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以质千载于一时，言惟是雕虫之技也欤哉。盖必有凛乎其辞，使人毛发洒然，而枵夫亦奋足拊心也者。唐故多立言，所称四杰，则路侍御在焉。其辞文美丽，宣宫商而和金石，高廷礼诸公知之，古今脍炙之矣。及“一杯”、“六尺”两语，虽激李氏怒，而终以反正，至是而李氏知侍御也。当是时，人皆称快，则当时知侍御也。于今读其檄者，无不挹其生气，则于今知侍御也。知侍御者，固在此不在彼已。夫侍御一代作者，主簿 调者十载，继又贡疏，迁临海丞。文人不遇，大率然也。侍御之贤，以临海而益彰，遇何穷乎侍御。且文人之不遇，而功业在成败之间者，一侍御已乎。独惜其求文之昭，亦迟之乎侍御之遇中宗，中宗之知侍御也。嗟夫！

《印典》，八卷，首一卷，清朱象贤撰。象贤，字行先，又字圣涵，号清溪，苏州府吴县人。监生。少从杨宾、沈德潜游，与钮让、白长庚等相友善。先后任泸溪及玉山县丞、万载知县之职秉性敦厚，自奉甚俭。所学渊淹，书法遒劲。着有《闻见偶录》、《印典》等。象贤以行世印谱著作，多排列篆文、钮式之体，少制度、品评、纪述之作，因作是编。《印典》一书，搜罗宏富，去取精审，编排合理，体例谨严。八卷十二门之架构，印史异闻，制度器用，故事诗文等皆有涉猎，堪称印林经典名著。是书卷首分载钮让《序》、让《金玉印章歌为清溪朱行先作》、朱象贤自序、《印典例言》等诗文四则。正文八卷，十二门，即：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事、综纪、集说、杂録、评论、镌制、器用、诗文。卷末附朱象贤侄廷诏、白长庚二跋。是书之版本，似有如下四种：康熙六十一年朱之劢刻本，雍正十一年朱氏就闲堂刻本，乾隆间宝砚山房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就闲堂本、宝砚山房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皆祖朱之劢刻本，或为后刻，或为迻录，流布印林。本次点校，以清乾隆年间宝砚山房刻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

《国朝画征录》三卷、《国朝画征续录》二卷，清张庚撰。《国朝画征补录》二卷，清刘瑗撰。张庚（1685-1760），原名焘，字溥三，后改今名，字公之干，号浦山，又号瓜田逸史、白苎村桑者、弥伽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一作雍正十三年）荐举博学鸿词。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称其“不为科举业，为文简老朴实，诗亦新颖，五七言古体颇见古人堂奥。兼精六法，所作山水气韵深厚，自成一家。”著作颇丰，有《通鉴纲目释地纠缪》、《补注》、《国朝画征录》、《续录》、《强恕斋文钞》、《诗钞》、《五经臆》、《蜀南纪行略》、《短檠琐记》、《瓜田词》等。《国朝画征录》、《续录》记清初至乾隆初年画家，人各一传，或合传，论其宗派渊源、造诣深浅，凡画家有名论精言，多摘入传。画作未经寓目，得之传述者，附录其姓氏里居与所长之画，不加品评。偶于传后作论赞，发挥画理处尤见精到。余绍宋称其“评论得失虽觉有所偏，如推崇麓台过当，而诎渔山太甚之类，然大体尚不失其平。”“方兰坻记其友朱仲嘉言，谓多遗漏。冯冶堂作《画识》，指其错误。然浦山原以“画征”为名，则遗漏原所不讳，一人之见有限，则错误亦难保其必无，不得以此遽议是书之失。”（《书画书录解题》卷一）《国朝画征录》始撰于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完稿，乾隆四年于睢州开雕。后张庚又作《续录》二卷，初刻时间地点不详，或在乾隆中期之浙江秀水。有题京都墨林斋翻刻本，时间不详。传入日本后亦经数次翻刻，有宽政九年（1797）名古屋静观堂玉润堂刻本、宽政十年名古屋风月堂刻本等。其书在同光以后流传甚广，有同治八年三元堂刊本及重修本、光绪十三年扫叶山房刻本、光绪十九年积山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一年江都刘氏刻本、宣统二年上海中国书画会石印本等。民国时期又有有正书局（1919，铅印本）、扫叶山房（1922、1936，石印本）、神州国光社（1934，铅印本）等多家机构相继出版，其间有将书名改作《清朝画征录》者。刘瑗，号晴江，阜阳人。撰《国朝画征补录》二卷，以继张庚之作，续其所未及，并收其所偶遗。然记叙多简略，或为经眼，或为转述，不若张作之精当有法，于画理亦少己见。所收人物偶有与张作重复者，如南楼老人，与《国朝画征录》卷下之陈书为同一人。《国朝画征补录》初刻于道光五年，后未见翻刻。本次点校《国朝画证录》、《续录》以乾隆时刻本为底本，参校扫叶山房刻本等。《国朝画征补录》以道光刻本为底本。

