用意的，他要通过牧师的口来说明加尔文教的教义，即一个罪人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愿望获得赎罪，他灵魂的拯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选择”。同时，霍桑通过丁梅斯代尔坚持要在这一天履行他最后的职责，进一步揭露了他本人和宗教的伪善。他使出全身解数讲完了娓娓动听的布道。然后，他与镇上的政要名流一起上街游行。经过市场时，他双手紧抓住海丝特和珠儿的手，跟她们一起走上刑台。这个刑台正是七年前海丝特手抱珠儿身佩红字当众受辱的那个刑台，也正是七年前他曾假意规劝海丝特说出同犯，而自己却隐瞒罪责的那个刑台。现在他站在上面终于袒露了自己的罪责，并因心力交瘁倒在台上死去。至此，把复仇作为生活中唯一目的的齐灵渥斯，其图谋也告结束，一年后郁郁而死。死前，他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珠儿。珠儿随其母亲去了欧洲，与一贵族结婚，过着美好的生活。海丝特回到波士顿，继续行善，死时，她的墓碑上镌刻着一个红色的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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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剑底情仇”、“浪迹风尘”、“虎口余生”、“急怒攻心”、“看剑饮杯”、“异术玄功”等二十三章。

作者莫理循，曾任《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描写了从上海启程沿长江进入四川、云南到缅甸的旅途见闻，记述了晚清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风物，其中既有官僚阶层，亦有市井乡民，及至在华的传教士和商人，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新兴力量如洋务派人士张之洞等。作者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大变革之前清末社会的生动场景。莫理循的《中国风情》（AnAustralianinChina）描写了从上海启程沿长江进入四川、云南到缅甸的旅途见闻，记述了晚清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风物，其中既有官僚阶层，亦有市井乡民，及至在华的传教士和商人。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新兴力量如洋务派人士张之洞等。作者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大变革之前清末社会的生动场景。莫理循的《中国风情》（AnAustralianinChina）描写了从上海启程沿长江进入四川、云南到缅甸的旅途见闻，记述了晚清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风物，其中既有官僚阶层，亦有市井乡民，及至在华的传教士和商人。书中也写到了一些新兴力量如洋务派人士张之洞等。作者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大变革之前清末社会的生动场景。

本书作者以其擅长描写动植物生活的艺术才能，用笔触、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地介绍了森林中许多鸟兽的生活习性，森林对它们的领带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全书渗透着作者热爱大自然的深厚感情和细心观察、研究大自然的精神。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叶夫图申科为俄国和苏联一些诗人描绘的肖像，本文上面论述的就是这一部分；二是作为本书开篇的《提前撰写的自传》，就是60年代初开始走向世界的青年诗人叶夫图申科在出访欧洲时交给联邦德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一部篇幅较长的自述。这篇《自传》披露后不久，法国《快报》便加以转载，继而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了轰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也就是1989年，苏联国内读者才从《真理报》上第一次读到这篇著名的文章。

今年3月才刚揭幕，初春的空气就忍不往躁动起来，才刚转晴，一霎时就热了起来，把原本低凉的温度直往上抬，再加上春风迟迟，不肯露脸驱散空气中的烦闷，更令原本穿惯冬衣的人，一时间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一位负责企业训练的讲师，此时到台北某处“公卖局”出租的场地替学员上课等等还有许多的故事，这碗“心灵鸡汤”，就是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熬炖而成。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黑色幽默出现于六十年代，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这一流派的作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他们用放大镜和哈哈镜把这种荒谬和压迫加以放大、扭曲、变形，变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更加反常无理，丑恶可憎，其中也寄托了他们无可奈何的悲观和痛苦心情。因此有人把黑色幽默称之为“绞刑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一个飞行大队为题材，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描述战争。本书的要旨，正如作者自己说过的那样，“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我也并不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官僚权力结构中的个人关系。”所谓“第二十二条军规”，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这也无济于事。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它存在。这就更加糟糕，因为这样就没有具体的对象和条文，可以任人对它嘲弄、驳斥、控告、批评、攻击、修正、憎恨、辱骂、唾弃、撕毁、践踏或者烧掉。”它只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残暴和专横的象征，是灭绝人性的官僚体制、是捉弄人和摧残人的乖戾力量。它虽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又令人绝望害怕，使你永远无法摆脱，无法逾越。它永远对，你永远错，它总是有理，你总是无理。海勒认为，战争是不道德的，也是荒谬的，只能制造混乱，腐蚀人心，使人失去尊严，只能让卡思卡特、谢司科普夫之流飞黄腾达，迈洛之流名利双收。在他看来，战争也罢，官僚体制也罢，全是人在作祟，是人类本身的问题。海勒的创作基点是人道主义，在本书中着重抨击的是“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了的疯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人物众多，但大多根据作者的意念突出其性格的某一侧面，甚至夸大到漫画式、动画式的程度，而有的则是象征性的。如卡思卡特着重表现了官僚体制的专横无理，迈洛着重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谢司科普夫着重表现的是军事机器残害个性。就连本书主人公尤索林，重点描写的也在于他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尤索林是个被大人物们任意摆布的“小人物”，是个荒诞社会的受害者。他有同情心、是非感和正义感，他曾愤慨地指出：“只消看一看，我就看见人们拼命地捞钱。我看不见天堂，看不见圣者，也看不见天使。我只看见人们利用每一种正直的冲动，利用每一出人类的悲剧捞钱。”可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他由于正直、善良，反被人看成是疯子。他深感对这样一个“世界”无能为力，逐渐意识到只能靠自己去选择一条求生之路，并最终逃往一个理想化了的和平国家——瑞典，完成了“英雄化”过程，成为一名“反英雄”。《第二十二条军规》之所以能一鸣惊人，成为“经典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作者在艺术技巧上的创新。在这部作品中，海勒摒弃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一方面采用了“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有意用外观散乱的结构来显示他所描述的现实世界的荒谬和混乱，只用叙述、谈话、回忆来组接事件、情节和人物，另一方面又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使事件和人物极度变形，一件件，一个个都变得反常、荒诞、滑稽、可笑，描绘出一幅幅荒诞不经的图像来博得读者的凄然一笑，并且让人在哭笑中、在哭笑不得中去回味、去思索。作者还充分运用象征手段来传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事物的看法，其中寓有深刻的哲理思考，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看来胡搅蛮缠，其实充满哲理，因为只有高度理性的人才能充分注意到事物中隐含的非理性成分。”本书的语言也极有丰采，充分显示了黑色幽默文学的语言特点。用故作庄重的语调描述滑稽怪诞的事物，用插科打诨的文字表达严肃深邃的哲理，用幽默嘲讽的语言诉说沉重绝望的境遇，用冷漠戏谑的口气讲述悲惨痛苦的事件，当然本书也存在寻求噱头和繁复冗长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