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法国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与其说是一部关于个人、思想和作品的历史（其实也确实是这么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记述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冲突或者仇恨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记述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冲突或者仇恨的历史。在回顾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和萨特时代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些事件迭出、动荡不安的岁月，也领略了它们的象征意义；我们又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那些来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他们都曾试图用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来影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纪。透过这些鲜活的形象，法国20世纪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象征知识分子时代开始的德雷福斯事件到敲响知识分子世纪末日丧钟的萨特和阿隆的逝世。不过，米歇尔·维诺克对知识分子末日的说法仍有怀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以独特视角，一反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单纯的“政治视角”、“文化视角”和“纯理性视角”等传统角度，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段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策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是近年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精神生活》被公认为汉娜·阿伦特最伟大的著作，也是她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前的遗世之作。这本书探索了沉思生活中的思维本身。与阿伦特之前的著作大多关注精神之外的世界不同，这本书标志着一种转向，它以三卷的篇幅对在阿伦特看来具有基石作用的精神活动作了深入的探索.她将《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和“判断”三部分，亦即她所认为的精神的三种基本活动。由此，她对精神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富于洞见的分析。这本书，将是”20世纪人类精神中最亮的明灯”，是阿伦特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一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此处难以全部罗列出来。本书的意图即在于分析这些有关中国的不断变化的观念，弄清到底哪些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哪些仅仅是出于欧洲的需要而杜撰、想象出来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本书《中国变色龙》恰当的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做了详细分析。作者在本书中对他们以及许多人最近几十年来，朝着对中华文明真正有所了解的方向所取得的稳步进展着墨甚少，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在本书着力进行的分析，对中华文明的解释并无学术性的新观点，而只是增加了一部书的篇幅来叙述汉学史。作者的宗旨一直是强调，要真正做到了解中华文明——实际上对任何文明都是如此——是何等的困难，并具体说明我们的理解何等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妨碍。

摩根•福斯特面对赞扬时，会表现出近乎痛苦的欢愉；梅纳德•凯恩斯才气逼人，却不可救药地自以为是：克莱夫•贝尔是快乐创造者、气氛调节者，实际上却郁郁寡欢，悲观痛苦；罗杰•弗莱凭借独特的艺术敏感性成为一流批评家，其绘画天赋却显得苍白贫乏；弗吉尼亚•伍尔夫既能像天才般沉浸于创作的世界中，也能像天使般畅游于孩童的天地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们以热爱和批判交织的情感对彼此的形象进行了真实的勾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至为生动，鲜活的群像图。

20世纪初期，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城区汇集了一群充满智性的年轻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E.M.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他们聚谈终夜，彼此欣赏，珍视理性碰撞的火焰，信奉宽容和怀疑精神，蔑视“维多利亚英国”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他们的交往圈松散而富有个性，备受攻击也极享尊崇，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下，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为英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昆汀·贝尔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成员，以自身为一种资料来源，于简练、精致的笔触中展现了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特征，勾勒了主要成员的鲜明个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粗细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素描图”。

法国作家让-保尔·杜波瓦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人沉重的一生，2004年获得了费米娜文学奖。小说细腻中带着幽默，忧郁中不失活泼，作者在轻快的叙事中浸透着对人性、政治、社会和生命的厚重思考，折射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人民的生存情境，读来令人感悟良多。小说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生活背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主人公保尔·布利科一生的人生经历。“我”从小便生活在死去哥哥的阴影下，粗暴的祖母是“我”儿时难以挥去的梦魇。为了文凭学习，青春时期的消遣和放纵，被一个好婚姻拘囿，成了两个孩子的保姆，然后因意外的成功而致富。不知不觉中，“我”跨越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全部阶梯。然而，在生命行将步入尾声时，“我”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人生打击：妻子的欺骗，亲人的离世，经济的破产，女儿的精神失常……本以为至关重要的生命存在，最后只是某种完全虚无的东西。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军队悍然入侵波兰，揭开了历时近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经过这场野蛮、残酷的浩劫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战争最初3年，强大的德国军队似乎不可战胜，在闪击波兰得手之后，又迅速征服丹麦和挪威，使西线早期的“虚假战争”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告终。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再次发起“闪电战”，在数日之内攻占荷兰和比利时，将数十万英国远征军赶过英吉利海峡，而后仅仅用了6周时间占领法国。这些胜利使得德军表面上的优势进一步强化。1941年初，为了解救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陷入困境的意大利盟友，德军大规模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当时，英国试图教授被围困的希腊人，但再一次被德军轻易击败。与此同时，前往利比亚的隆美尔其麾下著名的非洲军团，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英军赶回到埃及边境。1941年6月，德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整个世界为之目瞪口呆。如同以往一样，德军迅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锐不可挡的装甲部队在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直到1941年严冬，德军的前进步伐终于在莫斯科城下停了下来。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参战，但英国和苏联仍然无法立即摆脱不利局面：在浩瀚无际的大西洋上，德国U型潜艇不断袭击盟军运输船舶；而在东线，德军已经推进到了伏尔加河畔和高加索油田。《第三帝国的兴起》跟随当年纳粹军队征服欧洲和北非的脚步，再现了二次世界大战最初3年的战争进程，整个场面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也正因此，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以便朋众欣赏与崇尚，这是本书的小小野心。至于将“当年游侠人”的范围，从晚清的康有为、章太炎，一直推衍到几年前刚去世的金克木、程千帆等，那是因为，我坚信，那些我曾有幸“从游”的师长们，也都值得后人鉴赏与品味。作为读者，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看好“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如此趣味，必然对“有学问的文人”，以及“有文人气的学者”，情有独钟。选择黄侃《效瘐子山咏怀》中的诗句“此曰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作为书名，不取其牢骚，而取其气势与情怀。所谓“游侠”，在我看来，主要是一种精神气质，而与具体的职业、武功以及行动能力关系不大。如今，秋风凋碧树，风景日渐暗淡。常听人感叹“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其实，既然哲人已逝，“江山”就不可能真的“依旧”。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 ：陈平原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明中叶以降，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载力而言，全国人口总量已接近饱和，晋、徽、闽等局部地区初显人满为患的端倪，过剩人口开始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经300年积聚，至清乾隆末年，人口总量终于突破了农业生产力承载人口的极限。四处逃难求生的饥民犹如洪水蔓延全国。这些脱离了古典定居农耕生活模式的移民群体，逐渐生成了一个包括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脱离帝国制度控制的江湖社会。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借参与推翻满清帝国，全面渗入军队、政治、商业和文化等上层社会，黑白两道渐行融会，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以“江湖”解读中国，反思历史，剖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宽，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