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方法论》讲述了：我之对于该问题的思考，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供职于一个由多学科组成的教学单位，其中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科老师都给学生们上课。有一次，系里征求同学们对各门课程的意见，学生的反映之一是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内容有些重叠。当时另有一件事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担任其他学科课程的老师工作量不够，系里意欲安排这些老师担任一些法学课程，虽然并不是宪法学，负责人也许不认为这有什么，但我还是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尊严被侵犯了。能够设想让法学专，业的老师去教哲学与经济学吗？如果不能，则哲学与经济学老师轻易涉足法学教学同样匪夷所思。

依法治军的治军方略，早已载人了作为我国军事法龙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之中。依法治军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也就是搞“法治”而摒弃“人治”。法治（rule of law）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是指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统治（rule by law）。在真正的法治社会中，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法治才能真正建立和完善起来。在和平年代，军事活动中占比例最大的当属军事行政活动，因此，讲依法治军势必离不开对军事行政法治化问题的探讨。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就十分重视用法律来管理军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军队法制建设的内容；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以及新时期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军队法制建设的理论；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部署，更是明确了军队法制建设的精髓；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 “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完善军事法规，加强科学管理。”所有这些都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强调依法治军、军事行政法治的决心和信心。　军事行政法治，是指军事主体关于军事行政法律的期望、认知、认同，是国家关于军事行政法律设施以及军事行政法律操作等要素组成的依法治军的子系统。这里的军事主体，既包括军事行政主体，也包括军事行政相对人以及民间的、享有军事行政职权的机关。我们认为，军事行政法治化的要素是指组成军事行政法治的必不可少的各个方面。军事行政法治化的要素，具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军事行政法律认知要素、军事行政法律设施要素和军事行政法律操作要素。军事行政法治各要素间只有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才能确保军事行政法治整体价值的实现。军事行政法治化是依法治军的关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官本位传统的社会，在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军队中，军事行政法治的实施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在对军事行政法的学科定位、军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军事行政法律关系、军事行政主体、军事行政权力等军事行政法的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定位的基础上，来阐释军事行政法治的核心和关键，以及军事行政法治的困难及阻力。在明确了对军事行政法治基本理论的认识之后，再把着眼点转移到具体建构理想化的军事行政法律制度上。　军事行政法治化理论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对军事现代化的认同。军事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国防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军队作为国防的基本组成力量，它的现代化是军事、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军事现代化，是指军事及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国防事务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主要包含人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编制体制的现代化、军事后勤保障的现代化和军事理论研究的现代化等。围绕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任务的具体内容，我们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军事法律制度的法治化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通过加快军事行政法治化的进程，达到推动军事现代化发展之目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化妆品逐渐由奢侈品转变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成了人们追求健康、延续衰老、美化容颜的必备商品，也是人们美化生活，打扮生活，享受生活的重要物品。为了适应我国化妆品工业发展的需要，借鉴吸收国际上丰富的监管经验，博采众长，促进我国化妆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等合作，编译了这本《化妆品监管法律法规选编》。本书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外化妆品监管法规编译，涉及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二是国内化妆品监管法律法规。主要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及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编译和收集完成。 本书内容丰富、条理明晰，供从事化妆品生产、监督管理、检验工作的人员和广大消费者查阅，亦可供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工作的专冢学者参考。

《宪法的守护者》最早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於1929年，经过大规模的扩展，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於1931年。当时正值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的时刻，空前的政局动盪、经济危机，赋予非常状态的概念以一种迫近的现实感。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施密特提出了一个类似於「谁来决断」的严峻问题：谁来维护宪法？

《教育行政法新论》：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行政法学丛书。《教育行政法新论》包括理论篇、范畴篇、主体篇、行为篇、责任篇五篇，又包括教育行政法概说、教育行政法关系、教育行政法渊源、教育行政法原则等二十章内容。

