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视角、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刑法原理》是著名的“美国法精要”丛书之一种，该书从1975年出版，至今已是第四版了（最新一版是2003年3月）。作者阿诺德H·洛伊，曾先后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从1973年起一直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教况现任该校GrahamKenan学院讲座教授。他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涵盖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宪法。本书以简明的篇幅，分七部分对美国刑法的若干基本问题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浓缩，是学习美国刑法很好的入门之作。书的第一部分为刑罚目的论，作者一改谈刑法必从犯罪论着手的思路，转而从对刑罚目的的追问切入，并将刑罚目的概括为四个：1、改造并矫正犯人；2、监禁危险犯人以保卫社会；3、报应；4、威慑（又分为对犯罪分子本人的个别威慑和对社会上其他有类似不良倾向者的一般威慑）。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这四个目的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冲突及其价值选择。在具体论述中，我们看到英美学者所习惯的用判例来充实理论的写作手法。说实话，我是毫不掩饰对这种写作手法的欣赏与倡导的，也一直主张在国内的理论刑法学著作中多加进些这样的作料（参见刘仁文：《刑法学的本体追问》，《中外法学》2002年第3期）。第二部分是有关个罪的展开，作者选择了杀人罪、强奸罪以及其他一些侵犯人身的犯罪和侵犯财产的犯罪等值得展开的犯罪来作为研析对象，同时，亦独具匠心地将因果关系等总则内容放在这部分里加以阐释，为实现分则与总则的有机结合作了很好的尝试。不过，对于作者将正当防卫这一辩护事由提前挪到此处的理由，我感到还可商榷。第三部分介绍了英美刑法中的犯罪要件“二元论”，即主观上的犯罪意图和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其中主观上的犯罪意图又牵涉到严格责任和替代责任等无过错责任。该部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将宪法对刑法的限制引人行文，这对于正在探索走向宪政国的中国刑法学者而言，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多年前，读储怀植先生的《美国刑法》，其中辟专节谈“美国刑法的宪法限制”，至今仍印象深刻。此次为写此前言，上网查阅作者信息，始知其除了是著名的刑事法专家外，对宪法亦有不凡研究，难怪他的书中能不时地保持着宪法对刑法的审视与警惕。这一点也是颇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曾在一次关于“中国刑法学应当向何处去”的笔谈中指出：我国刑法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非得到建立起刑事立法和刑事执法的违宪审查机制那一天不可（参见刘仁文；《提倡“立体刑法学”》，《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四部分专门列举了若干特殊的辩护事由，包括：精神病，末成年，醉酒，强迫，紧急避险，警察圈套，等等，它们在何种情况下可成为辩护事由、是作为免罪事由还是减责事由，各有区别，例如，醉酒要区分自愿状态下的醉酒和非自愿状态下的醉酒，警察圈套要看被告人的犯意是由警察诱发而生还是本已有之。第五部分是有关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推定等表面看来属于程序法意义上的内容，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只要稍加深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和刑事实体法密不可分。确实如此，英美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把静态的犯罪构成要件放到动态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来考量，这种动态的程序通过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抗辩式的双层逻辑结构，使得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这两个积极要件达到人罪的功能，而辩护事由这一消极要件则实现出罪的功能。它既区别于我国承继的前苏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犯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又区别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三阶段递进说（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任性）。虽然几种理论各有其传统和特色，但英美刑法所表现出的实用主义哲学，让我想起台湾友人林东茂教授在前不久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所发表过的一个观点：犯罪构成理论不就是要解决什么是犯罪么？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玄而又玄？能不能简单点、实用点？第六部分，不完整罪和共同犯罪。如果说辩护事由要解决的是行为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外部特征时为什么不负刑事责任的话，那么不完整罪和共同犯罪所要解决的就是行为不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全部犯罪要件时为什么还要负刑事责任。在这部分里，我们既能看到英美刑法中的“不完整罪”将“犯罪中止‘纳人’犯罪未遂”的做法，又能看到“共谋犯”这类源于普通法传统的独特概念。我们知道，英美刑法以不处罚预备行为为原则，但“共谋犯”实际上是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来加以惩处。元论是这种将某些特别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还是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将某些确有必要处罚的犯罪预备行为单独在分则条款中予以标明，均体现了“犯罪预备原则上不受处罚，例外情况下才受处罚”的政策思想，这显然不同于我国刑法在总则上规定对预备犯一律要给予惩处的立法思路。实际上，我国刑法虽然规定对所有的犯罪预备行为都要给予惩处，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也很难得到一一落实，考虑到犯罪预备行为的模棱两可性，从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着眼，我倒是倾向于对一般的犯罪预备行为加以除罪化，将刑法介人入点放到己经着手实施犯罪的犯罪末遂和中止阶段，而对确有必要予以惩处的犯罪预备行为则专门在分则条款中加以明示。第七部分题为“刑法的边界”，作者再一次站到宪法的高度，对刑法禁止模糊用语、禁止溯及既往等原则作了论证，并将合宪性的讨论引向普通法上的犯罪如何增加其明确性、无受害人的犯罪应在多大程度上被犯罪化等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在书的结语中指出：如同人类最终发现地球是圆的一样，本书的读者也不应在读完最后一页就停止思考，相反，是重新回到起点，又该开始新一轮的思考。可不？随着我的这篇前言的接近尾声，《刑法原理》一书也翻到了最后一页，然而，我的思路却又回到了起点：究竟什么是刑法？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刑罚？传统的刑法以惩罚为其主要特征，但这不能解释近代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兴起，因为许多保安处分措施不是立足于惩罚，而是立足于矫治。与之相对应，保安处分所带来的犯罪观和刑罚观也足以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和刑罚（参见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http：//www.jcrb.com/zyw/liurw/index.htm）。俗话说：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如果我们能按照作者的建议，“将此书前后绕上两三遍”，再辅之以必要的问题意识和思考精神，相信会有该有的收获的。 2003年11月20日于北京西郊寓所

