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与广府、潮汕文化一道，共同托举了整个广东文化的大鼎，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客都，作为广东客家文化的中心地，“文化梅州”的彰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客家文化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众所周知，世界客属大会已召开了20届，不仅在中国多个省份（包括台湾）多次召开，而且在东南亚，乃至大洋彼岸的美洲，也都召开过。它已经成为了具有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影响正日益扩大，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客家文化固然是广东文化或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但二者却不存在从属或画等号的关系。因为，客家文化本身是一种非地域文化的表述，它的一部分可以与岭南文化相互叠合，但覆盖国内10多个省并远播到海外近百个国家的这一分布，使之更具民族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独特的无以替代的重要成分。这一事实表明，上百年客家学的兴起，一波接一波，不仅在广东、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都是与这一文化特质分不开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上那么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新成果出现，正在于这一非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为此，被海内外所认同的客都梅州，理应有自己更成熟、更浑厚也更新的声音——拿出反映客家文化的力作来。由梅州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深圳市文联客家研究室、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编纂的《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就是这样诞生的。梅州，是客家民系成熟、定型的中心地，更是客家民系向五湖四海，尤其是向全世界扩展的集散地。因此，全球客家人认同梅州为客都，与认同赣南为客家摇篮、闽西为客家祖地是相一致的。粤闽赣“客家大本营”占有客家人口一半左右，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随着“泛珠三角”战略的提出，这个大本营正好列入这一大战略地图之中，其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而我们这套书系，也算是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鸣锣开道，并期许其更辉煌的未来。参与编纂这一书系的作者，均是来自广州、深圳、梅州的知名客家学研究专家，他们不拘陈说，敢于立言，为这套书添彩不少。客家学需要不断开拓自己新的领域，方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立于科学的不败之地。我们不难体察到专家们的良苦用心，这一书系的八部书，正是从八个不同的领域上向前拓展，从而相对地形成自己的系列。相信广大的客家人也与我们一样，视之为客家人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从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近年来，无论是客家文化的系列丛书，还是广东历史文化的书系，都出版了很多种。可以说，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特色，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书系，学术品位高，严谨、细致、自有独到之处；有的书系，面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普及功能见长；有的书系，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剥茧抽丝，环环相扣，又是一番风光……总之，各有千秋。这套“客家与梅州书系”，研读下来，有如下鲜明的特色：一是其首部“新探”，先声夺人。明确其意向在开拓与深化，它坚持的是客家研究的主流派的观点，但对传统的“南下说”予以了补充与必要的修正，尤其是从人类学、历史学及哲学的高度上，突破了谱牒考证的樊篱，从文化动因、民族自尊、心理认同诸多方面，强化了“南下说”的论证，使之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移民史乃至整个世界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上。读罢，不仅倍获教益，且很受鼓舞。客家学研究，就需要这样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新领域，切不可固步自封，亦不可数典忘祖、哗众取宠。二是书系所显示出的整体性与科学性。八部书，当是八个不同的维度，立体地烘托出整个客家学的构架，不至于顾此失彼，造成某种偏颇。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是高雅文化还是民俗文化，人文地理、精神气候，都得以出色地表现。这不仅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细部的描绘，殊为不易。三是雅俗共赏，有广泛的受众。这里，有不少篇章，都文采斐然，有诗情画意，亦富于哲理的思考。其实，雅俗共赏，从不影响任何一部书的艺术性，这是大家的共识了；同样，它也不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思想一旦掌握了大众，就会化作一道疾闪，照亮世界历史，也包括客家历史的进程。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示出的是客家人广博的精神世界。正是上述几大特色，使这套书系既有高品位、高格调，又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一卷在手，自会兴趣盎然。因此，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开放为前锋的时代精神上，这套书系自有其不俗的表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同志，多年来一直很关心客家文化，很关心梅州的发展，这次欣然命笔，为八部书题写了书名，这令我们深为感动。愿“文化梅州”更光彩四射！愿客家人更奋发向前！

当前，现代多民族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变革，民族因素必将对这一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本书论述的是生活在原苏联中亚的一小部分斯拉夫人口，但本书提出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对处在现代文明之外的许多民族地区而言，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亟待解决。例如，中亚斯拉夫人的民族“共存 ”和文化融合经验与古、近代流动商人的历史经验十分相似。一些移民事件，如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隶农史、罗马尼亚的德裔和匈裔少数民族史，与中亚俄罗斯族移民的经验在类型上近似。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在中国，人口的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不同，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对中国的学者们来说，了解原苏联的民族进程，特别是了解与中国接壤国家的民族进程，十分必要。