《体育法评论（第1卷）》是刊载体育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同仁优秀专业学术著作的论坛。以体育法研究为特色，以研究体育领域的现实法律问题和中国体育法学的构建为重点。《评论》宗旨是搭乘北京奥运会和依法治体的东风，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和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实际现状，深入研究和探讨国内外体育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并借鉴国外先进的体育法学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最终推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以及国内外体育法的交流提供法理依据和参考作用。本卷是第一卷，分为特载、体育法专论、硕士学位论文、域外体育法学选译、体育法规和政策以及学术动态六个栏目。

《诈骗罪研究》除导言外，共有八章内容，对诈骗罪进行系统研究。导言部分，笔者阐释了诈骗罪的研究意义，介绍了诈骗罪的研究现状，论述了诈骗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诈骗罪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三种：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与系统分析法。笔者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对诈骗罪进行全景式的研究，系统地论述诈骗罪。第一章诈骗罪概述，笔者就我国和外国诈骗罪的立法沿革、诈骗罪的立法模式、诈骗罪的概念等问题，作概要论述。首先介绍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总结旧中国与新中国诈骗罪立法之嬗变。其次介绍国外刑法关于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总的来说有两种立法形式：一种是单一模式，即只概括规定一种诈骗罪，以包容社会生活中的所有诈骗犯罪现象。另一种是分立模式，即在普通诈骗罪之外，还另外规定了特别诈骗罪。我国1979年刑法采取单一模式，只概括规定了一种诈骗罪；1997年刑法则采取分立模式，除规定（普通）诈骗罪之外，另外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等特别诈骗罪。比较两种立法模式，应该说是各有利弊，没有绝对合理的，只有相对合理的。我国目前关于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科学、可取的，没有必要再增设新的罪名。最后分析了关于诈骗罪的各种概念的优劣，指出诈骗罪的概念应该既科学地揭示诈骗罪的内涵与外延，又符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而且容易认定，便于操作。笔者所下的定义是：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使他人陷入错误，而骗得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行为。第二章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论述诈骗罪的犯罪客体、诈骗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诈骗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四个要件。首先，对传统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公私财物所有权，应作广义上的理解。它不仅包括公私财物，而且包括财产性利益。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既可以是简单客体，又可以是复杂客体。犯罪客体实质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即犯罪客体的内容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法益），而不宜表述为社会关系。诈骗罪侵犯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以及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诈骗罪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一切有价值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其次，诈骗罪（既遂）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被害人）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欺骗行为的对象（受骗人），必须是具有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处分该财产的权利或地位的人。欺骗的实质就是使受骗人陷入或继续维持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并进而处分财产。欺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事实进行欺骗；另一类是就价值判断进行欺骗。欺骗行为既可以是语言、文字的陈述，也可以是举动的虚假表示；举动的虚假表示又可以分为明示的举动欺骗与默示的举动欺骗（默示的表示）。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可以由不作为构成。根据受骗人事先是否存在认识错误，可以将欺骗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他人没有任何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使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人陷入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另一种是在他人已经由于某种原因陷入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通过欺骗行为使他人继续维持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存在这两种类型。欺骗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是要让受骗人陷入错误然后交付财产。受骗人的错误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只有人才会陷入错误，机器不会陷入错误，也不可能成为诈骗的对象。处分行为，是指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的行为。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受骗人；如果处分不是基于认识错误，则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受骗人处分财产，是指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财产处分行为不限于法律行为，也包括事实行为。处分行为包括处分意思；处分行为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处分行为的客观面是转移财产的占有，主观面是转移财产占有的意识。总体来说，应当从客观面与主观面两个方面判断受骗人有无处分行为。欺骗行为使对方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受骗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所谓行为人获得财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积极财产的增加；二是消极财产的减少。受骗人处分（或交付）财产的结果往往就会带来财产的损害。财产损害是构成诈骗罪必不可少的要件；对作为诈骗罪成立要件的财产损害，应该理解为是整体的或实质的财产损害，不能视为个别财产的损害。再次，法人（或单位）不可以成为诈骗罪的主体。最后，诈骗罪犯罪的故意包含认识和意志二要素，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必备要素。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前者重视的是法的侧面，后者重视的是经济的侧面，两者的机能不同。前者的机能主要在于使诈骗罪、盗窃罪与一时使用他人财物的不可罚的骗用行为、盗用行为相区别；后者的机能主要在于使诈骗罪、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相区别。笔者用三章的篇幅，系统论述诈骗罪的认定。它们分别是第三章诈骗罪与非罪的区分、第四章诈骗罪与特殊诈骗罪的界限、第五章诈骗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诈骗罪与非罪的区分是诈骗罪认定的基本点，诈骗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是诈骗罪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总结诈骗罪的认定，归纳如下：一、影响诈骗罪定罪的主要要素是数额和情节。骗取公私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诈骗罪。否则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构成普通的民事欺诈行为。因此，是否达到一定数额，是区别诈骗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情节严重也是认定诈骗罪的标准之一。