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华集》是“新文学碑林”丛书之一。书中的作品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全面革新。这些作品内蕴丰富，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揭露腐朽势力，表达民族正义。本书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显示了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本书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参考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园地。

《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是“新文学碑林”丛书之一。书中的作品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全面革新。这些作品内蕴丰富，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揭露腐朽势力，表达民族正义。本书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显示了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本书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参考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园地。

本丛书不是名著缩写，不是通常的导读、点评、更不仅仅是名著名篇赏析……　解读体　是本丛书首创的体例，它将西方国家讲授文学课“名著导读”的成功模式和国内中学语文教学新体系中的“五大阅读法”科学地结合，取长补短，登高望远，使广大青少年爱读名著，读懂名著，终身受益于名著。　本丛书文字简明生动，解析深入浅出，充分顾及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

越来越多的教育界有识之士对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的文学素养持忧虑态度。的确，遭受在的中学生对中外优秀的文化知道得太少了，文学感受力日益下降，语言能力贫乏，知识面越来越窄！相当一部分学生热衷于“追星”，只知流行歌坛的“天王”“天后”，却不知伟大的屈原、杜甫、雨果、托尔斯泰……，这不能不说是现今中学生文化素质的缺憾。最近教育部在重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向初、高中学生开列了“课外阅读推荐书目”30部，并由专业而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6部，作为“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此举对提高中学生的文化品味和综合素质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本书着重介绍了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流派、作品和作家，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学生们普及文学知识，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为他们走进灿烂辉煌的文学殿堂指示一条门径。为适合青少年读者的特点，本书的选材力求新颖丰富，设问做到通俗有趣，知识注意深浅适度，语言尽量生动活泼，使之成为饶有兴味的读物，让学生们从中汲取培养新世纪人才所必备的精神养料和知识；同时，它又是内容丰富翔实的工具书，为青少年学生掌握相关课程，提供了生动活泼的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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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情澎湃的诗人到深刻睿智的学者，从当初宏观体系的建构（“新的美学原则”、“变异论”、“错位说”等）到今天微观部件的磨洗（“如是说”、“挑剔文坛”等），孙绍振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挑剔文坛》便是其十多年来执着于建构理论大厦之余的一些“微雕”。书分二辑：“挑剔文坛”和“文苑探幽”。无论是“挑剔”还是“探幽”，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艺术奥秘的深刻体悟，无不呈示着作者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正是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才使得作者敢于挑战权威、挑剔文坛。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迅评为“多智而近妖”。而孙绍振先生没有囿于鲁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了罗贯中“状诸葛多智”的原由：“在军事三角之中，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心理三角……心理上胜负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是情节和人物发展的一个动因。”这种分析深刻而独到，为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力做了辩护。从鲁迅到当今正红的作家再回溯到古代经典的作家作品，他都发出了他“于不疑处有疑”的声音。在这里，没有尖酸刻薄的嘲弄，没有居高临下的戏谑，没有“扮酷”，有的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比如对《白鹿原》的品评，在当时众口一词的“史诗”、“杰作”的声浪当中，孙绍振依然清醒地指出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并指出了陈忠实在最基本的语言功夫上的“蹩脚”甚或“拙劣”。什么是技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在孙绍振的意识当中是非常清晰的，是不容易被瞒过的。因为，他花毕生精力探求的正是艺术的奥秘。最能体现他“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的案例莫过于他为余秋雨所做的辩护。在冷眼旁观了一场又一场闹剧之后，在京沪两地的重量级批评家一再沉默之后，在细读了余秋雨每一篇散文之后，他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了余秋雨在散文艺术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为余秋雨，更是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出了他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发出的真诚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当口，这种声音尤为可贵。倘不是孙绍振的“夫子自道”，对其批评的方法还真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归纳、提纯和抽象出来。现在好了，孙绍振在《挑剔文坛·自序》中“金针度人”，亮出了他在打磨这些“微雕”时所使用的方法。比起各种“主义”、“学说”来，孙绍振的这些方法似乎并不时髦、新潮，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些方法的态度，他没有照抄照搬生吞活剥，更没有玩弄一些概念游戏，而是结合我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去解读，去检验。比如《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就是运用“证明和证伪”法的结合论证了“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利弊，得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办婚姻之弊早已为人类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恋爱走向极端，又可能导致光有自由没有恋爱”的结论。最值得称道的是带有孙氏独创色彩的“还原法”，他运用这种方法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出了欣赏艺术的基本要求：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的感觉，而且还要看出这种感觉和逻辑表现出的人类情感的价值。应当强调的是，这里的“挑剔文坛”中的“挑剔”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者凭着其本身坚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丰富的审美经验对一向被视为“经典”的艺术作品本身所暴露出的“破绽”的“指瑕”，其目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论的“哗众取宠”，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知音对并不完善的艺术品所做的修正。其根本动因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文坛和批评界，缺少的是“公平”、“宽容”、“通达”，少有真的声音。动不动就“酷评”一气，似乎不“酷”就不“深刻”。有人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终结”的世纪，有这样一批“批评家”，不要说文学批评会终结，文学创作也没指望。因为一旦一个“千里马”出现就会有成群的“伯乐”们蜂拥而上，不是“捧杀”就是“骂杀”。批评的灵魂是“热情”，有“热情”则批评的灵魂在，无“热情”则批评的灵魂亡。我们的文坛却是一个近乎“零度”的文坛，有些评论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热情洋溢”都无法掩饰住其骨子里的阴冷。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艺术创作真正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对艺术家真正充满了景仰和尊崇，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会兴盛。

本书是运用考古和传世资料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诗经》四言体及汉语四言定式结构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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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比较过去一些介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著作，论述范围相对阔大，既包括重新梳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部分纯属大众集体创作的口头作品，也收入了少数民族乡土戏剧（如师公戏、傣戏、傩戏、藏戏等）和少数民族俚俗曲艺（如子弟书、好来宝等）这部分由各族下层文化人执笔创作出来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文艺作品。至于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章回小说、白话小说中的俗文学作品，由于对其学术界定标准尚有细微歧见，故暂且未予收入。《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的编写者，多是长期坚持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人，各自通过长期的发掘、搜寻、整理工作，对所分工编写的篇章，提供了丰富、翔实、新颖、准确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有的还来自编写者自己深入民间取获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弥补和修正以往诸种类似书籍资料不足或有失确切的效用。它的问世，将能较好地体现我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整理、研究者在20世纪最后阶段所占有的资料概貌。这部著作的撰写体例，也跟以往某些著作不大一样。已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概论类的著作，采用以“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故事”、“叙事诗”等体裁划分的方式展开，而《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则多以“韵文体”、“散文体”及“韵散杂用体”等更大的范畴来区分作品的性质。这样。不但比较符合俗文学的客观现实存在规律，也将有利于继续在此基础上开展民族文学文体学的探讨。期待着有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介入少数民族俗文学的研究领域。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完备的古代文学评论集，论述各种体裁作品的特征和演变，探讨创作与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抨击当时片面追求形式主义的文风，主张文学须有政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