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集中文章，全文可看作“中国西部民族历史”，分之可成为若干专题。第1至第7文是理解民族通史和地区上古史的有益参考。两汉时期汉族涌入，汉羌角逐，一度立西海郡，有两文专题剖析。汉族在历史上两落三起，曲折跌宕，渐成地区主体民族，第10、15、22三文分列于汉、唐、明三个时段，良有由也。十六国南北朝时，鲜卑飞扬政权屹立，第9文绎述秃发南凉，第11文专论民族关系。唐朝时吐蕃兴起，藏族兴盛，唐蕃关系金桥长虹，宋代有响厮罗政权，第12、13、14、16等文，各有专深，庶几对藏族如何有个系统知识。元代蒙古兴起，铁蹄横扫，但史料不丰，明代西海蒙古影响颇巨，第17、18、19三文，能起到启钥作用。清代罗卜藏丹津事件及蒙古29旗，影响甚大，不可不知，第23、24二文，研究者不可忽视。清代同治、光绪以后，河湟河陇社会走向出现特点，一则近代化气息来得且晚且弱，二则陇上回回”军力隐然成势，以至民国时期五马”、三马”闪烁兴衰，社会演变特色层层，能不深究一番吗？从第29文以下共6文，构成一组奇花异草，使园地增香。掩卷反思，几十年来风云晴昏，学术道路充满艰辛，第26、27、28及34、25等文，从基本理论和历史文化特点慎思之明辨之，应该不是无病呻吟。

《李克郁土族历史与语言文字研究文集》的主旨是论证历史上的阴山白鞑靼和今日察罕蒙古尔（土族）的渊源关系。任何一个先进民族不可能不懂得自己的历史。每一个蒙古尔人不仅应当懂得自己的祖先们是怎样前仆后继、披荆斩棘走过来的，更应当懂得现今的蒙古尔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该如何继承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加速本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进而跻身先进民族行列。 一个民族只有懂得自己的光辉历史，才能焕发全民族的无限激情和自豪感，才能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良性格、优秀文化，才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里，振奋精神，施展聪明才智，用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谱写出崭新的历史篇章，从而将社会不断地推向前进。

《佤族简史》的编写以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指导，立足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近年来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充分吸收借鉴了近20余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佤族简史》客观准确、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我国佤族这一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近50年的发展概貌和成就，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佤族简史》自1986年出版迄今，已经有21年。在这21年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佤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取得了显著成绩，发生着沧桑巨变。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佤族社会蓬勃发展的历史风貌，根据国家民委的部署，西南民族大学组织和实施了这次修订《佤族简史》的工作。《佤族简史》的修订是国家民委重点项目。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人员有：田继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之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学初（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张立辉（西南民族大学副研究员）。云南省民委办公室主任刘继红先生、云南民族大学葛锐博士（佤族）等人，也部分地参与了本次修订工作。出于行文有证、言之有据的考虑，本次修订过程中，除征引了《西盟佤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沧源佤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佤族地区各县近年来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原始材料外，还曾参阅和引用了罗之基著《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罗之基等著《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盟县佤族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李洁著《临沧地区佤族百年社会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赵富荣著《中国佤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等若干学者所征集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对此，我们除在正文中注明外，特又在此说明并深致谢意。云南省民委副主任岩秒先生（佤族）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审读书稿，在此特向岩秒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我们收集的资料有限，研究不够深入，水平也有限，加之时间也较紧迫，修订和续修工作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欠妥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路古城黑木国》是本古城遗址研究著作。研究的古城名叫黑木国，又称西城驿沙窝，民间也称“老甘州”，位于黑河西侧的冲积扇台地。黑木国遗址以两座古城和极多的汉晋古墓著称于世。《丝路古城黑木国》要考察研究的是古城遗址及其古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以及古城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文状况等。

《古代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料概述》对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学的汇编点校成辑，主要适用于北方民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人员及研究生。
　　《古代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料概述》除绪论外，分四章介绍蒙古兴起以前的古代北方民族史料、蒙元时期蒙古史史料、明代蒙古史史料以及清代蒙古史史料。在第一章，又分别叙述北狄与匈奴，东胡与乌桓、鲜卑，柔然与敕勒，突厥与回纥，契丹与女真，室韦，以及宋以前贯通数代涉及北方民族史料的文献。总计全书介绍文献450余种，附见书又数倍于此。这450余种书，以汉文文献为主，也涵盖少数民族文字和域外文献资料，如突厥文碑铭，蒙古文的《元朝秘史》、《阿勒坦汗传》、《黄金史纲》、《蒙古源流》和碑铭，此外还有清代满文档案，藏文《红册》，以及域外文献《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可’波罗行纪》、《普兰．迦尔宾行记》等等。汉文史料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大量档案、碑刻、文书。
　　传世文献则经史子集，凡蕴藏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史史料者皆有交待。搜罗之广，超过前人的类似著述。《古代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料概述》在手，按“图”索骥，有关古代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基本史料都可查找到

《内蒙古历史文献之五和林格尔厅志略》和林格尔厅志略、和林格尔行政文和和林格尔县志草。出版是保存文献和方便社会利用的有效手段。为了促进内蒙地区的文化发展，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远方出版社、自治区各大图书馆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着手编辑并出版此《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历史文献即时以往时代的反映，就必须带有该时代的烙印，在今天看来难免偏颇。整理出版 文献，我们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原著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献的原始风貌，以供学界研究所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1963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

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02年初版，04年再版）。此后，《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质疑《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为作者关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集。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虽为时甚早，但直到20世纪末期才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为民族学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并由此发展为民族走廊学说。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一直关注此一区域并在此进行民族学与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自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后，作者又追随其继续倡导这一学说并付诸实践。《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集收录了作者关于藏彝走廊的代表作27篇。其中有关于藏彝走廊及民族走廊学说综论、阐述与探讨，有对藏彝走廊中西南丝绸之路要道的调查与研究，有对这一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如藏、彝、羌、纳西与傣等民族以及一些古代民族的研究，基本体现出作者对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的思考与系统看法。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阶段学术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情况。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壮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壮族地区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中央封建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壮族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通过长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保卫祖国边疆、巩固祖国版图、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壮族同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兄弟民族长期以来就居住在一起，共同劳动，互相学习，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汉族人民陆续从中原地区迁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阶级的和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同舟共济，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散布大民族主义思想，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始终占着主导的和支配的地位。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地区是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壮族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一具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现在，广大壮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起，正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