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本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论的先秦——魏晋南北朝卷，全书共分三编，其内容包括先秦文学批评、汉代文学批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本书通过简明的体例，凝炼的文字、新颖的版式、丰富的图片等要素的要结合，将中国文学史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座中国文学的博物馆，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为其提供更广泛的文化视野、审美感受、想像空间和愉悦体验。本书创新体例：主体文字多角度、全方位解构中国文学史，兼辟精彩篇目、名言警句、延伸阅读、推荐读本、名字导读等辅助栏目，功能全面，方便实用。宏博内容：200余位重要人物，300多篇传世佳作，250千字的鸿篇巨制，全面展示中国5000年文学发展历史。丰富图片：600余幅精美图片，囊括名著书影、作家小像、名字墨宝、历史文物照片等，信息量大，可观性强，配以准确精当的图注文字，充分拓宽讲者视野，开辟思维想像空间。全新视角：新颖的观点，独特的视角，文学性的语言，力图避免一些文学史学术味十足的风习，是一部好看好读好用的文学史。艺术理念：版式设计、图文编排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有机融合，并将此设计理念贯彻整个地程，以全面提升本书的观赏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理想读本：图文互注的编排形式，晓畅易懂的叙述语言，新颖独到的版式设计，彻底打破文学史类书籍的沉闷，为你构建立体、形象的文学史，提供有效、快速学习和阅读中国文学史的理想读本。

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学，与史学、哲学进一步分离，形成更为自觉的创作意识，取得更为充分的独立发展地位，进入了一个高度频荣的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料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内容的丰富性。与六朝以前相比，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空前丰富。唐代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散文也获得长足的发展，其数量之多为隋以前所无法比拟。？？？？其次，是分布的广泛性。隋唐五代时期，文学创作空前普及，许多作家同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各个阶层、不同信仰的人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文学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不但存在于许多文学性文献中，而且大量存在于各种非文学文献之中。？？？？第三，是流传的变异性。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产生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流变过程。隋唐五代时期属于抄本时代，雕版印刷术应用未广，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传抄、演唱、题刻等方式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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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概述、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研究、当代诗歌研究、当代小说研究、散文戏剧研究、资料整理与文学史编写。

本书论述的是古代和近代的西方文艺理论，书中侧重于文学理论，而撇开专门的艺术理论，并将文论与美学有所区别。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部著作的面世经历了艰辛的劳动。“虽然中外学者对‘文学史学’研究有些成果可资借鉴，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却少有人问津。‘拓荒’的任务实难承担，几次想撂挑子，几次又挑了起来……适逢贾振勇博士敢挑重担，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走完了这段不平之路”（出版“后记”）。因其“拓荒”故艰难，也因其艰难而成就其厚重。学界认为，此著集朱先生近40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精髓，具有“缜密其思，磅礴其势，激情其思，史哲其质”的品格，足当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的奠基力作。 “缜密其思”在于其体系性。现在学界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传统方法划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断裂的文学观，是机械阶级论的产物，规定着当代作家的命运，也束缚着研究者的视野。当新时期到来时，思想解放也为学术研究进行了精神松绑。打破一元话语对文学史研究的操纵，摆脱机械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使文学史回到学术本位，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六十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文学理念与文学史写作实践使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民间化研究如谢冕、个人化研究如洪子诚等。但是“自由”造成的“失语”与众声喧哗，又呼唤思想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进行梳理与整合，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体系，并提出一种具有共性的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于是，朱德发先生打理了从1951年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提出了现代性与民族性并举的研究尺度，将“人的文学”奉为文学史研究的圭臬，在《评判与建构》一书中，从学科意识、核心理念、“三大板块”、主体思维、收敛型思维、视野转换、价值规范、审美阐释、经典文本解读、话语实践、框架与格局，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趋向、现代性想象、非智因素及“重写文学史”的文本审视等方面，探讨了“文人学者对文学史研究或书写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学科概念、文学史观、价值范畴、逻辑框架等的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和独创性”（绪言），生成了“文学史学”作为“文学史哲学”的体系。 “磅礴其势”在于其统摄性。朱先生说：“研究就是一种命名。”朱先生的理论创新性首先在于其“现代中国文学史”理念的提出。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别，绝不是文字顺序上的变化游戏，而是包含着巨大的思想性与科学性内涵的。这一文学观念避免了传统方法文学史写作以政治事件为标志、按《新民主主义论》的要求对文学史进行硬性分期所带来的时空局限，也扩展了“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六十年”、“百年中国文学”等理念的内涵和外延，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相融，与人的现代化共生，形成了一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开放型的文学史时空，包容了更广大的文学子系统：中国新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传统体式文学、民间文学等。这是一个整体的、共生的，而非排斥性的体系。由于这一个基础，也带来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系统内相应部分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宽容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朱先生的文学史观也如其为人、为学一样，因其宽容而大气磅礴。 “激情其气”在于著作所显示的文学诗性。朱先生认为“文学本身就是历史”。在我读来，他的文学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性文章呢。朱先生善属长文，气涌滔滔，文采飞扬，一气呵成。然而一般学人读来却并不吃力。有人曾专门对他的文风进行过研究，认为其著述耐人品读的原因有三：一是文章逻辑性强，每一个主题一段，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从哪里而来”“向哪里去”的指向性很明确。二是，他常以诗性语言在说理最深处做一形象譬喻，在读者思想齿轮可能发生磨损的地方加入了润滑剂一般。三是如梁任公一样“笔端常带感情”，尤其是当行文至他钟爱的作家和思想者时，他常知人论世，虽三五言点评，却切中肯綮，让人心动不已。 “史哲其质”在于其史识与哲思。真正的学者从不排斥过往的经典，而是以“发现理性”去寻其最优秀的部分。在新著中，朱先生就取用人文理性、科学理性、马克思主义理性乃至非理性的精神，化解一些庞然磊然的大物，评判一些进退失据的现象，目的只有一个——反对“反智主义”，从而建构一个科学的学科。朱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有近40年的功底，坚实深沉自不待言；就其“哲思”看，文艺复兴以来西哲大师的相关经典论述，他都如数家珍，左右逢源地“拿来”为我所用。这是一般文学史研究者难以做到的。让人由不得慨叹：史笔使先生著作如巨渊，能包容；“哲思”使先生钟情“人学”核心，能高瞻。勃兰兑斯有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我们也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当代史”。那么研究现代中国的“灵魂史”，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人的灵魂历史：我们曾在哪里闪烁“人”的精神光辉，我们在哪里、因何而发生了“异化”，我们的“现代性”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重写文学史……因此，朱先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让人明确：“现代”“中国”“人”的“文学”的“历史”，如何可能？指向何处？无疑，《评判与建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整理“学术史”思潮与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时，时代又把朱先生推到了整理“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前沿。他以其胆识集结了这部著作，其中观点或可商榷，然其“拓荒”之举功莫大焉。

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的演进至关重要，20世纪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举足轻重。<5·4<，<1949<，<1976<，<1997<，这些数字已不简单的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所包孕的历史内涵，所负载的时代情绪，已深深地印于人们的心海，铭入史碑的记载。在这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中国文学，也自然充满了大悲大喜的歌哭和大开大阖的曲折。而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一员，文学研究工作者对这一切更有着身临其境的体验和百感交集的体味，在身经和心历两个方面都与其研究对象—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密不可分。

本书根据成人的特点编写而成，内容少，但自成体系，删去无关紧要的琐碎内容，并附有一些重要作家的“精彩作品欣赏”与“教授推荐书目”，而且配有精美的插图，版式新颖活泼，读者在学习时没有枯燥无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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