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主要内容包括： 保护神（护法神）的形貌；护法神的分类、形貌和标志；出世间护法神；班丹拉姆女神； 太黑护法；多闻子、丑身、宝藏神；阎王及其相关的神灵；姊妹护法神；白哈尔及其伴神；金刚具力神；大梵天神；善金刚；居士白毡神；载乌玛保与“赞”系神魔； 长寿五姊妹及其相关的女神；山神；地方保护神；厉神；战神；供品与圣器；垛”及其施“垛”仪式；护法神崇拜。

《易经》一书，在先秦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称为《易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并居其首。《易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书7从春秋时代开始，便长期争论不休，直到今日，仍在争议。如有人认为它是占卜算命的书，有人则认为是讲哲理的书，还有人认为是一部天文学或数学，有人甚至说是一部电子计算机……。所以众说纷纭，一方面由于这部典籍的文字古奥，又有图象，令人难于捉摸，另一方面由于其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于从不同的角度评论其价值。怎样认识这部典籍的性质，对其评估，有无客观的标准，这个问题，如果从这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的遭遇看，即是说，历史地看待这部典籍的命运，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任何影响大的经典，后人对它的理解，大都是从其所处时代的要求出发的，不同时代的人，往往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此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一条规律。如果，把握住某一经典流传的历史，弄清各个时代对其解释的特点和原因，其本来的性质和意义，是可以说清楚的。就《易经》这部典籍说，从其形成到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周易》，《易传》和历代易学。儒家尊奉的典籍，大都有经有传，传是对经的解释，解说经和传的为学，即经学。经、传、学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易经》系统的典籍亦是这样。古代的经学家，墓于尊孔读经的信念，往往将自己的解释视为经典的本义，甚至以正统自居，不注意三者的区别，所谓以传解经，以学解传，缺乏历史主义观念，其结果，经的本义便模糊不清了。甚至走上借古说今或以今释古的道路。我们今天研究《易经》系统的典籍，不应再因袭古代经学家治学的途径。以下从经，传、学三个方面，谈谈《易经》这一典籍的性质及其影响。一，《周易》原本占筮典籍此处说的《周易》，指《易》或《易经》中经的部分，不包括《易传》和易学。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也是易学专家，提出“易本卜筮之书”（《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认为此书乃周朝人算命用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朱熹此说，颇有眼力，是针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家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而发的。《周易》所以是占卜之书，他依据先秦的文献，如《左传》、《国语》， 《周礼》等有关记载，做了论证。朱说难以反驳。按古代文献和近代出土文物提供的资料，上古人算命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卜和占。 卜即龟卜，将龟甲和兽骨钻孔，以火烤之，依其周围呈现的裂纹形状，推断所问之事的吉凶。将其吉凶断语所卜之事刻在甲骨上，即是“卜辞”。个法于殷代已很流行。到了周朝，除龟卜外，又增加了依蓍草数目变化的程序，得出某一卦象，代替卜兆，推测吉凶。此种算命的方法，称为“筮’或占筮。依筮法判断所问之事的吉凶辞句，称为筮辞。据《周礼·天官》记载，周朝流行的筮法，又称为“易’，取蓍数和卦象变易之义，有三种，周易，连山，归藏。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将其卦象和筮辞编辑成书，即是《周易》。此书成于西周时期，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今传《周易》一书的内容，由六十四种卦象和卦辞，爻辞构成。每卦六画，分别由奇偶两画或阴阳两爻即一和——组成。以数字示之，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系于卦象下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每一画下的辞句，称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共三百六十八条。怎样依卦象推断吉凶祸福，春秋以前的占法，不得而知。就《左传》提供的材料看，筮得某一卦象后，便查阅《周易》一书中相同的卦象，依该卦象及其卦爻辞推测所问之事的吉凶。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周史以周易为陈侯算了一卦，筮得的卦象为观卦象*，此为“本卦”，此卦象中第四画（由下向上数）为阴爻，变为阳爻则为否卦象*，此为“之卦”，从观卦引出否卦，即“遇观*之否*”。然后查阅《周易》书中观卦象及其卦爻辞。但爻辞有六条，应查哪一条？他查看第四画可变的一爻。据后来的解释，此爻之象出于揲蓍即数草棍时得出的数为六，称为老阴，如笼得的数为九，其爻象称为老阳，凡本卦中为老阳或老阴的爻象，都要变为其相反的爻象。查阅爻辞时，主要查阅可变的一爻。就观卦说，其可变的一爻即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周史便依此爻辞推断说：“此其代陈有国乎！”意思是陈敬仲的后代必能复兴陈国。此即后来《易传》所说的“易彰往而察来”。至于怎样数草棍的数目，得出某卦象，除《易传·系辞》大衍之数章提供的方法外，别无其他较早的材料可以说明。按大衍章的说法，取五十根草棍，拿出一根不用，余下四十九根。此四十九根，任意分为左右两堆，即“分二”，从其中拿出一根，即“卦一”，其余的草棍，按四根为一组，分别数之，即“揲四”，再将余下的草棍数目合为一堆取出，搁置一旁，此即“归奇”。此为一变。以后，将一变时剩下的草棍，再按上述的程序，即分二，卦一，揲四，归奇，数一遍，此为二变。其后，将二变的余数，再按上述程序数一遍，此为三变。三变的结果，其总数只能有四种情况，即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各除以四，为九，八、七、六。如其数为九，则为老阳爻象，为六，则为老阴爻象，，为七，则为少阳爻象，为八，则为少阴爻象。经过三变，得出一爻之象。经过十八变，便得出一卦六画之象，此即“十有八变而成卦”。据《周易》称阴阳二爻为九六，以及《左传》对筮法的解释，如区分本卦和之卦， 《易传》提出的揲菁成卦说，是大体可信的。此种揲蓍说，基于数学的演绎法则，其数目和程序都可以简化。总之，依上述文献提供的史料， 《周易》乃周人算命用的典籍，是不容质疑的。至于此书的作者，汉朝人认为八卦为伏羲所画，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或者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此皆为传说或推测，不足为信，清代学者崔述和近人顾颉刚等都作了辨伪和考证。

