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明中叶以降，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载力而言，全国人口总量已接近饱和，晋、徽、闽等局部地区初显人满为患的端倪，过剩人口开始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经300年积聚，至清乾隆末年，人口总量终于突破了农业生产力承载人口的极限。四处逃难求生的饥民犹如洪水蔓延全国。这些脱离了古典定居农耕生活模式的移民群体，逐渐生成了一个包括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脱离帝国制度控制的江湖社会。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借参与推翻满清帝国，全面渗入军队、政治、商业和文化等上层社会，黑白两道渐行融会，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以“江湖”解读中国，反思历史，剖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宽，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令人深思。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大话方言》是易中天教授吕评历史细读城市之后又一部别具特色的语言力作。在书中，易中天涉足了自己全新的领域“语言学”，他对中国各地方言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并以其一贯风趣诙谐的笔调进行阐释，内容穿古越今、走州过省，追溯方言起源，展现方言特色，读时忍俊不禁，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无穷，让人眼界大开，其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是一部很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力求用真人、实事来表述长江的现状与历史性的变化。从对长江的说与看，扩展到了思考，开阔到了生态、人文、发展等多个领域，并以人为主体，以故事为核心构成了表现手法上的特色，从而揭示出一个更广阔、更鲜活、更生动也更耐人寻味的新时代的新长江。本书是中央电视台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的图书版，以简练深厚的文字、丰富多彩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一条亿万年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条孕育了伟大民族的大江；一条蕴涵着丰厚历史的大江；一条充满了时代活力的大江。《再说长江》是中央电视台33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的图书版。本书以简练深厚的文字、丰富多彩的照片向读者展示了：一条亿万年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条孕育了伟大民族的大江；一条蕴涵着丰厚历史的大江；一条充满了时代活力的大江。《再说长江》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深厚的民族情感、强烈的社会责任、高昂的时代精神，全景式地展现了长江波澜壮阔的壮丽景象、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以强烈震撼的内容凸现出充满魅力的长江形象。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慢慢打开，一条浩浩大江的光阴故事鲜活呈现。本书介绍了生生不息的大江之源；本书真实再现和动画合成演绎了长江文明的源流；本书通过500多幅图片展现了长江的生命脉络；本书记录了数百位生活在长江边的人们，记录下他们生动的面孔，记录下他们感人的笑容，记录下他们真实的故事。从长江源头到人海口，33集《再说长江》完整地记录了这条中华民族生命之河的历史——亿万年沧海桑田；五千年文明变迁；二十年波澜画卷。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长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载体。

《天堂》描写了70年代末中国农民在那次重大的变革中，在农村惊天动地的改革浪潮冲击下，对那种呼天喊地的阵痛和豪壮的抉择。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对女性和情感的描写更具魅力，将使你激情澎湃，感慨而泣，特别是对老书记和接生婆瓜婆的描写可谓惟妙惟肖，是两个新颖的典型人物形象。主人公萧汉在获得掌管官道村的权力之后，在爱与恨，在旧的生产体制与改革的斗争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嚎叫，在作者的笔下被描写得入木三分。以《老坟》荣获美国“国际文化与科学交流奖”的作家王海，历时三年的长篇小说《天堂》横空出世。在“天堂”里，对女性的描写更具魅力，将使你激情澎湃，感慨而泣。在爱与恨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嚎叫，在王海的笔下被描写的狰狞而可爱。从历史的长河中，剖析了中华民族历次改革的艰难。“天堂”仍以咸阳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文学的形式完整的揭示了咸阳“金字塔”群的奥秘，使这块地域更加神奇和美丽……20世纪40年代末期，官道村的一批热血青年起来闹革命，赵怀仁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一定能使官道村的乡亲过上天堂般的好日子。然而，20多年过去了，乡亲们没有摆脱贫困。赵怀仁感到困惑，共产党人开始反思，很多人对那美好的前景产生怀疑。但赵怀仁坚信跟共产党走，坚守这种体制，一定能改变这贫穷现状。然而，乡亲们对他和他所坚守的阵地失去信心。

关于《论语》的书，就像馒头，咬了第一口，就知道味道怎么样（有些书像包子，要咬到馅了才知道）。《原来论语可以这样读》是这样解释“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学习了又经常复习，不也是令人高兴的吗？有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的吗？我讲课学生听不明白，我也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孔子说：“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人之为人，不是为了人家了解自己，人家不知道对我没什么损失，没什么好担心的。人，难就难在知人。《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知人与否，小则关系自身，大则关系国家，知人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存了“患不知人”的念头在心里，才能讲究有素，才能慎终如始。王夫之说：患己知之不早，则屈学以阿世。患忌知之不早是古今通病，好多人学就是为了求人知己，那么我想他阿世则阿世矣，真学问是很难学到手了。孔子说：“人的本性很相近，由于习惯影响不同而相远了。”这一章孔子不论性，只是强调要慎其所习，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善是孟子的说法。孔子说性比较含混，他说：“人之生也直”，我相信这是孔子说性。毛主席说：“在阶段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级的人性。”

