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研究方法是把纳西族的小历史放在中华民族的大历史中，把纳西族的小民族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中，从文化的对应关系中查找民族的亲缘关系；在探索三皇五帝的过程中逐一识别纳西祖先；在古东夷族和夏商周的代系更迭中追溯纳西族的成长过程。在论述中尽可能地做到了汉文献与纳西东巴古籍的对应论证，史书记载与口传历史的相互结合，考古与田野调查的相互补充。在广泛吸纳国骨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因此，其论据显得比较充分，其结论显得可信。作者对纳西族史和东巴传统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不少，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认为纳西族源于三皇五帝对期，三皇五帝是包括纳西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二是纳西族的历史可以追溯6500年。旧说纳西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末年，纳西族有24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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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助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谋远著《彝族史要》专著，全书约60余万字。该书内容分为十三章：第一章《彝族地理》；第二章《云贵川西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与传说中的彝族原始社会》；第三章《彝族的起源》；第四章《彝族文明时代的起源》；第五章《武洛撮（疑即蚕丛）时代大分支中的武焚系彝族先民》；第六章《笃慕（疑即杜宇）和他建立的奴隶制蜀国》；第七章《“彝族六祖”各支系向西南各地的迁徙和发展》；第八章《“神守一鬼主”制》；第九章《彝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第十章《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第十一章《家支（宗族）制度》；第十二章《原始宗教和毕摩》；第十三章《传统历法》。该书异于前人的新解主要有9条：①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彝族多元起源的又一源是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②彝族的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通“彝”，成为今称；③ 彝族进人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武洛撮，疑即蜀王蚕丛；④春秋中期蜀洪荒后彝族的民族再生始祖笃慕，疑即蜀帝杜宇；⑤彝族的历数之祖额速，疑即颛顼；⑥彝史上的“鬼主”应释为“神守”、“鬼国”应释为“神守之国”； ⑦“家支”是“宗族”；⑧凉山彝族“曲诺”等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约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50％）的阶级属性为“奴隶主占有民”；⑨彝族的传统历法是几近“颛顼历”的阴阳合历。

中国从奴隶制的夏、商王朝，从封建制的周、秦王朝以迄清王朝，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大围。自夏代的华夏族演变发展至清代时期的汉族，在4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从人口、经济、文化或是疆土，都从其他众多的古代民族中融合汲纳了无法胜计的人口，汲取了精华，扩大了分布地域，从而发展为人口日益众多、经济文化持续发达的主体民族；同时，通过长期的友好交往以及相对短暂的时间问鼎中原、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分裂时期各方的争战、王朝的兴亡的过程，中国其他古代民族也不断地从汉族那里汲取了众多的人才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丰富营养，发展壮大了自己。这说明，远在古代，汉族与各古代民族之间、各古代民族相互之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血脉相通，难以清楚分开的。这种各古代民族发展的全国整体性与局部地区的差异性状况一直发展到近代乃至现代。在古代，中国是多民族大国，各个区域也是多民族聚居，而鲜有单一古代民族聚居的区域。历史上一些区域的古代民族贵族，曾因种种原因和内外条件得以先后建立过地方政权。而这些地方政权的建立，反映了该区域的古代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具备了在一定时期可以维持区域内各民族稳定、团结的统治能力，也具备了能处理与中原统治土朝及周边各古代民族相对协调关系的实力和交往水平。但当它一旦丧失了这种实力，就无法维持区域统治、保持区域经济发展，在阻碍了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时，这类地方政权也就寿终正寝了。它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脆弱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详尽地论述了历代地方政权兴亡的史实及其历史原因，在于说明，全国统一的趋势是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的古代各民族都是向往和努力追求国家最终的统一，在出现分裂的情况下都努力想方设法、采取一切措施来恢复或重建全国的统一。《中华民族发展史》把古代各民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走向一统的历史过程，通过众多的详实的历史实例，反反复复地把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得很清楚。这就为我们在今天巩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维护和捍卫国家的统一、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借鉴和依据。这就雄辩地说明，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障碍，也不管时间的长短，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任何民族分裂主义者所无法阻挡的！

