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芥子园画传》，将全书分为树、山石卷，兰竹梅菊卷，人物昼宇、翎毛花卉卷， 名家画谱卷。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即孟轲，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孔设的门人，是继孔予之后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人物，后世以孔孟并称。

《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明人江西吉水王佐撰。佐字功载，号竹斋，明宣德二年（1427）进士，官刑部主事，历员外郎，天顺间出守临安，以勤慎著闻於士大夫间。《新增格古要论》为王氏增补前人曹昭《格古要论》之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博物、赏鉴专著。原书仍名“格古要论”，后人更冠“新增”二字以与曹著区别。曹昭字明仲，明初江苏松江人，自幼嗜古，“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别其是否”。曹氏因“常见近世纨袴子弟，习清事者亦有之，惜其心虽有好而目未之识”，遂“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格古要论》曹昭自序），撰《格古要论》，成书於明洪武二十一（1388）年三月，“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四库提要》）明景泰七年（1456）四月，王佐据曹氏原考校增补，至其年七月完成。所录篇幅数倍於原书，除自家收藏、搜讨所得、耳目所闻外，又以宋元以来诸名人文集内相关篇章采入。全书共十三卷，新增、续补条目以小字注出，考校增补之外，又将原书重新编次：卷一为古琴论；卷二为古墨迹论上；卷三为古墨迹论下；卷四为金石遗文、法帖题跋；卷五为古画论及古人善画者小传；卷六为珍宝论、古铜论；卷七为古砚论、异石论、古窑器论；卷八为古漆器论、古锦论、异木论、竹论；卷九为文房论；卷十为古今敕诰题跋；卷十一至十三为杂考。其中，卷三新增各家“兰亭考”二十余篇，卷四新增各处碑帖数百项，卷十至卷十三录宋元以来名人敕诰题跋，历考秦玉玺、唐宋以来衣冠文物制度、宋元宫室等，俱为新增主要内容，然亦以杂抄多而识见少为人诟病。本次整理以《惜阴轩丛书》本为底本，以《续修四库全书》影明刻本、《丛书集成》本为校本，另参校《夷门广牍丛书》本、《四库全书》本《格古要论》。原书目录与正文篇目行文不同，但便于检索，今仍其旧。

《长物志》十二卷，文震亨撰。震亨字启美，明万历十三年（1585）生，南直隶长洲人（今江苏苏州）。《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类目，涉及现代学科中的建筑、动物、植物、矿物、艺术、园艺、历史、造园等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全书最为核心的部份，为园艺、建筑、艺术等学科，对举凡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的生活日用文化及其精神追求，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对晚明文人的生活方式做了百科全书式的概览，使之成为研究晚明物质文化、建筑营造、文人生活必不可少的参考数据之一，是古代造物艺术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考盘余事》四卷，明屠隆撰。隆原名屠儱，字长卿、纬真，号赤水，又号溟滓子、冥寥子、一衲道人、蓬莱仙客、鸿苞居士等，生有异才，以诗文雄明隆、万间。本书首卷介绍书版、碑帖，次卷品评纸、墨、笔、砚、画、琴等，末两卷则记载和收录香、茶、炉、瓶及起居、盆玩、文房等一切器用服饰之类。全书所列名目较为琐碎，论述也较为详尽，加之屠隆文辞章句，往往于“率不经意”间流露出其天纵之才情，读来令人口含余香，使得《考盘余事》不仅成为屠隆笔记文学作品之代表，从其内容而言，也是今天研究晚明文人生活起居、文房用具之类器物的重要参考数据，对传统造物艺术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造物艺术及其审美研究，也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竹人录》一书分两卷，上卷是竹刻家小传，每篇皆先简单介绍该竹刻家的字号、里贯、世系、师承等，然后着重介绍其所擅长的竹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下卷集录了与竹刻相关的诗歌文赋等四十余篇。《竹人续录》也有两卷，一卷辑录诸书中所载竹刻家，间有德彝案语，记述其所见竹刻作品；另附一卷《竹尊宧竹刻脞语》，皆是与竹刻相关的遗闻佚事。《竹人录》和《竹人续录》所记竹刻名家和名作，很多都是作者亲眼所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次整理点校《竹人录》，是以时代最早、讹误较少的清嘉庆十二年刻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民国十一年嘉定张尔延铅印本。嘉庆本所缺部分，则据张氏本补录。褚德彝《竹人续录》成书较晚，由吴湖帆于民国十九年刊印。本次整理点校即是以此为底本。