孔从洲是个老实人，别人都信任他。　——毛泽东孙从洲在“西安事变”中立了大功！关押审查、打倒他，要我知道，报毛主席批准！——周恩来 孔从洲将军生于1906年，卒于1991年。孔从洲仍任城防司令、负责西安城防，指挥警二旅和炮兵团！……时间己到，发信号弹开始行动！你们军中有异党分子活动吗？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中将。又曾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著名抗日将领。他在“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城防司令、亲身参与了事变全过程，是“西安事变”的功臣之一。他曾被蒋介石单独召见，也曾在泾阳接待周恩来、朱德、林伯渠、邓小平一行。毛泽东一直关注这位抗日将领，亲自指挥他部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建国后多次与他会见交谈。他是我军教育战线和军事科研技术装备工作的具体领导者，他还是我军首倡电子战研究，建立电子对抗部队的发起人之一。他是毛泽东的亲家翁！他是军人眼里威赫的将军，更是亲人眼中慈祥的父亲与外公。他在晚年以历史见证人的历史责任感向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信建言，使得他所在的国民党革命军在抗日战争的功绩得到公正的评价，改善了幸存下来大批指战员的晚年生活。他有着传奇般的精彩人生，而在八十五岁谢幕人生时所要得到的却仅仅是安心告别这个世界，无愧生者的期许和对死去亡灵的承诺！

3.愚忠与服从 先说一个笑话：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要求绝对服从，永不说不，坚固耐用，好维修。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服从指令，服从权威，不说“不”，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服从意识，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想。 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服从这一鲜明特色。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 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用“三纲五常”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君为臣纲”和“愚忠 ”思想，也无济于事。而日本人就不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天皇家族一直坐庄，他人无法染指。这一点，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人民见了帝王，多数都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思想。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 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就连起义、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有人做了统计，自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400年间，日本平民迫于生计，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这个次数不能说多，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或为奸商，其原因，或为饥荒，或为垄断居奇。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武士名流之类，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铁桶般”的体制当中，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 此论可谓精当，但尚需稍加说明。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无法脱离。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一旦不服从集体，就只有死路一条。 P19-20

一个急于求成的人，不配做高手。真正的高手，都是那些能够克服慢的恐惧，一步一步达成人生目标的人。西门吹雪学剑，每天练习拔剑一万次。他用最慢的方法，成为绝世高手。这是武侠小说中杜撰的故事。达·芬奇学画，鸡蛋这种简单物体他画了3年。他用最慢的方法，成为画坛泰斗。这是历史书上的真实故事。大器晚成，老子道出了这人世真理：最有价值的事物、最伟大的业绩都是在缓慢中完成。成功的要点，就是克服对慢的恐惧，一点一点地把梦想握在手中。不要幻想金子超过汗水很快到手的东西，其价值令人怀疑：用激素催生的速成猪，既无营养又有害健康；在速成班学会的“半吊子”技术，好看不好用；考试前临阵磨枪的速成成绩，造就的只是高分低能；挑灯夜战匆匆完工的速成建筑，真的能害死人……尽管生活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教训，有些人还是“不信邪”：别人需要“大器晚成”，但我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智商高，或者说比别人聪明。他们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找到一条捷径，省略辛苦练习的过程，比别人更快地实现人生目标。他们最后找到的捷径是赌博、买彩票、做违反规则的事情。他们的理论依据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真正的智者都知道，成功要靠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悟。正如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查理·库金先生所说：“成就伟业的机会并不像急流般的尼亚加拉瀑布那样倾泻而下，而是缓慢的一点一滴。”更快只能通过更多努力实现，希望金子超过汗水的想法，有太多幻想的成分。步行可能比飞行更快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克服对慢的恐惧呢？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谁更快实现目标，谁就是胜利者。所以，他们争分秒抢时间，风风火火赶速度，做什么事都急于求成。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快与慢，取决于诸多因素，速度只是其中之一。做事情干事业也是这个道理，一味追求速度是没有用的。为了更快，我们需要花时间选择方向和方法；需要注意每一个细节，“慢工出细活”；需要“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能成大器且历久不衰的商人，采用的往往是很慢的方法。麦当劳公司在决定是否投资中国时，花了3年时间做市场调查。他们知道，方向正确永远比跑得快重要。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提出“自来水经营哲学”，追求商品优质低价’以达到人人买得起的程度。他知道，决定赚钱快慢的关键因素是销售数量而不是利润率。我们知道，开一辆无照小车，进不了北京城；骑一辆自行车，却可能周游世界。快与慢的结果，不是由速度简单决定的。导致落后的原因往往不是对手太快，也不是自己太慢，而是因为我们经常停滞不前。所以，前辈智者教导我们：不怕慢，就怕站，只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并且一切顺利，步行甚至比飞行更快。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对生活版的编辑、我当时的生活导师和密友说：‘我写一个这样的专栏吧。’然后苏丝黄这个名字就脱口而出，它的节奏和音韵似乎打开了看不见的禁锢，有点风骚俏丽和嘻哈胡闹的意思。至于和它相关的那部电影，今天已经可以当成笑话看了。” 苏丝黄的专栏被许多读者称为中国版的《欲望都市》，然而北京和纽约毕竟大有不同…… Susie wong（苏丝黄）这个笔名和1960年那部美国烂片没有关系。它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时的随口一说，和这个专栏的诞生一样匆忙草率。当时，我醉心于让自己的名字填满整个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而且最后一版编辑们是那么纵容和善良，不仅忍受我的涂鸦，而且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尽可能地在生活上教我腐化堕落。