本书收录了与主体法相关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部门规章。相关法律文件包括：明确引用到主体法条文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在条款的行文中的没有明确引用到主体的法条文，但其条款内容与主体法条文有密切联系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

本书是关于单位犯罪的研究专辑。单位犯罪是我国新刑法规定的新罪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犯罪显现多样性和复杂性。本书共分六个部分：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研究、域外法人犯罪述评、单位犯罪立法研究、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研究以及单位犯罪定罪量刑研究，共收录了３１篇文章，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务操作，还有国外最新研究动态，这些都是单位犯罪理论和实务中一些基本和热点、难点问题，因此，本书的出版，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9卷本）于2001年4月出版以后，因其内容的全面性、实务性及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受到广大学者尤其是司法实务工作者的好评与欢迎。该书虽于2001年9月再版，仍供不应求。不少读者通过各种形式向我们和出版社表达希望本书再版的意愿。我们考虑到，自2001年4月该书首次出版以来，国家立法机关已以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的方式对现行刑法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最高司法机关也针对刑事司法实践需要发布施行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刑法理论研究亦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而很有必要将这些新的刑法规范和刑法理论研究成果吸收进来，经与法律出版社协商，决定对该书进行修订后再版。本次全面系统修订不但注意吸收了两年多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而且尤其注意以现行刑法及其颁布后通过的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以及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为基本依据，努力全面、准确、充分地分析论述有关司法实务中的刑法问题，力求进一步提高本书的应用价值和学术水平。同时，这次修订还把与某一具体问题相关的刑法规定、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以及典型案例附在学理研讨之后作为参考资料，以便读者更全面地、多维度地把握该问题。本书修订的范围包括：（1）根据刑法规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最新发展，对原有的内容进行修改，并努力使研究更加深入；（2）收集最新刑法案例替换或补充原来的案例，使研究的素材能够充分反映司法现况；（3）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新问题展开探讨，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与指导性意见。（4）在每一制度或罪名后添加相关链接，收录与该内容相关的刑法规定、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以及典型案例。在编写队伍上，原则上由原作者对自己在原书中承担的部分进行修改，以保持本书与原书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并有利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于新增写的部分，考虑到时间比较紧迫，新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部分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承担。在修订之后，出于方便读者及保持本书各部分内容的相对完整性和相关性的考虑，我们将本书由原来的9卷本改为6卷本。本书前言从世界范围来看，根据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法制状况，法律学界较为一致地将各国法律基本上划分为两大法律体系：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标志）和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标志）。通常认为，中国属于成文法系国家。众所周知，在刑法领域，成文法系的特点在于：以体现为法律文本的制定法典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惟一依据，推崇罪刑法定原则，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禁止类推，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甚至认为法官仅仅为“法律之口”；而判例法系的特点则与之完全相反，极为推崇法官基于正义、良知进行自由裁量，从而达到个案的公平、公正。正如立法论者波尔塔利斯在立法机关的报告中所指出：“裁判官面对很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是必然的。在这种场合，应该允许裁判官有根据正义、良知的睿智光辉补充法律的权能。……法律没有规定的场合，根据自然理性依然可以说明，立法者的预见有限，而自然是无限的。自然理性体现于人间的一切，适用于人间的一切，为什么放弃自然理性提供给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用呢？”换言之，判例法系认为，立法者的预见是有限的并且是滞后的，总是难免有不足和缺陷之处，难以适应和跟上千变万化的司法现实，因而只有通过法官基于自然理性来加以补充。结合两大法系的司法现状及其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两者虽然各有优点，但是其各自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显而易见并且是众所周知的。从当代世界司法现状来看，成文法系与判例法系存在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多数国家均在采两家之长而避其所短，力图合二为一，但在立法选择与司法现实中所表现的形式不同。有些国家基本上以成文法为主，但是经常性地颁布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判例，例如墨西哥、巴西、德国、意大利等国。可以说，“判决不产生法律”这一传统的大陆法系原则在实践中已经被突破；有些国家以判例为主，但是通过总结司法经验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固定法律文本，这一点甚至在以判例法著称的英国也表现得极为明显。当然，在立法上将二者糅在一起的国家也已出现，例如新加坡等国家的刑法典即是如此：在刑法典文本的每一个条文之后，均配以指导性判例说明。判例的功能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发展过程中，判例起到了经验总结的作用；在成文法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现实判例的出现往往是法律改革的动因和前奏。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判例法系能够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法系存在并实际影响到数十个国家，其固有的和内在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基于判例制度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即使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判例制度在历史上也曾经十分引人注目。