相信本书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西北方邻居——中亚各民族成员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令其感兴趣的问题。 阅读本书，如同置身实地体验感悟中亚的俄罗斯族移民和乌克兰族移民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他们与中亚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民族关系、风俗习惯、历史渊源等有了深入的系统了解。该著作所使用资料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史实详尽，逻辑缜密，思维前瞻，对研究了解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发展、社会运行、意识形态、稳定机制、民族政策，推动建构中国多民族社会团结和谐、安全稳定、持续发展机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阿拉善蒙古研究》以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阿拉善蒙古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限大体上从蒙、元时期至清王朝灭亡。一方面，对阿拉善蒙古历史发展进行纵向考察，从探究阿拉善蒙古的源流及其先祖的活动轨迹开始，直至该部蒙古的形成，通过时间线索进行梳理，以期从总体上对阿拉善蒙古的历史有所把握。另一方面，分专题对阿拉善蒙古发展过程中的若干横断面进行深入探讨。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乃至称霸之历程的书籍。它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写起，直到斡歌台罕十二年（1240）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书中既有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狩猎生活，以及与它相关的图腾崇拜现象的记载;也有从氏族发展成部落，又从部落发展成部落联盟，从而又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的讲述;还有从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更有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风云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这便是该书成为解读蒙古早期历史，解读游牧文化，解读蒙古民族文化性格的百科全书的原因所在。这个原因，更在于它的惟一性，因为《蒙古秘史》是从13世纪蒙古历史中流传下来的仅存的一部历史文献。

本书在运用和借鉴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比较研究和综合考察，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跨学科的上乘佳作。该书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明代女真的氏族、家庭、部落结构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并着重探讨了前人较少注意的家庭形态的演变。本书纠正了过去研究认为女真家庭公社已经瓦解的不准确的结论。资料充实，结构完整，论理清楚，言之成理，富有新意，对研究明代女真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开拓意义。本书共四章，主要介绍：明代女真姓氏及姓氏集团、明代女真家庭、明代女真氏族集团、明代女真血缘集团。书中作者充分运用各方面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采用新方法进行分类，力求对问题的研究有所创新。本书对人们了解、研究明代女真家庭形态、女真民族历史，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食可无鱼，枕边岂能无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206个人生智慧。本书将会告诉你，犹太人何以能够“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在数千年不断创造奇迹的历程中，犹太人积累了大量优秀的文化和闪光的人生智慧。《犹太智慧枕边书》一书通过大量的实例和犹太人的哲理名言，全方位、多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数千年来犹太人的智慧精华。不管你是从头通读，还是随意翻阅，都一定会对你的人生有所启迪。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壮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集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生态学等于一体。本书由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策划组稿，围绕“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壮泰族群发展”这一主题，分为“壮族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壮族历史文化与民族关系研究”、“壮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壮族民间信仰与宗教研究”等部分，辑录了中国学者有关壮族及国内外相关民族的文章，展现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研究壮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是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该项目由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耀华先生领衔主持，指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强调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它应有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于我国的如火如荼的“文化热”中，在如浪如潮的论及文化的出版物中，却很少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论题及著述。多种冠以“中国文化”的著作中，都很少涉及甚至不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涉及到的也只是中国古代民族的一少部分，而对建国后确认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上没有论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著述者没有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或称“一体多元”）文化的认识，也可能是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是自己研究的专长，最好还是扬长避短。在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中，“民族文化”是针对“外国文化”而言，“民族文化”即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在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领域里，“民族”一词却更多地指“少数民族”，是针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因而论及中国文化而没有充分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便认为是种严重的欠缺。