二、递交国书的小插曲按照国际惯例，新任大使抵达后，驻在国礼宾司长必须尽快拜会新大使，安排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事。国书是新大使抵任时的“介绍信”，由国家元首签署。是一个国家元首向另一个国家元首介绍自己的使节的正式信函。一旦大使递交了国书，就意味着对方接受他作为派出国元首的代表在该国活动。所以新任大使都非常希望早日递交国书，以便早日开展活动。在外交关系中，有时一件小事会有一定的政治含义。譬如安排递交国书的时间，通常情况下，由外交部礼宾司根据本国国家元首的日程和新任大使的人数，集中安排，可以是一个月一次，也可能两个月才能安排一次。有时，因为两国关系冷淡，还会发生故意拖延的情况。我们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法国外交部礼宾司长格拉塞夫妇就到官邸来拜会我们。格拉塞是典型的高卢人长相，中等个儿，鼻子又高又尖，瘦瘦的，显得很精干（这点在以后的合作中得到了证实）。他的夫人玛丽·克里蒂安娜也是中等个儿，瘦瘦的，很有风度。格拉塞本人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新加坡当大使，对亚洲很熟悉，也热爱东方文化。他家里收藏了不少中国艺术品，还有两幅刘海粟的真迹呢。官邸的招待员周剑波送上了茶水及春卷等中国小点心。双方寒暄了一下，我和施燕华都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简单谈了一下我们的外交经历。格拉塞说：“吴大使数度在法国邻国任职，比利时、荷兰、日内瓦，当时我们很嫉妒。现在您终于到法国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代表希拉克总统、若斯潘总理及韦德里纳外长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表示，来法国任职深感光荣和艰巨，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中法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的夫人施燕华也是职业外交官，去法国前曾在卢森堡当大使。格拉塞显然在来拜会我们之前阅读了我俩的履历。他回过头来问施燕华：“离开驻卢森堡大使的岗位，到法国来，您不感到遗憾吗？”施回答说：“不遗憾，一方面因为我仍是外交官，仍在使馆工作，可以继续从事外交事业；另一方面我特别喜欢法国文化，到法国来我很高兴，我期待着更多地了解法国文化。”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十分自豪，他们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按照惯例，我把国书的副本交给了格拉塞，格介绍了递交国书的程序。递交国书时，大使可带两名同事，工作语言可以自选。关于递交国书的时间问题，格表示正在积极安排，根据法国礼宾规定，须有4—5位大使到任后才能集中安排向总统呈递国书。而现在只有中国和蒙古大使在等候，年内能否递交，不能保证。但不会让中国大使等待过久。根据法国礼宾规定，新大使呈递国书前，不能拜会内阁成员以上的重要人士，除非有特殊情况，可予以单独考虑。法国不是一个死板地拘泥于礼节的国家，大使的其他活动完全可以照常进行。此后，法国礼宾司的官员私下告诉我，将安排我在明年工月14日递交国书。我已得悉总统的新年团拜安排在1月7日。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总统新年团拜了。我将失去一次与总统直接接触的重要机会。法国没有副外长，外交部秘书长是该部的第二把手。外交部长是内阁成员，只能等到递交国书后才能拜会。因此，12月1日我去外交部拜会秘书长韩金。就递交国书的时间问题，韩金重复了法国的规定。我指出：“如果递交国书拖到明年1月中旬，我就无法参加1月7日总统的新年团拜活动，外界会做出种种猜测，这是我们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但我们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何做，我尊重法方的安排。毛磊大使（1996—2001年的法国驻中国大使）是1996年1O月12日抵达北京的，11月14日就安排递交了国书。当时临近年底，江泽民主席非常忙，但法国终究是法国，1anance，C’est1aPrance，，中方做出了特殊安排。我递交国书，等一个月是可以理解的，等两个多月是否太长了一些。”韩金表示我讲的这番话很有道理，他准备再作努力，争取作特殊安排。他讲话中仍留有余地：“但这一切取决于总统本人。”12月7日，我在会见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时，雷主动表示，希拉克总统考虑到中国大使参加不了团拜不好，同意在年底前接受国书。过了两天，礼宾司长格拉塞正式致函给我，通知我工2月工6日12时15分在爱丽舍宫总统府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我很高兴，我终于说服了法国人。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