《石渠随笔》八卷是清嘉、道年间名臣阮元有关书画著录类的著作。阮元一生主要致力于经史学术的研究，但对书画艺术等“末技”也独有会解，功力深湛。他持“艺术必与学问相通”（《提要》）之论，反对向壁虚造的“萧疏散淡”，讲求“一门一径，皆有考证”（《石渠随笔》卷二）。而他的这些艺术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名作《石渠随笔》中。《石渠随笔》是阮元于乾隆辛亥奉敕续编内府储藏书画为《石渠宝笈》时，随笔所记之著。在历时两年多的编纂过程中，阮元遍览内府秘藏，选其菁华，札记笔录为《随笔》一书。《随笔》中的许多精要考证，后多为《石渠宝笈续编》所吸收。虽然《随笔》中著录的书画作品基本都见于《续编》，但《随笔》的重要意义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鸿篇巨制的《续编》相比而言，《随笔》篇幅短小，便于检阅，《续编》菁华所在又多萃于此书。而且《随笔》虽小，体例却甚为完备，每幅书画之题咏、跋语、年月、姓名、笺素、尺寸、印记等，多加著录，足资考证。第二，《随笔》考据精审，明辨真赝，多能订其谬误，从文史的角度详细著录了有关文学、历史、典制等方面的资料，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笔》中一些内容为《续编》所无，有更为珍贵的价值。如卷六董其昌行书所用朝鲜进表，《随笔》详录朝鲜国王李倧进表内容，此表不仅《续编》不载，明代诸史籍及朝鲜《实录》中皆不录，而此表可证补《明史》之缺，及与《李朝实录》的相关记载相生发，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第三，《随笔》较集中地反映了阮元的艺术观，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如评宋人《司马温公独乐园图》时他认为“唐以前人画宫室，一门一径，皆有考证。至宋，此风渐替，至明更微，于此二画可见也”，就明确地反映了他“艺术必与学问相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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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海寺明代壁畫是法海寺的鎮寺之寶。 法海寺大雄寶殿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九幅極其精美的明代壁畫。經專家論證，，法海寺壁畫是中國現存元、明、清以來由宫廷畫師所作為數極少的精美壁畫之一，與敦隍、永樂宫壁畫相比各有千秋。永樂宮壁畫在規模、力度、氣勢上非常宏偉，但在人物刻畫、圖案精微多變，多種用金方法等畫工技巧方面，法海寺壁畫成就要高，在壁畫制作工藝上也有新的發展。敦煌壁畫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内容最豐富的古典文化藝術寶庫，自6世紀發展至清代，却獨缺明代的壁畫，法海寺壁畫能够以其精湛的繪畫藝術、高超的制作工藝和鮮明的時代特色補充這一缺憾，彌足珍貴。

《礼品装家庭必读书：中华书法经典大全》精选了多位名家的几百种传世墨迹，并按朝代先后将其排序。书中对每位书法家的名、字、号以及书风、书写背景等进行了简单介绍，并为每篇作品附上了释文和名家点评。

电影、诗歌、国学、西学、美术、文学、音乐、处世。从浩如烟海的这些人文艺术作品中，作者用精炼、经典的标准，以青少年的角度，拣选出一篇篇美文、一幅幅名画、一部部佳作、一首首名曲。集成使人终生受益的5个单册，另以代表中华智慧的诸子百家与充满哲理的西方先贤大师名言名篇编辑成《国学精粹》、《西学精粹》，这既是了解学习人类人文艺术的上佳之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家藏书籍。

后人常将“四书五经”相提并论，实际上，“五经”地位的确立是群体智慧逐渐累积的沉淀，而“四书”的纂辑很大程度上是朱熹个人的独创。因此可以说，是朱熹开启了四书的时代。其对“四书”的注释，也成为了后世科考命题的经典依据。 中国书店藏司礼监刊《四书》，一函八册，《大学》、《中庸》有朱熹注，《论语》、《孟子》系白文，偶有音注。该书半页八行，行十四字，粗黑口，四周双边，花鱼尾。为内府刻书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