诈骗与欺诈的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分诈骗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主要看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目的。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完全适用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诈骗对象和诈骗手段上。金融诈骗罪的诈骗对象和诈骗手段都是法定的，而诈骗罪的诈骗对象和诈骗手段是概括式的。掌握金融诈骗罪侵害的对象和诈骗手段，就能区分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合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界限就明晰可辨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但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时，不能简单地以有无合同为唯一标准。三、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的关系，是交叉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冒充军人骗取职务、信任、政治荣誉、政治待遇，或者骗吃骗喝，或者骗取“爱情”等不包括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非法利益时，按照刑法第279条、第372条的规定处罚。当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冒充军人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数额较大时，招摇撞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应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冒充军人既骗取非法利益，又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构成招摇撞骗罪或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数罪并罚。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骗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按照诈骗罪处罚，不再从重处罚。四、抢劫罪、盗窃罪是违背被害人意思夺取财物，而诈骗罪则是欺骗被害人（受骗人），使其产生瑕疵意思骗取其财物。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虽然都是利用被害人的瑕疵意思而取得财物，但被害人产生瑕疵意思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因为受骗，后者则是由于受胁迫。诈骗罪与侵占罪的区别在于：诈骗罪是骗取他人占有之下的财物，存在夺取占有的问题；而侵占罪的财物是在行为人的占有之下，不存在夺取占有的问题。赌博诈骗，是指形似赌博的行为，输赢原本没有偶然性，但行为人伪装具有偶然性，诱使对方参加赌博，从而不法取得对方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成立诈骗罪。发布广告的主体不符合虚假广告罪的主体条件，则不可能成为虚假广告罪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应以诈骗罪论处；对于一些貌似虚假广告，而无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可言，只是利用虚假广告的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诈骗罪与贪污罪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和侵犯的对象不同。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而诈骗罪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所骗取的财物不仅包括公共财物，也包括个人所有财物。区分诈骗罪与受贿罪的关键在于把握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如果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想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达到这一目的，属于受贿；如果行为人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并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其答应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只是虚假的谎言，则属于诈骗。如果行为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而答应他人提出的自己根本不可能也不打算实现的要求，也属于诈骗。五、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时，如果被害人与受骗人不具有同一性，属于三角诈骗。三角诈骗既具备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区别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关键在于：受骗人事实上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是否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因此，正确理解和认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诉讼诈骗是典型的三角诈骗，构成诈骗罪，应该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盗窃、拾取他人的存折、储蓄卡、汇款单等债权凭证后，使用欺骗手段通过银行、邮电局等机构的职员取得财产，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属于三角诈骗，成立诈骗罪。但是，利用盗窃或者拾取的债权凭证通过自动取款机提取现金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人是有意识的，人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机器是无意识的，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骗机器从而窃取财物的，只能构成盗窃罪。第六章诈骗罪的犯罪形态，分别论述诈骗罪的停止形态、共犯形态和罪数形态。诈骗罪存在未遂形态、预备形态和中止形态。区分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形态的标准，控制说比较科学、合理；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以是否符合诈骗罪犯罪构成为标准。按照犯罪总额说的主张，应以共同犯罪的财物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标准。按照主犯决定说，在诈骗罪共同犯罪中，以诈骗罪主犯的身份来定罪量刑。诈骗罪的牵连犯应该从一重罪处罚。诈骗罪的竞合犯指法条竞合，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包括包容竞合与交叉竞合两种情况。对于每个诈骗行为都构成诈骗罪的是连续犯，在认定上只定一个诈骗罪，诈骗的次数和多次行骗的累计数额可以作为量刑的从重情节。诈骗罪的转化犯，既包括别的犯罪转化为诈骗罪，也包括诈骗罪转化为别的犯罪；既有刑法条文明文规定的诈骗罪转化犯，也有司法解释规定的诈骗罪转化犯。对于诈骗行为同时构成数罪的，应该数罪并罚。第七章诈骗罪的刑事处罚，分别论述决定诈骗罪刑罚的因素和量刑。决定诈骗罪刑罚的因素，关键在于诈骗罪的数额和情节。关于个人诈骗罪的数额，笔者赞同“双重标准说”；关于共同诈骗罪的数额，笔者赞同“综合责任说”。犯罪成本不应计算在诈骗罪的数额内。我们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诈骗罪的“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诈骗罪的量刑，首先，要准确适用三个量刑幅度；其次，要正确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最后，对于诈骗罪，有必要增设资格刑。第八章诈骗罪的立法完善。我国刑法第266条尚不够完善，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定罪标准、罪状表述和法定刑三个方面。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对诈骗罪的定罪标准进行重新界定，除突出犯罪数额在诈骗罪定罪中的重要作用外，其他影响诈骗罪定罪的情节也应当有所体现。具体可以采用“数额较大或者严重情节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的规定方式。将诈骗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为“财物及财产性利益”。“诈骗”的罪状表述应修改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使他人陷入错误，而骗得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突出诈骗罪的行为手段、主观目的，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完善诈骗罪的法定刑，将罚金刑明确为倍比制或者限额制罚金刑，增设剥夺从事一定的职业或营业的权利、剥夺从事一定活动的权利以及禁止从业等资格刑。