《鸿雪因缘图记（套装共3册）》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一图一记，凡二百四十图、记二百四十篇，系清完颜麟庆着文，汪春泉等绘图，为作者记述身世与亲历见闻之作。麟庆曾经宦游大江南北，加以性好山水，所至之地皆不废登临，留心考察，见闻宏广，并将自己所历所闻所见一一详加记录，复请当时著名画家汪英福（春泉）、陈鉴（朗斋）、汪圻（甸卿）等人按题绘成游历图，以期使生平雪泥鸿爪之印痕藉以长久保留。是书以图文相副相成的形式，实录其所至所闻的各地山川、古迹、风土、民俗、风俗、河防、水利、盐务等等，保存和反映了道光年间广阔的社会风貌。所载二百四十图，内涵涉及山水屋木、人物走兽、舟车桥梁，包罗万象，纤毫毕具。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著录此书，称其“以图来记叙自己生平，刻得很精彩，可考见当时的生活实况。《鸿雪因缘图记》凡三集，卷帙最为浩瀚。”此次整理以道光二十九年版为底本。

《印典》，八卷，首一卷，清朱象贤撰。象贤，字行先，又字圣涵，号清溪，苏州府吴县人。监生。少从杨宾、沈德潜游，与钮让、白长庚等相友善。先后任泸溪及玉山县丞、万载知县之职秉性敦厚，自奉甚俭。所学渊淹，书法遒劲。着有《闻见偶录》、《印典》等。象贤以行世印谱著作，多排列篆文、钮式之体，少制度、品评、纪述之作，因作是编。《印典》一书，搜罗宏富，去取精审，编排合理，体例谨严。八卷十二门之架构，印史异闻，制度器用，故事诗文等皆有涉猎，堪称印林经典名著。是书卷首分载钮让《序》、让《金玉印章歌为清溪朱行先作》、朱象贤自序、《印典例言》等诗文四则。正文八卷，十二门，即：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事、综纪、集说、杂録、评论、镌制、器用、诗文。卷末附朱象贤侄廷诏、白长庚二跋。是书之版本，似有如下四种：康熙六十一年朱之劢刻本，雍正十一年朱氏就闲堂刻本，乾隆间宝砚山房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就闲堂本、宝砚山房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皆祖朱之劢刻本，或为后刻，或为迻录，流布印林。本次点校，以清乾隆年间宝砚山房刻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

