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他们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他们的共同精神就是不向世俗低头，坚持独立思考。德波顿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的哲学之旅，典雅风趣，帮助我们走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在他们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慰藉。 本书文字典雅醇厚、幽默睿智，150余幅图片精美呈现。德波顿还以本书为底本，为英国电视四台编写、主持了一档共六集的哲学节目《哲学：快乐的指南》，风靡英伦。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为“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第二辑）之一。通过对陇东北朝佛教造像题记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识读、梳理和分析，探讨了陇东北朝石窟和造像龛的窟型、龛型及各石窟寺的分布状况。同时结合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时代审美风尚，对陇东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特征作了一定的探究和总结。《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所涉相关研究，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涉及哲学、艺术、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传人我国，在我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著作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实质、社会影响以及发展走向等方面对其加以全面分析，以期把握其精神实质并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寻找有益资源。《后现代主义哲学论》分上篇、中篇和下篇三个部分。上篇主要对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背景、理论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它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等进行了总体论述评价；中篇重点研究了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和鲍德里亚等的核心观点；下篇研究了一些著名思想家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这对整体把握后现代主义无疑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虎耳譬喻经》讲述了一个旃陀罗种姓摩登伽部族的女子本性追求佛弟子阿难，最后为佛陀所度化的故事，该故事中包含了丰富的星宿占卜内容。这部譬喻经，自公元三世纪始出现汉文译本，九世纪出现藏文译本，十九世纪陆续发现梵文写本，目前连同译本在内的不同版本存世共计十余个。《文本与研究：中印间天文、历法和文学的交流》从《虎耳譬喻经》梵藏汉文本中的二十八宿星占史料出发，分别对前世今生的故事、梵藏汉多语文本、岁时历法、计时仪器、星宿特性、占卜预言等方面进行研究。藏于英国和俄罗斯的中亚梵本，可以作为平行文本修订精校本的书写，比如，两分两至的星宿值日、望日时分的知识性错误，也可以回溯若干汉译星宿名称出现别宇的路径。作为传八中国的印度天文史料。《虎耳譬喻经》的研究，不仅有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意义，亦有助于从天文、历法、佛教文学多个维度来考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

《道教与唐前志怪小说专题研究》对唐以前道教与志怪小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而又全面的研究，仔细分析了与道教相关的各种因素在这些小说中的具体呈现，论述了道教的神仙信仰、鬼神观、女性观以及服食、镇妖、尸解、洞天福地等一系列道教理论和实践因素为志怪小说提供的资源与素材，从而揭示了先唐志怪小说中许多故事类型、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叙事结构、情节描写中所蕴涵的道教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道教、佛教文化迅速发展并向社会各层面渗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萌发并大量产生的时期，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复杂关系的确很值得深入探讨。胜男的研究聚焦于这一时期的道教与志怪文学，在前人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发掘问题，多所创获。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颇有独到的发现和新颖的观点，将前人的相关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胜男这部著作不仅对研究先唐志怪小说和道教之间关系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具有学术参考价值，而且对一般读者来说也具有很好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书中对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历史有很好的概述，对先唐时期志怪小说的类型、特色等做了全面介绍，在具体研究中涉及了许多生动有趣的问题，引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读者呈现了当时在道教观念影响下人们的信仰、习俗、宗教实践、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精彩图像，读来饶有趣味。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汉字书写而成的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是拥有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之一，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两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该论文以魏晋时期为特定的历史阶段，考察当时道教人物的书法艺术成就，书法家与道教关系。论文还从意象精神、形神关系、道法自然三个方面分析了两者内在的相通性。道教符箓与道教法印作为独具特色的宗教符号系统，承载了宗教中人神互通的功能，它们同时从传统书法中借鉴书写和表现技法，该论文分析了两种符号系统与汉字书写的关系。

《伟大的哲学书：20本》遴选西方哲学史各主要时期的经典作品，以原著为纲，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选取了最重要的20本哲学著作，勾勒出整个西方哲学的框架。一本书在手，即可了解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伟大的哲学书：20本》所选取的著作，都出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手：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代表性人物阿奎那；启蒙运动前后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共产主义导师马克思；分析哲学代表性人物艾耶尔；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波伏娃……通过一本本著作，勾勒出文明与思想的演进史。本书不仅介绍了这些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和理论，也揭示了他们思维的困扰，包括他们对不同意见的辩驳和抗争。 本书语言简洁、通俗、易懂，特别适合想要了解哲学但又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读者。

