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是一个奇异而独特的民族。犹太人有着漫长的历史，他们三千多年的历史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古代犹太人中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神宗教，产生了《圣经》，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影响与其人口是不成比例的。他们中曾产生过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世界性的思想巨人，产生过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还产生过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犹太人还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国家，一再受到迫害、驱逐与屠杀。本书客观全面地介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他们遭受迫害与歧视的原因，犹太人的宗教思想、文化习俗与民族智慧，以及当代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的一些情况。通过本书，向读者客观和全面地介绍犹太民族的情况：他们的历史和现状，他们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原因，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习俗，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和他们为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以及当代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的一些情况。

这是本研究西部民族经济、社会的论文集，主要集中于新疆、云南、甘肃等省份，内容涉及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农奴制度的调查报告、云南田赋征实与农民负担、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兰州旧事杂忆等。书本主体的最后是收录了国内外师友们的来信。

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是受诸多社会因素制约的。在阶级社会里，首先是受阶级斗争的制约；其次，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历史传统和心理素质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东南地区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凡是与汉族接触或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较高，大致与当地汉族相当。反之，在一些僻远山区，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力发展比较滞后，交通又较闭塞，受外来文化影响少，这些地方就显得要后进一些。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民族关系发展同样也是不平衡的。东南地区古今民族关系发展变化比较大。古代的原住民——百越民族消失了，有的发展演变成为现代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被汉族同化，成为当地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地区从一个纯粹少数民族聚居区，演变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是很大的。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关于“汉化”问题“汉化”是人类社会同化现象的一种，认同是同化的一个标准。“汉化”是指非汉族同化于汉族的现象，应与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加以区别。东南民族虽然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并非全部“汉化”。东南地区汉文化中表现诸多特点，各地也不尽相同，这是汉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接触、吸收的结果。文化互动、族群重组。这也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特点。如东南地区的汉族并非靠人迁的汉人的自身繁衍，其中有不少是当地少数民族被同化而成为汉族的。因而东南各族所创造的诸多文化，很自然地为人迁的汉人所接受，并成为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地区的汉文化中含有诸多民族的优秀文化，就是文化互动重组的结果。东南地区汉语方言十分复杂，从大范围可分为越海系（江浙系）、湘赣系、南海系（两广本地系）、闽海系（福老系）和客家语系等，如果再细分，每个方言区还可再分为若干小方言区。每个方言区，则成为一个民系．民系与民族的形成不同，民系是汉族人迁于非汉族地区之后，与当地民族长期共处，文化上相互采借与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客家是汉族中的一支民系，它的形成便是汉人人迁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后与土著畲族相互接触融合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互动，是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必然现象。通过对东南民族关系的探述，使我们更加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各族友好关系发展的结晶。编者是基于上述的理论框架来构筑全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

