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劳动争议，都是“先仲裁后诉讼”吗？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是如何分配的？我和公司就因伤医疗费达成调解协议后，公司如果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我还须走仲裁程序吗？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是几年？调解仲裁工作，是调整解决劳动争议（特别是维护劳动权益）的重要手段，关系到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随着我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不断健全，在劳动争议曰益增多的情况下；完善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对于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公民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这本小书中，我们结合案例，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对与劳动者维权有关的程序问题做一详细的介绍，希望它能成为每个劳动者的维权助手和参谋。

诉讼证明标准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在21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诉讼证明标准的讨论呈现出争鸣之势，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乃至流派。这充分反映了在社会和法律的转型期人们理念的改变。理论上的争论也影响到了司法实践，在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与运用上，司法人员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因此，对诉讼证明标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本人非常关注中外证明标准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参与证明标准的讨论。李玉华是我指导毕业的博士，她自硕士论文《论诉讼证明标准》（2001年通过答辩）的写作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诉讼证明标准，发表过多篇相关文章并写成了博士论文《刑事证明标准研究》（2005年通过答辩），在此基础之上又主持完成了国家课题《诉讼证明标准研究》。在课题成果提交专家评审之前，我就已经比较详尽地阅读过全文，并提出过一些建议。现得知成果顺利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即将交付出版，欣然作序。

《诉讼诚信论》一书，从古罗马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伦理学到经济学，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法学理论到司法实践，作者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视野开阔，富于创见。虽然全书围绕着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及制度，但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内容而言，都并未被学科的划分所束缚，而是在各种研究方法及各学科门类之间游刃有余。

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该套教材有以下特色：·基础性。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实用性。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创新性。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法官智库丛书》是一套实践型开放性的学术著作，由上海市三级法院审判经验较为丰富的资深法官编写。“丛书”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研究视野却不囿于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实证之分析。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果价值。

《深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新中国成立60年刑事诉讼法制的回顾与展望》介绍了：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于2009年11月1日至4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深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新中国成立60年刑事诉讼法制的回顾与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240余位从事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年会共收到论文134篇，会上已印刷成册供与会代表交流研讨。会后按照本研究会出版年会论文集的要求，确定将105篇符合条件的论文经作者及研究会秘书处修改、编辑后交付出版。此外，论文集还收录了卞建林会长在开幕式上的致辞及三位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的专家所作的专题报告。会后由两位年轻学者撰写的本届年会综述也收录其中。

本书以我国侦查到案阶段为主要研究对象。为深入理解这一对象的性质与特色，笔者亦将从比较法角度对两大法系代表国家的相关制度进行研究。作者通过对实证材料的分析提炼出了问题，即使是与域外法治国家的类似制度进行比较，更多的也不是规范，而是实践的比较；不是对“纸上的法”，而是对“行动中的法”的比较，从而为读者展示了一张中国、域外（法国、英国）侦查到案制度的实践面相。

《刑事诉讼的宪政基础》共分四章：宪法与宪政、权力控制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治与刑事诉讼。第一章系总论，通过探讨宪法与宪政的基本原理，抽象出宪政的基本要素：权力控制、人权保障与法治。后三章系分论，分别从以上三个维度探讨宪政与刑事诉讼的关系。第一章，宪法与宪政。本章探讨宪法与宪政的基本原理，包括宪法与宪政的概念与内涵、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宪政的基本要素。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极为紧密，有宪政必须有宪法，但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要践行宪政，不仅要制定宪法，而且要求所制定的宪法必须是“良宪”，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执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宪法与现代刑事诉讼经历了几乎大致相同的产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者经常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制度实践来看，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互为保障：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宪法设定的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宪法的许多规定经常必须借助于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得到实现。但是在制度设计不当时，两者可能相互抑制。本章的落脚点在于探讨宪政的基本要素，从而为下文研究宪政与刑事诉讼的关系打下基础。《刑事诉讼的宪政基础》认为，宪政包括三大要素：权力控制、人权保障与法治。其中，权力控制是宪政的核心，人权保障是宪政的宗旨，法治是宪政的保障。以下三章分别从以上角度研究刑事诉讼与宪政的关系。

《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根据与限度：公诉程序中被害人诉权问题研究》旨在为破解“被害人应不应当成为公诉程序当事人”的理论难题提供一种新思路。通过将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揭示了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正当性来自于其享有的诉权；而由于刑事诉讼结构的先天性失衡，法律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保障以达到“平等武装”，被害人诉权的行使方式及法律效果不得不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有着不同于民事原告或刑事被告的特殊性。被害人诉权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对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传统的“控、辩、裁”三角结构是以诉讼职能为基础的，而由裁判权、公诉权、被害人诉权、被告人诉权组合而成的则是以诉讼主体为基础的“四极构造”；由于被害人诉讼利益的不确定性，“四极构造”的理论模型不是一个规则的四方形，而是一个由控辩裁三角结构演化而成的扇形。

民事诉讼证据问题，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已于2001年12月6日由最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并自2002年4月1日起实施。200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证时限的问题专门出台了《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民诉证据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证据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的诉讼理念和经验，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和补充。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这部司法解释的公布施行，对于提高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