本书分天空之谜、大地之谜、海洋之谜、人类之谜、动物之谜、植物之谜、人物之谜等八类进行编排，收录了古今中外近400个“未解之谜”。

本书可称是对香港社会的面面观。香港虽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却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本书介绍了香港的社会风情、种种奇闻轶事、香港色情扫瞄、黑社会以及吸毒、贩毒曝光、香港的监狱内幕、迷信一瞥、香港的夜生活、美食以及环境等等。相信读者阅完此书，一定会对这些有所了解，并会作出自己正确的观察和判断。

本书以后现代主义为主题，辑录了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的相关文论。这些文章中，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阐释和对自己创作经验的陈述，有多位作家、评论家对于某位文学师师的各具特色的评论和阐释，也有当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语流派、文学思潮的代表文献。

本叙述原始思维到文明思维的演进过程，寻找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源流。对先秦诸子，西汉经学，魏晋南北朝和唐初的玄学、佛学，宋明理学及明清实学等作了重新评价。

吴宓先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和著名学者，本书系他苦心经营十余年写成的讲义，于湮没五十年后首次面世。该书用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学写成，代表了作者的哲学与文学艺术思想的核心与精神。作者才识渊博，汇通古今中外哲人与艺术家的智慧，对人生的意义、文人的道德、文学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规律作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释。这些论述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以及在现代化经济浪潮冲击下如何提高文人的品格极有启迪意义。书后附有吴宓先生的弟子周辅成、李赋宁、王岷源先生撰写的阐释性论文；钱钟书先生为自己的老师题写了封面书名。

《文鉴》是《名文览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姊妹篇”。凡《名文览艺》所收文章（包括知识短文），《文鉴》中均未重收。《文鉴》的知识（写作技法）性文章是作为阅读和写作的参考性文章而写的。这些文章的内容若能起到对一般阅读和写作教材的。扩充和提高的作用，那也该算是一件幸事了。

隋唐以来的方术书，其分类与早期有许多不同，而且是不断变化。数术类中，天文历算渐渐与各种占卜分开，后者被归入“五行”类；方技类，则一律归入“医书”，不再细分为房中、神仙等类。细目也很明显增多。各代除史志著录的官方庋藏，道教和民间系统的流传也很重要。如宋以来的《道藏》即广收方术之书，这种传统是从汉末魏晋以来就如此。而民间也是自古就有闾巷卖卜和江湖行医。

厦门和闽南地区与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原因。闽南方言是我国汉语方言中流布地域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的一种，它是古代中原汉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汉语成分。使用广泛而又存古现象较多的复杂言言状况，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也提供了研究上的便利条件，因此研究者络绎不绝，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仅方言韵书之盛，便在全国首屈一指。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五口通商”，厦门首当其冲，西方传教士涌入厦门，带来罗马字拼音方法和现代语言学，使传统的方言音韵与西方的罗马字母相结合，产生了言言拼音文字和语文现代化思想。正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便厦门成了我国语言现代化运动的发源地和重要传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