可以说，援引成案作为判处新案的根据，从而赋予成案的判决及其原则的法律效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即已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殷商时期，就有“有咎比于罚”的原则；西周、春秋时期，则有：“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秦代存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广泛实行援用判案成例作为司法依据的制度；汉代的“春秋决事比”，即是由“春秋决狱”活动积累起来的判例；宋代出现的“断例”及其编纂，则是中国古代判例发展的新形式；元代的判例亦称断例，但在编例上有别于宋代，即采用诏制、条格、断例混合编制的形式；明代判例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并且真正具有了“判例”的意义；清代则除律例之外，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更多的“成案”用以援引比附；到了中华民国，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大量适用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例，甚至援引北洋政府大理院的判例，同时还编纂了大量的判例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不仅要制定法律，而且要编选案例”的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曾作出规定，运用案例的形式指导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选定案例，经中央政法小组批准，发给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比照援引。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后，编选案例的工作曾经暂停了一个阶段。但是从198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又开始以各种形式发布案例，虽然这些案例与判例存在较大的区别，也显得过于求稳和过于重视案例本身的法治宣传教育作用，但是毕竟有胜于无，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意义，尤其就某些类推案例而言，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刑事判例。中国1979年刑法典颁行之前曾实际上借助判例指导司法实践达数十年之久，但是在拥有了成文刑法典之后是否就不需要案例指导了呢？答案恐怕应当是否定的。客观地讲，经过大规模修订后的现行刑法典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而言，无论在立法质量还是在立法容量上均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法治现代化的表现，也是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表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法典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显而易见并且为人所共知的：从立法上看，立法粗糙的遗迹犹在，立法散乱的迹象再次出现；从司法上看，司法解释的散乱性与应急性愈加明显，直接造成司法解释的不稳定性、不协调性和理解难度的增加。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是，立法的粗糙与散乱导致对立法理解的混乱与不一致，导致更多散乱型立法的补足；而司法理解的混乱与司法解释的混乱则引发地区性定罪量刑的不均衡、不统一，并严重冲击法治的统一有序。中国司法实务部门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具体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解能力不足及其地区性差异：将简单扼要的法典条文适用于千变万化、形态各异的具体案件时，存在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定性偏差与量刑偏差。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并呈日益严重的现实态势，成为建设法治国进程中的一个严重障碍。上述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当依靠立法细化与司法解释的系统化。尽管国家立法机关与最高司法机关已经为此尽了较大努力，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立法完善与司法解释编纂，从而为基层司法机关提供系统化、条理化的司法操作依据并适用于变化万千的具体案情，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采用典型案例研究的形式示范和指导司法实践，提供具有相当可信性与可参考性的刑事案例，不失为一条较为易行和简捷的方式。对此应当指出的是，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目前已经逐渐认识到了疑难案例编纂的现实意义，因而正在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定期编选一些具有参考性、借鉴性、示范性的案例，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定期编辑的《刑事审判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定期编辑的《刑事司法指南》、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定期编辑的《典型疑难案例评析》等。中国刑法理论界近年来开始逐渐重新认识到判例的现实意义，有关于此的教材及解析性论著已达数十种之多，诸多法律院校的刑事案例教学课程正如火如荼；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已有数篇，而以此为选题的博士论文也已开始问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在长期的刑法研究与教学工作中一向关注典型案例的收集与评析工作，并一直认为运用刑事判例协调司法实务是解决刑事司法质量地区性差异、促进刑事司法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诠释立法和补充司法解释失之过粗的又一可行方式。在我们参与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国家法官学院合作编辑的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反映中国司法现状与司法质量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系列丛书的过程中，我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决心以刑事司法成案为基础，以研析疑难案例和阐述刑法学理为要旨，编写面向司法实务人员的兼顾司法示范性和学理研究性的案例著作，希望以此促进和提高中国的刑事司法质量，并对现实存在的诸多疑难刑事案例进行具有相当可信性的学理探索。在经过艰苦的案例收集与筛选过程之后，《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这一项目于1994年底启动。原本就工程浩大的工作，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通过之后，一方面不得不伴随着刑法典的变革而再易其稿，另一方面伴随着刑法典容量的扩充和司法现实的变化而规模变得更为庞大，经年耗时。在历经近6年的不懈努力之后，作者们终于完成了9卷本《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作为中国刑法理论界当前颇具规模与容量的案例研究性论著，本书的撰写、创作难度和作者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当然可想而知，作为主编对此体会尤深。在全书统改定稿、封笔掩卷之后，首先要对全体作者长达数年的辛苦工作致以敬意，并深为中国刑法理论界拥有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兼具深厚理论功底和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而欣慰。本书是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事法律科学文库”推出的第三种书籍，由本人任主编，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部分研究人员为主要作者，并建立了由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为主任、国家政法领导机关和本中心的知名中青年刑法专家学者为委员的编审委员会。本书的研究写作得到了编审委员会的指导，也得到了中国高级司法官培训教材（此教材共有两套：教材之一为王利明教授主编的4卷本的《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为教材之二）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的关心，尤其是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及前任项目官员张乐伦女士、现任项目官员刘晓堤女士的关心，在此一并深表谢意。最后，应当特别感谢法律出版社贾京平先生和蒋浩先生，感谢他们对于本项目的长期支持和在全书编辑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愿本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刑事司法质量的提高、刑事法治的进步与完善起到些许作用，也愿中国刑法理论界更多学者继续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更加关注现实的司法公平与公正。

