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及书脊题名：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本书客观地站在自然主义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点上，考察并揭示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文化成因、文化内涵、美学追求、创作个性，并通过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它对欧美文学的贡献。

本书以中外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经典浪漫主义作家、作品为主线，具体分析了中国和外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联系和差异，并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自足性，对外国文学也决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去融合、去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浪漫主义文学。围绕这一观点，从理论、作家、作品三个方面反复阐明了这一理论，从而打破了文学史上认为中国本身没有浪漫主义文学，后来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才出现的陈旧观点。该书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大学文科考生教材和文学爱好者的入门必读书。

冈村繁先生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周汉文学史考（繁体竖排版）》为《冈村繁文集》之一，论述西周至汉建安年间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作品、作家及有关文学史现象。作者不仅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上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而且以域外学者特有的眼光尤重探讨国内学者不甚经意的方面，如论《大雅》在《诗经》中的特殊地位、楚辞作者与主人公、建安文坛体现的作者人生追求诸篇，其切入角度、选取资料、推导结论，均别具一格。

《历程》冠之以“悲壮”，显示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的美学特征。当“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之类的限制词以后，它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思潮，更不是所谓纯文学思潮，而是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这正是大半个世纪里中国文学运动的基本特质。 《历程》紧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系统地描述了这种文学思潮和他种文学思潮之间，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内部与生俱来、长期存在、至死方休的分歧、矛盾和冲突，而以其内部的矛盾斗争为主线，你死我活，可歌可泣，循环往复，前仆后继，历史的悲壮感即油然而生。作者用实际行为检验理论的是非真伪，借生平史料透视文人的内心世界，为成千上万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外争斗中死去的弄潮儿、殉道者、卫道士、受害者，同时也是为已经和正在逝去的那个文学时代，立了一座集体的大碑，其价值诚如韦君宜《思痛录》所言：“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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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图文并茂的画册形式，对一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发展进行总结与梳理，介绍了叶圣陶、鲁迅、巴金等作家的生平、代表作品等。