书稿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儒家伦理与杜威的伦理学对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安乐哲教授从爱默生、詹姆斯、米德等人的思想切入对自我的本质的讨论，并进入对杜威自我观念的探究。第二部门讨论了杜威和孔子在宗教方面的思想。安乐哲教授提及杜威的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而杜威则在35岁时停止了去教堂。杜威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和上帝这类概念，他拒绝将对宗教和上帝的定义权交给教会。安乐哲教授指出，尽管中哲中有“天”这样的超验性的概念，但用葛兰言的话说，“中国智慧不需要‘上帝’的理念”。仁和礼都应在在个体在一个群体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儒家的“宗教”是以人为中心的。在这一点上，杜威和儒家的思想又发生了共振。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杜威与以唐君毅为代表的现代儒家民主观的比较。

湛甘泉与王阳明同为明儒巨擘，然而两人身后遭遇却反差极大。前者宗风普被，后者则门户凋零。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明代思想研究进入深耕阶段，本世纪初，逐渐有学人将研究触角伸向甘泉思想。这些学人的研究无疑推进了甘泉思想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停留于平铺直叙，缺乏一个核心概念统领甘泉思想。在认真研读甘泉文本的基础上，作者将这一核心概念定位为“生”。在核心概念“生”统领下，力图展现甘泉独特的思想面貌。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追溯湛甘泉“生”思想的渊源。第二章阐述湛甘泉怎样在“生”的视域下架构整个思想体系。第三章阐述湛甘泉的工夫论。湛甘泉工夫论可概括为“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是工夫的宗旨。在湛甘泉看来，“体认天理”只是在心中种下颗种子。种子能否发芽、茁壮成长，尚待“涵养”。第四章阐述湛甘泉“道统”说。第五章阐述湛甘泉与王阳明思想的异同。

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思想最为深刻的当属德国思想家，例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在国内已经有不少关于赫尔德、莱辛以及哈曼的论文、译著出现甚至出版，但是作为浪漫主义重要思想家之一的耶可比在国内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为了克服知性哲学（包括启蒙哲学）的虚无本质，耶可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直接性哲学。他对知觉（Wahrnehmung）这一单词做了德语词源上的分析：Wahrnehmung由两部分构成，即Wahr和Nehmung，前者意指真实，后者意指接受，由此知觉有“接受真实”的意思。在耶可比那里所谓的知觉具有实在的意义：事物本身向知觉敞开它的实在性；无疑知觉接受了它。耶可比通过知觉将事物自身实在的内容接纳进来，这对雅可比来说产生了一个问题：主体与对象在知觉中相遇时最为原初的关系是如何的呢？在耶可比那里，主体与对象最为本源的关系是在意识中直接相遇，主体通过感官直接把握到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在这个过程里是没有时间的变化，没有知性的逻辑过程参与其中的。“我与你”（耶可比亲切地把主体称之为我，把认识对象称之为你）相互敞开，彼此把自己实在的内容展示给对方。这表明耶可比的实在论不是以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为基础，而是以“我与你”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的直接性关系就是一切知识客观性的本源，他写到：一切确定性的源泉，你在！我在！我们无法从这一前提继续向前追溯，因此“我与你”的直接性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没有走出主体决定客体或者客体决定主体的牢笼，但是雅可比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耶可比的第三种思路可以说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遗憾的是，耶可比的新方案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他的思想才由奥地利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系统地发展为对话哲学。间接性哲学不仅表现为人的认识的虚无性，同样会导致人的道德的虚无与无自由，为此耶可比试图建立自己的道德学说以便克服间接性哲学导致的问题。耶可比在与门德尔松争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跳跃这一概念，他指出为了从知性的逻辑链条的无限性的束缚中升腾出来，精神具有做出跳跃的必要性。耶可比哲学虽然因其非系统性而饱受诟病，但是如果从他的哲学洞见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性的哲学家。耶可比的思想必须受到重视，不仅因为他思想本身的价值，而且在于如果缺少了他，我们就很难理解后续哲学家思想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