许多人都知道，犹太民族是世界上一个独特而奇异的民族。这个民族中涌现出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世界级人物，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因而犹太人也被人们冠以种种称号，如“最聪明的民族”、　“最善于学习的民族”、“最会赚钱的民族”等等。然而，也许有的人不知道，犹太人还被人们称为“激进的民族”。因为自19世纪以来，在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运动中，有众多的犹太人投身其中。无论是新兴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君主制、争取平等自由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争取建立公正社会的阶级革命，还是被压迫遭奴役的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中，都活跃着犹太革命者的身影。而且令人惊奇的是，犹太革命者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和所获得的地位，与这个人口不多的小民族同样也是不成比例的。在世界革命中，有这么多的犹太人，而且有这么多有影响的犹太人，这是过去人们没有注意的一个现象。这到底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一现象同犹太民族的历史，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布以及同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传统之间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介绍了一些19世纪以来有影响的犹太革命者。我们主要是介绍犹太民族中有众多革命者这一过去一直被人们忽略的现象，以及这些犹太革命者个人的经历。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它产生的影响（如希特勒将犹太人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本书只是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我们觉得还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对这本书的书名《犹太巨人与世界革命》，我们在这里也想作两点说明。一、书中所说的世界革命，主要指的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包括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自由主义革命，也不包括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其他性质的革命。否则，我们所选的犹太革命者的人数会更多。如西奥多·赫茨尔、哈伊姆·魏兹曼、大卫·本古里安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就没有包括在我们所说的“犹太革命者”的范围内。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出现许多不同的学说和流派。有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追求社会平等公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伯恩斯坦等人提出的“修正主义”等等。本书所谈的“革命”，也并不仅限于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包括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所有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运动和革命。二、本书写的是“犹太革命者”。但是，到底哪些人算“犹太人”，即确定犹太人的标准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有争议的。由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有人认为判断犹太人的标准是宗教信仰，也有人认为判断犹太人的标准是民族或者种族。有不少“犹太革命者”否认自己属于犹太人，尤其是左翼革命者，基本上都是既反对宗教信仰又反对民族主义的，因此他们多数都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我们这里采用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家庭出身和血缘关系，而不一定根据他个人的态度。另外，我们之所以把书中涉及的犹太革命者称为“犹太巨人”，因为他们都是世界级的知名人物。这里所说的“巨人”，主要是根据他们的知名度，而并不反映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带有褒贬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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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研究方法是把纳西族的小历史放在中华民族的大历史中，把纳西族的小民族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中，从文化的对应关系中查找民族的亲缘关系；在探索三皇五帝的过程中逐一识别纳西祖先；在古东夷族和夏商周的代系更迭中追溯纳西族的成长过程。在论述中尽可能地做到了汉文献与纳西东巴古籍的对应论证，史书记载与口传历史的相互结合，考古与田野调查的相互补充。在广泛吸纳国骨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因此，其论据显得比较充分，其结论显得可信。作者对纳西族史和东巴传统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不少，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认为纳西族源于三皇五帝对期，三皇五帝是包括纳西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二是纳西族的历史可以追溯6500年。旧说纳西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末年，纳西族有24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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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奴隶制的夏、商王朝，从封建制的周、秦王朝以迄清王朝，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大围。自夏代的华夏族演变发展至清代时期的汉族，在4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从人口、经济、文化或是疆土，都从其他众多的古代民族中融合汲纳了无法胜计的人口，汲取了精华，扩大了分布地域，从而发展为人口日益众多、经济文化持续发达的主体民族；同时，通过长期的友好交往以及相对短暂的时间问鼎中原、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分裂时期各方的争战、王朝的兴亡的过程，中国其他古代民族也不断地从汉族那里汲取了众多的人才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丰富营养，发展壮大了自己。这说明，远在古代，汉族与各古代民族之间、各古代民族相互之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血脉相通，难以清楚分开的。这种各古代民族发展的全国整体性与局部地区的差异性状况一直发展到近代乃至现代。在古代，中国是多民族大国，各个区域也是多民族聚居，而鲜有单一古代民族聚居的区域。历史上一些区域的古代民族贵族，曾因种种原因和内外条件得以先后建立过地方政权。而这些地方政权的建立，反映了该区域的古代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具备了在一定时期可以维持区域内各民族稳定、团结的统治能力，也具备了能处理与中原统治土朝及周边各古代民族相对协调关系的实力和交往水平。但当它一旦丧失了这种实力，就无法维持区域统治、保持区域经济发展，在阻碍了全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时，这类地方政权也就寿终正寝了。它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脆弱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详尽地论述了历代地方政权兴亡的史实及其历史原因，在于说明，全国统一的趋势是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的古代各民族都是向往和努力追求国家最终的统一，在出现分裂的情况下都努力想方设法、采取一切措施来恢复或重建全国的统一。《中华民族发展史》把古代各民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走向一统的历史过程，通过众多的详实的历史实例，反反复复地把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得很清楚。这就为我们在今天巩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维护和捍卫国家的统一、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借鉴和依据。这就雄辩地说明，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障碍，也不管时间的长短，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任何民族分裂主义者所无法阻挡的！

国家资助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谋远著《彝族史要》专著，全书约60余万字。该书内容分为十三章：第一章《彝族地理》；第二章《云贵川西高原的石器时代文化与传说中的彝族原始社会》；第三章《彝族的起源》；第四章《彝族文明时代的起源》；第五章《武洛撮（疑即蚕丛）时代大分支中的武焚系彝族先民》；第六章《笃慕（疑即杜宇）和他建立的奴隶制蜀国》；第七章《“彝族六祖”各支系向西南各地的迁徙和发展》；第八章《“神守一鬼主”制》；第九章《彝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第十章《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第十一章《家支（宗族）制度》；第十二章《原始宗教和毕摩》；第十三章《传统历法》。该书异于前人的新解主要有9条：①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彝族多元起源的又一源是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②彝族的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通“彝”，成为今称；③ 彝族进人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武洛撮，疑即蜀王蚕丛；④春秋中期蜀洪荒后彝族的民族再生始祖笃慕，疑即蜀帝杜宇；⑤彝族的历数之祖额速，疑即颛顼；⑥彝史上的“鬼主”应释为“神守”、“鬼国”应释为“神守之国”； ⑦“家支”是“宗族”；⑧凉山彝族“曲诺”等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约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50％）的阶级属性为“奴隶主占有民”；⑨彝族的传统历法是几近“颛顼历”的阴阳合历。

本书内容关涉了安多吐蕃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组织、人口分布等诸多方面，具有系统性。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在西北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安多吐蕃本身就是古代西南、西北诸族互动交融的历史结果。这部著作，在揭示古代甘青川藏走廊、河西走廊纵横交汇地区的民族变迁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五方之民”密切互动的关系，展开了一个区域性的历史场景；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正在升温的族际“走廊”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田野的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