《国朝画征录》三卷、《国朝画征续录》二卷，清张庚撰。《国朝画征补录》二卷，清刘瑗撰。张庚（1685-1760），原名焘，字溥三，后改今名，字公之干，号浦山，又号瓜田逸史、白苎村桑者、弥伽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一作雍正十三年）荐举博学鸿词。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称其“不为科举业，为文简老朴实，诗亦新颖，五七言古体颇见古人堂奥。兼精六法，所作山水气韵深厚，自成一家。”著作颇丰，有《通鉴纲目释地纠缪》、《补注》、《国朝画征录》、《续录》、《强恕斋文钞》、《诗钞》、《五经臆》、《蜀南纪行略》、《短檠琐记》、《瓜田词》等。《国朝画征录》、《续录》记清初至乾隆初年画家，人各一传，或合传，论其宗派渊源、造诣深浅，凡画家有名论精言，多摘入传。画作未经寓目，得之传述者，附录其姓氏里居与所长之画，不加品评。偶于传后作论赞，发挥画理处尤见精到。余绍宋称其“评论得失虽觉有所偏，如推崇麓台过当，而诎渔山太甚之类，然大体尚不失其平。”“方兰坻记其友朱仲嘉言，谓多遗漏。冯冶堂作《画识》，指其错误。然浦山原以“画征”为名，则遗漏原所不讳，一人之见有限，则错误亦难保其必无，不得以此遽议是书之失。”（《书画书录解题》卷一）《国朝画征录》始撰于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完稿，乾隆四年于睢州开雕。后张庚又作《续录》二卷，初刻时间地点不详，或在乾隆中期之浙江秀水。有题京都墨林斋翻刻本，时间不详。传入日本后亦经数次翻刻，有宽政九年（1797）名古屋静观堂玉润堂刻本、宽政十年名古屋风月堂刻本等。其书在同光以后流传甚广，有同治八年三元堂刊本及重修本、光绪十三年扫叶山房刻本、光绪十九年积山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一年江都刘氏刻本、宣统二年上海中国书画会石印本等。民国时期又有有正书局（1919，铅印本）、扫叶山房（1922、1936，石印本）、神州国光社（1934，铅印本）等多家机构相继出版，其间有将书名改作《清朝画征录》者。刘瑗，号晴江，阜阳人。撰《国朝画征补录》二卷，以继张庚之作，续其所未及，并收其所偶遗。然记叙多简略，或为经眼，或为转述，不若张作之精当有法，于画理亦少己见。所收人物偶有与张作重复者，如南楼老人，与《国朝画征录》卷下之陈书为同一人。《国朝画征补录》初刻于道光五年，后未见翻刻。本次点校《国朝画证录》、《续录》以乾隆时刻本为底本，参校扫叶山房刻本等。《国朝画征补录》以道光刻本为底本。

《石渠随笔》八卷是清嘉、道年间名臣阮元有关书画著录类的著作。阮元一生主要致力于经史学术的研究，但对书画艺术等“末技”也独有会解，功力深湛。他持“艺术必与学问相通”（《提要》）之论，反对向壁虚造的“萧疏散淡”，讲求“一门一径，皆有考证”（《石渠随笔》卷二）。而他的这些艺术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名作《石渠随笔》中。《石渠随笔》是阮元于乾隆辛亥奉敕续编内府储藏书画为《石渠宝笈》时，随笔所记之著。在历时两年多的编纂过程中，阮元遍览内府秘藏，选其菁华，札记笔录为《随笔》一书。《随笔》中的许多精要考证，后多为《石渠宝笈续编》所吸收。虽然《随笔》中著录的书画作品基本都见于《续编》，但《随笔》的重要意义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鸿篇巨制的《续编》相比而言，《随笔》篇幅短小，便于检阅，《续编》菁华所在又多萃于此书。而且《随笔》虽小，体例却甚为完备，每幅书画之题咏、跋语、年月、姓名、笺素、尺寸、印记等，多加著录，足资考证。第二，《随笔》考据精审，明辨真赝，多能订其谬误，从文史的角度详细著录了有关文学、历史、典制等方面的资料，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笔》中一些内容为《续编》所无，有更为珍贵的价值。如卷六董其昌行书所用朝鲜进表，《随笔》详录朝鲜国王李倧进表内容，此表不仅《续编》不载，明代诸史籍及朝鲜《实录》中皆不录，而此表可证补《明史》之缺，及与《李朝实录》的相关记载相生发，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第三，《随笔》较集中地反映了阮元的艺术观，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如评宋人《司马温公独乐园图》时他认为“唐以前人画宫室，一门一径，皆有考证。至宋，此风渐替，至明更微，于此二画可见也”，就明确地反映了他“艺术必与学问相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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