《插图本外国文学史》是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项目成果之一。网络教学是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教学手段，学员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课程的文字、图片、声音及影视等流媒体信息。《插图本外国文学史》是“外国文学网络课程”的纸面本教材，供学员离线阅读，包括全部文字资料和500余幅图片。文字部分介绍了从古代到20世纪的欧美文学、亚非文学的简史，分析和评价了重要的作家作品；50余佘幅彩图则是有关的历史图片、作家小照、书影、插图等，既有加深理解之助，亦富艺术欣赏价值。《插图本外国文学史》亦可供全日制普通高校选作教材。《插图本外国文学史》为国家规划教材，所选图片有部分不能确知版权所有者，未及事先奉闻.请各版权所有者与我社总编办联系，以便付酬。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有许多精辟的论断：“白话文学不是五四这三四年来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国语白话文学这一千年来的历史，决不可能在这三四年里引起那么多人的响应和赞助。白话运动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然而，为什么又不手捧着《红楼梦》、《水浒》这样万古流传的精品，非要来个轰轰烈烈“事在人为”的白话文学运动呢？胡适又给出无懈可击的回答：“自然的演进还不够，它太迟缓，也不经济，我们要进行有意的革命，而《新青年》不同与《红楼梦》的贡献无非是在缓步徐行的文学历程上加上有力的一鞭。　于是，“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典文学死了，另一种“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也许是因为历史传承的原因，胡适开创的语言的“革命”运动，被我们这群有意无意的后继者持续至今，并在世纪之交的时代催逼下面临新一轮的转型。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由语言构建的。海德格尔曾在《通过语言之途》中说：“人的生活意义都是由语言的具有创造力的开放性所建立的。”早先的希腊人并没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这个词，语词和客体是融为一体的，是“逻格斯”的无语词的言谈。德国解释学家迦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活生生、主客体没有分离的语言，并对它大为推崇，认为它能精确地揭示存在和真理。没有与理解的语言相分离的事物，也没有与事物相分离的语言，它们彼此从属而不可分离。然而，对语言的运用和操作使它不自觉地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我们栖息在语言之中，忘却了它原本的意义而对它越来越少地认识。于是，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剥离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我们越来越怀疑语言的本质和它不可忽视的文化性，它成了“文化遗传的忠实载体”而非“文化遗产的深刻揭示”。语言被极大程度地外在化了，以严密复杂的结构、进步以及繁荣为标志；而文化依旧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传统的积淀，总和着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于是人们竟自作聪明地问道：文化的传承与语言的内部规率究竟有着多大程度的切合？殊不知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的确，语言因其工具化被人们为适应某种目的而大刀阔斧地“革新”；但文化依旧在后面缓缓而行亦步亦趋，于是，终究导致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断层与不适应性中国的语言在此问题上的突现则犹为显著。在历史上，由于生存的竞争、发展的本能与需求，汉语在殷周之初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由简单到反复、由单纯到多样，最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体系并定型，这就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在战国之后在词汇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但这种丰富和发展并没有根本上颠覆古代汉语的“型”，他依旧完好地体现着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整个儿价值观。古代汉语直至五四时在外来语言的冲击下才发生转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反省和反思自身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建立在民族独立与生存岌岌可危意识上的对时代变更奋起的响应，那么自五四起，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深痛反省和激烈批判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了。于是作为“文化显示器”的语言，“破旧革新”之急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世界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这段话可谓情绪激昂、骇人听闻了。然而文学的“国语”究竟如何创造？西方的文学范本与“国语”又有何对应的内在联系？胡适在国语的革命中提出三点：第一是用白话，包括用方言和古代学典籍《水浒》中的白话，这是胡适最为看重也最为自得的。二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为范本，三是创造。对于第二、第三点，胡适始终没有讲清楚，也曾诞生这样的疑问：“若单靠白话便可再造新文学，那么难道把郑考胥、陈三立的诗翻成白话，就算得上文学了吗？可见，胡适自己也意识到新文学绝不是语言形式的问题，文化与语言的息息相关也给语言的改造和欧化带来困境。如果说，外在的语言尚可被我们照搬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大刀阔斧地改，那么内在的文化则显得沉重、坚定，一脉相承而难以给它加上“有了的一鞭”了。于是，由于偶然和必然的历史因素，汉语被胡适等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大程度地革新，从此有了“古代”和“现代”之分，有了“死寂”和“生气”之别。但正如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的语言。”那么欧化了的语言是不是足够强劲去欧化整个中华民族呢？事实证明，我们用西方的语法系统和研究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已出现了很多歧义，更不要说能够轻而易举地推翻由中国汉字建立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了。　于是，既然我们承认现代汉语是欧化而来的，那么西方人大可以本着“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任意妄为地评判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根据传统的形式和语法分析法则，立足本位以“榜样”的姿态给予指教。黑格尔首先给予致命的一击，并由此奠定整个西方对汉语的偏执论断：“汉语是缺乏逻辑词汇的不发达的语言，对思维规定缺少专门和独特的词汇（如介词、冠词）特别是名词和动词缺少客观形式的标记。”德国施莱赫尔据此把汉语归为最初级的无形态语、孤立语、词根语。索绪尔称汉语词汇为“超级词汇典型”，因它不能再加以分析、论证，实则与施氏是一个意思。现代西方语言学专家KAPLAN在评价中国学生的TOFEL考试作文时更是危言耸听：“中国人的文章总采用迂回繁琐的叙述方式，散漫零乱，缺乏连贯性，叙述偏重意义而缺乏事件发生过程，无头无绪。”这些怵目惊心的评述充分显示了西方人自居拥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学理论，把“局部规律”上升至“普遍意义”的文化排异精神。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未曾由此转入深刻的文化反思，权量怎样本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确立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和研究理论，不再在新一轮的历史之交经受全盘西化的侵害。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守旧”或“西化”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宿命。“中体西用”或“中国文化本位”的主张虽然一直有人在大声疾呼，但总不是流于一种政治口号，就是作为对“西化”的一种感情上的对立面与调整出现，缺乏更深层次的剖析和体认。加上某些外部原因，这种主张不是变成保守势力维护旧传统的代名词，就是一种毫无理论基础的空洞主张，成了“国粹”与“西化”夹缝中的蝙蝠，几乎难以立足。二三十年代，在“五四”反封建运动中新生的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届充满了革命战斗的气氛，冲破了我国语文研究几千年来以汉字为枢纽，在文字、音韵、训诂上释经阐义的传统格局，在时代要求的催逼下丢弃逆流而行的孔孟之道，同时也丢弃了中华文明的一些精髓，为了“政治”和“经济”舍身忘本“嫁接”文化，于是培植出的是文化界的“酸果”而非纯美清丽的“一枝独秀”。这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作出的最可悲可叹的精神牺牲。然而令人焦虑的是，我们并没有基于对历史的深刻体认而在这个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纪之交诞生出保护文化的自觉和警惕。为了竞争、合作和交流我们必定要涌入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国化？单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各种民族精神都要全球化？是不是经济决定综合国力的今天，文化也要尽其所能求同存异地为经济腾飞铺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并非思考着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至今还在制定诸如“在市场经济下勇于丢弃儒家文化中与经济相悖的传统，接受现代化”的政策。帕默尔告诉我们：“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我们必须立足本位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去探寻未来语言发展的源流。中国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许要突破某种局限，正如中国人在全球化的时代命题下要修正某些僵硬了的世界观，但这两者永远是合拍的，互相诠释而难舍难分。 文化是自己的，世界观是自己的，语言也必须是自己的。宇宙若是运载万物的诺亚方舟，汉字就是表述物名及其事理的全息标志，对大千世界的每一具体事物都做出精湛的描述。中国语言因此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历史深度和幅员广度，一脉相承的历史中蕴藏着内在动力。它必将承载着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缓缓前行，“自然地演进”，不再需要“有意的革新”！

本书包括：历史·时代·叙事——《故事新编》与《豕蹄》之比较、传奇·反传奇·非传奇——重读张爱玲的“传奇”世界、钱锺书研究二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