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而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是一名武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他跟着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孔于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畜牧）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孔子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与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史记·孔子世家》），政治生涯到了顶峰。由于与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政治观点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希望在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先后到了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一心一意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曾整理删定《诗经》、《尚书》等，并根据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讲学，学生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中外社会这一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它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把社会中一切积极的、消极的部分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又将社会的各式人等，他们的经历、命运，他们的甜酸苦辣以及人生感悟尾尾道来，使读者在这个世界面前，除有惊叹外还引发出哲学的沉思。

哲学再也不能不关心人生的痛痒，作为无色透明的王国而存在了，它应当关心人和人的内心世界，有丰富的个性色彩，与现实的人一起走上凶吉未卜的探索之路。它不能为人生之谜提供万应不变的现成答案，但是它应当具有探索的真诚与勇气，反映出探索途中的曲折与悲欢。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目前的主客观条件不能说很成熟。记得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作者曾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这个建议虽然得到理事会的赞同并通过，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但正因为这样，决心朝这一方向进行开拓性的艰苦扎实的努力，更其显得可贵。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包括彝、白、哈尼、傣、纳西5个民族的文学史，及傈僳、拉祜、佤、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独龙11个民族的文学简史，共16种文学史（简史）。这套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组成部分，列为“七五”、“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完成。云南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有自己文学发展的历史。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清理各民族的文学遗产，揭示其固有的特点及发展规律，对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对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进民族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上述任务下达我所后，我们即将其作为头等重要的科研任务，很快组成了16个课题组，开始研究工作。上述16个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文学，主要流传于群众之中。所以，各课题组在编写之前，首先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作业．共搜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才转入研究阶段。现在编写出来的这些文学史著作，虽然不能说没有遗漏，但每部文学史，都尽可能地囊括了所能得到的作品和资料，是目前最为翔实的文学吏著作。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重点是落实在“山药蛋派”文学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泛谈“文化”，相对比较容易。即以三晋文化言之，如果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情、民俗风物等等方面作一般性的介绍，就很有东西可说。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与“山药蛋派”文学有关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三晋文化；侧重点是在找出“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方式，而不在全面介绍三晋文化。也就是说，唯有与“山药蛋派”文学相关的三晋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对三晋文化中的一些也许是精彩的内容作有意识的“遗漏”，因此，要在这里找寻到三晋文化全部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文化赋予文学以意义，又需要文学来作承载，但文学绝不是百纳箱，任什么文化现象都可以往里装，文学的承载力毕竟是有限度的。如果在研究中，我们对三晋文化的某些方面涉及较多，那一定是因为这些方面与“山药蛋派”文学有较密切的关系；而我们对三晋文化的许多方面的遗漏，也是基于它们与“山药蛋派”文学的关系：也许就这些方面单独言之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它们与“山药蛋派”文学关系不大，我们也只能舍弃。

龚留柱（1950～ ），湖北枣阳人，硕士，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崇石与爱石在民间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作者汇集了西南诸少数民族的种种石崇拜现象，归结出石神、石祖、石墓与石人4种形态，以此构建起本书的基本框架，其内容涉及神话、宗教、巫术、民俗、墓葬形制与民间故事等诸多方面。本书又以生命创生于石，死后化归为石的生命本原观为线索，确立了西南石本原创性文化心理，由此去探寻与追踪古今中外人类崇石的根源，并从追求永生与生命自创为契入点，阐释了西南石本原创性文化心理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独特意义。

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本书作为“中国娼妓问题历史与现状的考察”的研究成果，它是一部社会学专著。笔者意欲从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中国娼妓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尤其着重把握和认识娼妓问题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与“状态”。这是本书的基本思想。透过对其所作的整体状况的描述，笔者力求运用社会学理论，尤其是越轨社会学理论解释业已观察到的各种经验事实，企图认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尤其是认识中国大陆重现娼妓这一社会现象和诸多社会因素的关系，并运用实证方法，验证研究假设，借此期望得出一个有条件限制的、具有“中层理论”意义的概括性结论。为了完成上述研究目标，取得比以往的学者更为全面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课题组耗费颇多精力和时日去收集既能反映这一社会现象的，又能适合于观察和评价理论的各种生动的、客观的而且具有普遍性的资料，现在看来，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作者将运用这些年积累的这些资料，向读者展示中国娼妓问题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宏观风貌，提供一个尽可能详实的、能够涵盖海峡两岸暨香港的“中国娼妓史”。海峡两岸暨香港社会制度各不相同，社会人文背景也有较大差别，娼妓问题在三地的发展态势更是迥然有异。笔者第一次尝试从整个中国的范围去观察这一问题，力求为读者提供一幅全景式的信息画卷。这为廓清三地娼妓问题各自发展的脉络，运用比较方法去评判娼妓政策在三地的差异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