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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四年制大学通常一学期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课程的主要论题。人类学领域宽广辽阔、分支众多，但也有基本统一的方向和目标，我力求抓住它们并晓示读者。为此我设法避免易于误解的工整定义，以利于培去专业术语的理论解释。这就戏许每一章以至全书都围线一系列关键性的、相互关联的论题展开，每一章都将主题综合起来而不是将其拆作支离破碎的部分。同样，各章也结合在一个旨在表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彼此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中。本书范围和标准教科书相吻合，但风格却迥然相异。我的意图是《社会人类学引论》适于作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中的导引性著作，但我亦希望有兴趣了解此领域的外行也觉得本收即有右读性又极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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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写内容，主要是写的土司制度。“羁縻政策”仅是作为土司制度的起源写的，只是写了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酋领的任用。拟于三四年后，将“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系统写出，以《中国西南部民族政策史》之名面世。这本《中国土司制度》，是一本学术性、资料性著作。对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消亡作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对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二千五百六十九家土司一一作了纂要。即将每一家土司的治所地望作了考订，族属作了识别承袭作了清理，事迹作了核实；凡是重大、关键性的问题，都作过一番初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撰写本书的愿望是：对于一般期求知道土司制度者，只要有了此书在手，即可不必另有翻检之劳，便可了解土司制度的种种情形；对于从事民族历史或地方历史研究者，本书提出一些基本论述和确实史料，这对其深入研究亦是有所裨益的。苟能达到这两个目的，当然笔者就十分欣慰了。

本书对苏联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哲学、文化学著作中关于文化范畴方面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本书对以色列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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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民族素质和人的质量问题。本书以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名人对“中国人”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所进行的反思和自我审视为中心线索，以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评论为参照系，对中国人的性格气质、人生哲学、人际关系、艺术精神、思维方式、宇宙意识以及中国人的命运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并对现实的和未来的中国人素质的提高和新型人格的建构提出了积极的意见。本书是目前我国研究中国人的全面而深刻的新著。

本书内容包括：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条件、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批流程、案例分析等11章。

《易经》一书，在先秦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称为《易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并居其首。《易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书7从春秋时代开始，便长期争论不休，直到今日，仍在争议。如有人认为它是占卜算命的书，有人则认为是讲哲理的书，还有人认为是一部天文学或数学，有人甚至说是一部电子计算机……。所以众说纷纭，一方面由于这部典籍的文字古奥，又有图象，令人难于捉摸，另一方面由于其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不同的角度评论其价值。怎样认识这部典籍的性质，对其评估，有无客观的标准，这个问题，如果从这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的遭遇看，即是说，历史地看待这部典籍的命运，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任何影响大的经典，后人对它的理解，大都是从其所处时代的要求出发的，不同时代的人，往往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此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一条规律。如果，把握住某一经典流传的历史，弄清各个时代对其解释的特点和原因，其本来的性质和意义，是可以说清楚的。就《易经》这部典籍说，从其形成到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周易》，《易传》和历代易学。儒家尊奉的典籍，大都有经有传，传是对经的解释，解说经和传的为学，即经学。经、传、学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易经》系统的典籍亦是这样。古代的经学家，墓于尊孔读经的信念，往往将自己的解释视为经典的本义，甚至以正统自居，不注意三者的区别，所谓以传解经，以学解传，缺乏历史主义观念，其结果，经的本义便模糊不清了。甚至走上借古说今或以今释古的道路。我们今天研究《易经》系统的典籍，不应再因袭古代经学家治学的途径。以下从经，传、学三个方面，谈谈《易经》这一典籍的性质及其影响。一，《周易》原本占筮典籍此处说的《周易》，指《易》或《易经》中经的部分，不包括《易传》和易学。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也是易学专家，提出“易本卜筮之书”（《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认为此书乃周朝人算命用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朱熹此说，颇有眼力，是针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家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而发的。《周易》所以是占卜之书，他依据先秦的文献，如《左传》、《国语》， 《周礼》等有关记载，做了论证。朱说难以反驳。按古代文献和近代出土文物提供的资料，上古人算命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卜和占。 卜即龟卜，将龟甲和兽骨钻孔，以火烤之，依其周围呈现的裂纹形状，推断所问之事的吉凶。将其吉凶断语所卜之事刻在甲骨上，即是“卜辞”。个法于殷代已很流行。到了周朝，除龟卜外，又增加了依蓍草数目变化的程序，得出某一卦象，代替卜兆，推测吉凶。此种算命的方法，称为“筮’或占筮。依筮法判断所问之事的吉凶辞句，称为筮辞。据《周礼·天官》记载，周朝流行的筮法，又称为“易’，取蓍数和卦象变易之义，有三种，周易，连山，归藏。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将其卦象和筮辞编辑成书，即是《周易》。此书成于西周时期，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今传《周易》一书的内容，由六十四种卦象和卦辞，爻辞构成。每卦六画，分别由奇偶两画或阴阳两爻即一和——组成。以数字示之，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系于卦象下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每一画下的辞句，称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共三百六十八条。怎样依卦象推断吉凶祸福，春秋以前的占法，不得而知。就《左传》提供的材料看，筮得某一卦象后，便查阅《周易》一书中相同的卦象，依该卦象及其卦爻辞推测所问之事的吉凶。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周史以周易为陈侯算了一卦，筮得的卦象为观卦象*，此为“本卦”，此卦象中第四画（由下向上数）为阴爻，变为阳爻则为否卦象*，此为“之卦”，从观卦引出否卦，即“遇观*之否*”。然后查阅《周易》书中观卦象及其卦爻辞。但爻辞有六条，应查哪一条？他查看第四画可变的一爻。据后来的解释，此爻之象出于揲蓍即数草棍时得出的数为六，称为老阴，如笼得的数为九，其爻象称为老阳，凡本卦中为老阳或老阴的爻象，都要变为其相反的爻象。查阅爻辞时，主要查阅可变的一爻。就观卦说，其可变的一爻即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周史便依此爻辞推断说：“此其代陈有国乎！”意思是陈敬仲的后代必能复兴陈国。此即后来《易传》所说的“易彰往而察来”。至于怎样数草棍的数目，得出某卦象，除《易传·系辞》大衍之数章提供的方法外，别无其他较早的材料可以说明。按大衍章的说法，取五十根草棍，拿出一根不用，余下四十九根。此四十九根，任意分为左右两堆，即“分二”，从其中拿出一根，即“卦一”，其余的草棍，按四根为一组，分别数之，即“揲四”，再将余下的草棍数目合为一堆取出，搁置一旁，此即“归奇”。此为一变。以后，将一变时剩下的草棍，再按上述的程序，即分二，卦一，揲四，归奇，数一遍，此为二变。其后，将二变的余数，再按上述程序数一遍，此为三变。三变的结果，其总数只能有四种情况，即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各除以四，为九，八、七、六。如其数为九，则为老阳爻象，为六，则为老阴爻象，，为七，则为少阳爻象，为八，则为少阴爻象。经过三变，得出一爻之象。经过十八变，便得出一卦六画之象，此即“十有八变而成卦”。据《周易》称阴阳二爻为九六，以及《左传》对筮法的解释，如区分本卦和之卦， 《易传》提出的揲菁成卦说，是大体可信的。此种揲蓍说，基于数学的演绎法则，其数目和程序都可以简化。总之，依上述文献提供的史料， 《周易》乃周人算命用的典籍，是不容质疑的。至于此书的作者，汉朝人认为八卦为伏羲所画，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或者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此皆为传说或推测，不足为信，清代学者崔述和近人顾颉刚等都作了辨伪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