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建筑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大多数人都会想到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除此之外，记忆中再难找到其他的痕迹。其实，中国建筑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久远而深刻，内容也很多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建筑文化西渐的整个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正如一出多幕的大戏，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或明或晦。中国建筑何时第一次出现在西方文献里尚未有明确的答案，但至少已经有学者指出，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在其巨著《建筑十书》中记载的罗马人首次于锡诺普见到的一座碾应当是来自中国人的发明纠。也许正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和尚未证实的猜测，拉开了中国建筑文化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安藤忠雄一再强调，旅行是他惟一的、最重要的“老师”。建筑学者、专栏作家李清志服膺大师箴言，多年来探访每一座安藤建筑，住吉的长屋、淡路梦舞台、光之教堂……他投身于安藤式虚实交错的迷宫中，重新体验时间、空间的意义。在他笔下，造访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作品宛如一场性灵洗涤之旅。建筑本身像一座迷宫，你以为是出口的，其实是另一个奇异国度的入口；每一个转弯都暗藏惊喜，每一个角度都别具风景。更令人神往的是那些光、影、水形成的神秘空间，安藤巧妙地运用了大自然的元素，让建筑仿佛活起来，让人有一种诗的感动开始这场看似知性，实则感动不断的朝圣之旅吧。即使是一场纸上的旅行，感官的细腻触觉、建筑的背景与人文气息、大师的思考与审美仍弥足珍贵。

本书从“文化线路”视角审视“川盐古道”，研究了该区域聚落与建筑在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产生、发展和嬗变过程。书中深入研究了“川盐古道”的形成历史及区域分布，从中发现当时当地盐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关系；通过对聚落的研究，发现了因“运盐而兴”及因“产盐而兴”的两种聚落类型，并深入探讨了其空间形态的异同；通过对民居及盐业会馆的研究，发现了文化传播与地域气候、自然资源等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对“川盐古道”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理解了更多的古镇文化的内涵。本书对探究聚落及建筑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川盐古道的聚落和民居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理性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可供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建筑设计、城市建设研究和管理人员阅读，亦可供旅游专业及爱好者和其他相关专业参阅。

建筑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虽不是纯艺术，却同样具有形式美和艺术美，而且因其体量巨大。保存时间久远，更由于它的表现性和抽象性等艺术特性，其价值并不在纯艺术之下，且不能被代替。中国古代建筑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在实用和形式美的背后，深蕴着精神内涵——“道”，这“道”既是“人文”的，又是“自然”的，反映出中国人的礼乐、道德观和“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乔治国王统治时期的建筑》完整地介绍了该时期的建筑师和各种类型的建筑，以及它们不同的风格。大约始于1714年的乔治国王统治时期，给英国留下了大量雅致而和谐的建筑遗产，有坚固、精巧对称的乡村住宅，有庄严的爱丁堡广场，还有巴斯优美的新月形建筑。

《世界住居与居住文化》通过对日本住居学相关书籍和文献的大量研读，力求将该科学知识体系化，并从居住者生活的角度对住宅内部功能进行剖析。住居是与文化结合最为紧密的建筑类型，是以住宅为载体的文化现象，是在人们创造住宅的物质形态过程中产生的。全书内容包括住居学基本理论，风土文化与住居，东亚，东南亚住居与聚落，欧美的住宅与居住区，未来的住宅，集合居住，居住空间等。《世界住居与居住文化》可供广大建筑设计师，建筑理论工作者，建筑院校师生员工等学习参考。

《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建筑》穿插大量建筑图片，配以详尽的文字介绍，带你一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经典建筑。维多利亚时代也许是英国历史上建筑最多样化且最富特色的时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技术的巨大变革。这一时代恰逢希腊复兴、文艺复兴、埃及和哥特式风格的盛行，铁、玻璃以及混凝土等逐渐用于建筑材料，同时，为了适应火车站、摩天大楼和市郊住宅。这一切改变了城镇的面貌。

2007年夏天，《时代建筑》杂志编辑部策划并组织了一次北欧四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城市建筑旅行，考察团的40名成员或是建筑师，或是同建筑脱不开干系的人。在两个星期中我们亲临了建筑历史上的大师杰作，也感受了当代设计师的新锐实验。《北欧建筑散记》收录了考察团成员撰写的17篇旅行手记和沿途风景。虽然作者来自相似的背景，但每人的性情、着眼都有所不同。作为一本集体创作的结集，可以说它像《罗生门》那样，多角度回放了中国设计师眼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城市和建筑。谨以这本小书纪念那年北欧的夏天，40个建筑人结伴的旅程。

《中国徽派建筑之旅》立足从旅游引导的角度即通过对具备旅游吸引物特征并携带徽文化信息的地面遗存（古建筑）的介绍，从不同角度展示徽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轨迹；徽州古村落是徽州宗族繁衍发展的根据地，各类古建筑都附着于村落的版图而存在，故村落是携带徽文化信息最多的最大单位载体，即是旅游吸引力最强的徽文化载体。

文物建筑保护理论虽然生成于欧洲，但是有根本的普遍意义，因为它是科学。但是，科学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并不排斥特殊性，因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建筑有它的特殊性，欧洲各国建筑也有它们的特殊性。中国的文物建筑保护有我们的特殊困难，欧洲的也有。特殊性并非中国建筑所独有，不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会变成僵硬的教条主义者，给工作带来损失，但过于强调特殊性而超越理论的普遍原则，我们会失去方向，失去基本的是非标准，那损失就太大了。在《文物建筑保护文集》里反复强调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的基础价值观和方法论，就是因为作者经过20年的田野工作，了解我们国家的实际。我们这个民族，整体上说，自古以来就少一点科学精神和历史责任心而有太多的功利主义，自古以来就不习惯进行理论的思考而满足于实用主义，这是我们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的主要原因。当今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有成绩，那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一些具有科学精神和世界眼光的干将。但也有不少失误和损失，那就是由于也有一些人回避困难而企图“取巧”、“简便”、“差不离就行”，不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更糟的就是只醉心于求利。这也是一种“实际”，所以必须多讲基础理论，多讲历史责任心和科学精神。但《文物建筑保护文集》里的文字也确实有脱离实际、准确地说回避实际的地方，那便是对当今最感到束手无策的体制性问题和某些人的素质问题，恍兮惚兮，谈得很少，而这些问题却往往起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