图书简介：简析我国非暴力犯罪及其死刑立法（黄京平）关于中国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研讨（赵秉志）从国际人权公约看中国部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废止问题（高铭暄）关于死刑的断想：死刑与人权（邱兴隆）从限制到废除死刑历史和比较研究国际公约废除死刑适用的探讨（王秀梅）从国际社会废、减死刑的过程看我国非暴力犯罪死刑废止问题（卢建平）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与中国的对策（刘健）略谈我国的死刑立法及其发展趋势（高铭暄）从中国死刑政策看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问题（赵秉志）简论限制死刑适用的司法理念（时延安）简论经济犯罪的死刑立法及其废止问题（许成磊）略谈走私假币罪的死刑废除问题（廖万里）切实减少死刑：走私文物罪何必用极刑（陈泽宪）谈走私贵重金属罪的死刑废止问题（陈志军）谈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死刑废止问题（黄芳）对伪造货币犯罪有必要保留死刑吗（阮齐林）集资诈骗罪死刑立法质疑（卢建平、叶良芳）谈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废止问题（陈志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死刑应当废除（张智辉）盗窃罪死刑废止刍议（阴建峰）关于对传播犯罪方法罪废除死刑的思考（刘志伟）简论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与废止问题（万云峰）略谈组织卖淫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张明楷）中国职务犯罪死刑立法思考（王作富、田宏杰）学术争鸣再为马克思辩护（张庆旭、陈海燕）评逆防卫论及“刑法第20条反对论”（张成敏）奸淫幼女犯罪的认定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王作富、郭泽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争议问题与思考（孟庆华）专题论坛惩治恐怖犯罪与依法保障人权（陈泽宪、黄芳）辩诉交易的实体法考察（张天虹）单位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新论（聂立泽）立法研究刑法立法的完善问题（张智辉）司法实务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黄京平、石磊）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客观方面要件若干问题探讨（刘科）国际刑法毒剂事件与日本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朱文奇）域外法治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的关系刑法学者杨春洗教授（张文、丁后盾）陈兴良教授（周光权）动态与信息中韩两国刑法学交流的新篇章（赵秉志、卢建平）国际刑法学协会“网络犯罪”专题研讨会总结汇报（赵秉志、卢建平）国际刑法学协会东京研讨会的情况综述（武功）在积极探索中走向国际刑事法院（赵秉志、王秀梅、黄芳）

本书对刑法审判案例进行分析，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各类型犯罪提供了“裁判文书、裁判解释聚焦、学理解释链接”。

本书对“中国刑法学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科技进步之刑法保护”等进行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对个罪司法实务进行具体研究。

本书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具体内容包括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刑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书中内容均配以英文对照，随书另配有MP3光盘。

本书各篇论文，凡发表过的，均在文末注明出处；凡未注明的，皆系新作。对已发表过的文章，此次付梓除作一些文字技术处理外，均保持原貌。本书修葺编纂过程中，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朱本欣同志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彭凤莲、吴玉梅、梁剑同志也协助完成了部分工作。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