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是英国教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代表作，被视为英语世界重要的教育名著之一。　斯宾塞的一生地位显赫，他先后获得了英、法、美等11个国家，32个学术机构的院士、博士等荣誉称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被科学界和教育界誉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牛顿”。他在本书中提出的经典之问“什么知识zui有价值？”一直引导着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进行深入的思考。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年教育学者王占魁博士历时一年翻译而成。译者既精准地翻译了全书，又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各章节中增加了一些精当的标题和注释。此外，书中还通过脚注的形式呈现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赫伯特·奎克（Robert　Hebert　Quick）、英国伦敦师范学院教授约瑟夫·佩恩（Joseph　Payne）、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威廉·哈罗德·佩恩（William Harold　Payne）和法国枫丹纳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康佩尔（Gabriel　Compayré）等四位教育学家对斯宾塞教育观点的诸多精彩的评论。这些都非常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斯宾塞教育思想的精髓。　本书既适合高校教育专业师生、教育研究者、中小学教师和家长等阅读，也适合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手语是聋人的语言，而聋人因为听力障碍不能很好地学习文化。本书将我国传统文化用手语打出来，让聋儿也能够读到国学，掌握国学，丰富了聋人的文化知识，让聋人掌握传统文化思想，从而有助于缓解聋人不能融入社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现象。 本书选取了《弟子规》《千字文》《三字经》内容进行诵读。

“中学语文教师”是指能够创新而卓著地开展中学语文教学的优秀教师，并且具备研究型教师、学者与专家型教师、学科特质鲜明突出的魅力型教师这三种基本素养。本书从思考与探索出发，回答了诸如“高师院校为培养具有特质的中学语文教师人才走过了一段怎样的探索之路？”“名师的教学理念和课堂驾驭能给我们怎样的启发？”“中学名校在教师的培养之路中又有着怎样的责任和担当？”等问题，旨在给予读者启迪。

《做中学：在课堂教学中促进学生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习得的实践与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丛书》主要内容包括：我是谁——在数学基本活动中把握复杂多变的教师自身角色、潜心琢磨——让每一节课的课堂教学都实至名归、敬畏课堂——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点石成金——反馈指导原则等。

现在家长在孩子学习这个问题上，大多都有一个困扰，孩子不爱看书，不然就是看了却不懂书里在写些什么，看了也跟没看一样，一问什么也没记住，其实这就是因为孩子对阅读没有兴趣，阅读能力低下。阅读，是故事的起点，也是孩子终身受用的能力，更是改变孩子人生的支点。会阅读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的人生！《我在台湾教语文——阅读改变孩子的人生》本书讲述了杨志朗老师推广阅读卓有成效的事迹，带动全校及家长齐心响应，并以此改变了无数孩子的人生，从差等生到优等生，考取优秀大学。此外，书中还讲述了杨志朗老师与几位学生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偏远乡村的老师在基层教育中无私的奉献精神，用一己之力全心全意地教书育人。

我国中学特色学校建设目前进入最活跃的时期，本书从专业特色、教学特色、德育特色、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外语特色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我国中学特色学校建设的模型；从国家、民族教育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中学特色学校三种发展模式的构想，并论述了中学特色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建设中的误区以及所受到的诸多限制。本书资料丰富，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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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丛书：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初中生物卷）》全面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初中生物教材的特征，通过国际比较，判明了我国初中生物教材难度的国际排名和内容差异，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一手资料和国际比较依据，发现了许多对我国高中生物课程与教材建设有着重要启示的结论，并为建设我国高水平高质量的生物教材奠定了必要基础。《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丛书：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初中生物卷）》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首次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初中生物教材在国际上的难度层次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为我国生物课程改革与生物教材编写以及相关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8年8月29日，中央决定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研制工作，我很荣幸地参与了《教育规划纲要》调研起草的全过程。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一直很高，同时，很多家长、社会人士，包括著名学者、两院院士都认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需适当降低教材难度，“适当降低教材难度”一度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文本。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从全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和课程教材改革的历史来看，教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新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被补充到教材中来。如果比较笼统地做一个判断的话，中小学教材总的说来不是越来越易，而是越来越难，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降低教材难度具有很大的风险。中小学教材的难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水平。教材的难易不仅决定着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而且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和民族的整体素质。世界上很多有影响的教育改革都聚焦课程教材的改革，教材难度的调整常常是课程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1958年，美国为了应对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挑战，颁布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强调“新三艺”，就是以提高教材难度而著称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与教材难度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大中小学教材的难度降下来，10年、20年以后发现是一个错误选择的话，后果就太严重了。这一疑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同。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教育规划纲要》的文本是这样表述的：“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这既积极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又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为今后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空间，留下了伏笔。

教材难度研究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因素，不仅与教材的客观难度有关，也与教师的素质、教学的要求、教学的时间以及学生的能力和用功程度等因素有关。研究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仅研究教材的难度意义不大，要把教材、教学、教师、课程综合起来研究，才能提出系统改进我国教育的意见。这一观点乍一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大概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研究成果了。因为将无数个复杂因素堆积在一起，这一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无数凭主观发表评论的研究中的一个，成为没有任何确切结论的自娱自乐。中国教育太需要板上钉钉的、数据确凿的研究了。为了保证客观性和可靠性，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聚焦核心问题的过程。要正面回答教材难不难的问题，有两条可以选择的途径。一是测量出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潜力，同时确定学习不同难度的知识所需要的智力程度，根据人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判定教材的难易程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在目前的科学研究水平上是做不到的，况且人和人还存在很大差异。另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则是通过国际比较，确定我国教材在国际上的相对难易程度，由此做出政策性的判断。为此，《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不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启动了“中小学理科教材国际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全国相关高校的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