公共安全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和研究：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公共安全，通常理解为公共案例的战略管理；二是专业技术层面的公共安全，我们可以把安理解为公共安全的微观管理。本书的研究角度凸显公共安全技术工具的理论探索，目的在于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分析的指示精神，有效管理安防行业，保障对安防行业产品管理有可靠、科学的依据，切实履行公安部门对安防行业产品的监管职责，建立有序的工作制度和编制安防行业统计指标体系开展的专项问题研究。

司法考试难在哪里？浩如烟海的法条如何记忆？纷繁复杂的法律事件怎样剖析？灵活多样的题型如何解析？刁钻古怪的陷阱怎样破解？为什么许多考生皓首穷经．却不能破解司法考试之谜？为什么有些考生能够一试中的，犹如囊中取物，从此平步青云？……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地驾驭司法考试，北京政法英杰培训中心特编著此套名师过关辅导用书。 本套丛书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常英教授主编，由政法英杰一线授课名师亲自编写，集名师讲义、考点精讲、历年真题、易混易错、重点法条、经典习题于一体，囊括历年司法考试的考点、重点和难点，以“讲、评、练”的形式集中展现，既将高频考点逐一作出梳理，又对新增法规进行详细解读，既有利于考生扎实掌握基础理论，又可强化实战经验，从而迅速提高其得分能力。 本书为丛书之《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地下水标准规范与法律法规汇编》收集了涉及地下水的国家标准14个，行业标准15个，地方标准3个；同时汇集了与地下水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14个，规范性文件6个、重要函件2个，以及地方地下水法规、规章与文件 62个；此外还汇编了地方 地热（水）与地面沉降 的法规、规章与文件2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