其次，对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有现实意义。笼统而言，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不仅有广阔的领域，而且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学科研究基本上是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文和民族学的四元结构，具体到民族学来说，则主要是研究民族志，民族的起源、发展和消亡过程，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民族学忽略文化的缺憾也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十分注重民族文化研究的祁庆富教授大声疾呼：“中国的传统民族学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需要来一次大张旗鼓的文化‘回归’！”“中国的民族学要发展，要创新，需要从振兴‘文化’做起！”（见于施正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广义民族学》）。他的这一观点得到民族学界一批专家的认同。目前，民族学从广义上来说，所包涵的分支学科已涉及到民族理论、人口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制学、文化学、文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和传统民族学。在具体研究中，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文化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开放性地吸收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工艺学、博物学、符号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研究各民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形貌及演变规律为基本任务。文化民族学以民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民族。针对民族学而言，它对文化的研究更具体更细微；就文化民族学而言，它又对民族文化有更概括更深刻的把握。这正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第三，能进一步发扬中国民族学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在五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经历的伟大历史变革中，民族学研究以少数民族社会性质为中心课题，为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做出了巨大贡献。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大变革，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全国人民一道，改变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必然要涉及的大课题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以及如何使这种冲突得到协调。因而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术著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注意把握以下四种关系。第一，从宏观上要注意尽量全面准确地概括出某一文化事象的全貌；从微观上，要注意尽量使某一文化事象具体真实。要有论有据，论有所据，据有所证。第二，对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华要充分肯定；对民族文化中的糟粕缺点要客观分析。要实事求是，科学严谨，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以瑕掩瑜。第三，民族学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主，但在学术界许多有关民族风俗的著述，不大注意民族风俗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演变，仍大量罗列那些在现实中已消亡或正在走向消亡的事象，而给人以少数民族停滞不前的错误印象。我们在写作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各项文化事象的发展过程，又注意说明现实情况，尽量使读者对民族文化有个符合现实情况的了解。第四，在全书的各章节写作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全书结构的统一完整，又要照顾到各章节的相对独立。对要全面了解民族文化的读者来说，有个大致的全面印象；对那些想了解某方面文化的读者来说，也不觉得支离破碎。关于该书的写作有几点说明：第一，该书是依照正在草创过程中的文化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写作的。文化民族学仅仅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尤其是民族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必然有很多联系和交叉。一般来说，凡是有独立学科的，该书就不过细论述。第二，由于该书涉及的内容较广（这当然与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关），因而在写作过程中涉猎的各种资料有数百种之多，但由于笔者学术能力所限，在材料取舍和分析论证上难免有偏差疏漏和偏颇失公之处，诚请有识者不吝赐教。第三，该书在定稿阶段，祁庆富教授出国进行学术研习活动，只好由徐万邦来统稿审定。该书第一、二、五编由祁庆富执笔；第三、四编由徐万邦执笔；第二编第六章由聂静洁执笔。聂静洁同志在成书过程中还协助做了些具体工作。第四，该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领导（宋蜀华院长、马启成常务副院长、白振声分党委书记三位教授）和校科研处、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致谢忱。

中国断代史研究诸科中，元代是国际性的项目。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段的蒙古民族的历史活动，特具世界性的意义：建都于今北京的元朝，不只取得了统一全国的成就，而且向外发展，达到今天东欧各地，建立了察合台、钦察、伊儿等汗国，既对这些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走向发生了重大影响，又把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外交流，推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层次。为此，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我国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有必要参考和利用传统载籍以外的更多的历史文献。本书作者多桑以东方学家著闻，这部译自法文的巨作，参用了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不仅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详细叙述，也为《元史》等传统载籍的研究运用，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以此获得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介和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