本书内容关涉了安多吐蕃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组织、人口分布等诸多方面，具有系统性。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在西北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安多吐蕃本身就是古代西南、西北诸族互动交融的历史结果。这部著作，在揭示古代甘青川藏走廊、河西走廊纵横交汇地区的民族变迁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五方之民”密切互动的关系，展开了一个区域性的历史场景；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正在升温的族际“走廊”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田野的研究范本。

中国德昂族的人口仅有1.7万人，地处边疆，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地理环境比较封闭，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德昂族的经济社会虽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文化特色。在现代化进程中，德昂族遇到由于人口规模小而带来的一些特殊问题，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推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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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主要是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商贾定居中原与当地汉、蒙古等民族通婚所形成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受两种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即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丰富了中国民族成分及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张家川回族是回回民族的一分子，是西北回族的典型代表，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对张家川回族进行研究，不仅能揭示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生活的现象，也能揭示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文化变迁的规律。特别是当前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了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加强少数民族研究，对于推动少数民族的繁荣及现代化是很有必要。

《文化魔力：从人到群·族群与民族之间》是一本介绍人类学、民俗学的书，书中所述的都是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河南省蒙古族的生存现状与民族认同心理、走在蒙回的边缘——野牛村“托茂家”田野民俗志调查与研究、“家西番”：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兰州市“东乡村”民俗生活适应与变迁的调查。 1.河南省蒙古族的生存现状与民族认同心理2.走在蒙回的边缘——野牛村“托茂家”田野民俗志调查与研究3.“家西番”：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4.兰州市“东乡村”民俗生活适应与变迁的调查

本书研究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历程。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上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下启当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壮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是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雏形期。元中央政府通过采取军政合一、籍民户、征租赋、设置监贰官等制度性措施，使羁縻制度转变成土司制度，构成土司制度形式和内容的土司机构、土司政策基本形成。明代，是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完善时期。明政府通过对土司职官、土司承袭、流官佐贰、征调士兵、朝觐进贡、儒学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化管理，使壮族地区与流官统治区的管理差异越来越小。清代，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一方面沿袭明制，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发展。民国时期，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全部被废除。本书在壮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将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指明、清、民国三个时期中央政府将壮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逐渐改造成流官铨选制，直到全部废除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广义的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指秦征服岭南之后发生的中央政府将壮族地区逐渐改造成与中原地区相一致的管理区的过程。这一改造过程，包括羁縻时期、土司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时期，不同的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本书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希望能揭示出历代中央政府与壮族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壮族经过秦代以前的独立起源、自主发展，秦代以后的改土归流，其历史文化特点可以归纳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以“峒”为社会单元、族群符号明显、有体系的语言文字、逐渐加强的汉文化影响等。一般的壮学研究者认为，明代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失败的，即使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肯定的分量都不宜太大。本书作者经过细致的研究，提出壮族地区的土司问题在明代已得到解决，具体时间是嘉靖六年，王守仁分裂田州、思恩两大壮族土司之后，壮族土司的命运已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清代，经过雍正时期的改大留小，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已经非常没落，到光绪末年，壮族土司制度已到了被废除的边缘。民国时期，经过旧桂系、新桂系军阀的改土归流．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被完全废除。改土归流改变了壮族聚居区的格局，壮族核心居住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居住，壮族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形成。改土归流彻底改变了壮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壮族地区与中原地区越来越接近。改土归流对壮、汉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壮族族群边界更难维持。改土归流与壮族汉化成正比关系：改土归流越深入。壮族汉化程度也就越深。本书还通过一个个案研究，在壮学研究领域第一次探讨壮族土司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和影响。现在，原泗城岑氏土司辖区，当地各村各寨的壮族人民都建有大大小小的岑大将军庙，庙里供奉岑大将军神。其实，岑大将军神就是当地的土司神，当地群众几乎把岑大将军神视为万能的神灵。类似泗城地区的岑大将军神信仰，对于研究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1956年开始，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壮族组曾对壮族土司制度进行专题调查，留下丰富的史料。当时调查材料的时间下限是1962年。本书作者对其中的8个壮族土司后裔进行了追踪调查，将时间延续到当代，这些新资料可以弥补当年调查的一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