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本书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英雄史诗是人类文明较早期的产物。进入20世纪以来，经过民族学、人类学、民间文学各路专家的反复爬梳，我国大地上各民族的英雄史诗纷纷进入学者视线，他们搜集整理出版并做了研究。而贵州麻山地区地处边远、交通闭塞，苗族在丧葬活动中唱诵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从来没有唱出过贫瘠的麻山，更没有进入文化人的视野；它是2009年紫云自治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的一个重要发现。苗族通史、迁徙史中关于苗族是如何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迁徙到贵州，又如何征战定居开发的，描述极为简略。英雄史诗《亚鲁王》填补了两千多年前这段苗族口述历史的空白。

客家人之为“客”，自然是相对于生于斯土、长于斯地。抑或先前久居其地的族群而言的。柳州的客家人，或从“原产地”中原地区直接迁来，或经由各省甚至海外转徙而来。这样的迁徙自古而今，几无中断。到柳州后，客家人无论聚集或是散布，无论在平原或山地、在城镇或乡村，多能秉持其勤、毅、勇、慧、和的传统民性，在此创业生息，日益成长为地方举足轻重的民系之一。关注民系即关注民生，亦是对地域文化的自我审视。本书拟借助客家民系在柳州创业和生活的历史与现状的载述，达到彰显、传承、弘扬优良民性，凝聚心力，助推这方土地上的客家人开拓发展空间、成就更大业绩的目的。延展开来，抑或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建设与发展。

《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开封犹太人问题的系统资料集，全书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宋、元、明、清古籍中辑录出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零星资料，进行了标点、校勘，并加有编者按，阐发编者的学术观点；第二部分是近代文献，收录的是近代著作、期刊、报纸中关于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以及该社团与外界联系的信函。在整理过程中，除了进行标点以外，大部分内容也附有编者按。第三部分收录了当代，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第四部分是关于古代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文献导读及论著目录。《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资料，尤其是古代文献是从大量古籍中辑录出来的，非常珍贵，近现代文献和当代论文选编，基本囊括了我国关于古代开封犹太人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此书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开封犹太人的必读图书。

2010年8月5日至8日，第十九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在“青城”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回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各级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民族工作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主题为“回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会上，宣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白立忱同志的书面讲话。他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回族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全面发展；要维护民族团结，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促进回族社会和谐与发展；要制定规划，进一步做好学会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著名学者余振贵莅临会议并致辞。他说，回族学研究一定要紧密结合实际，深人研究制约回族地区发展和稳定的新问题，关注影响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新情况，推出前沿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科研成果，为回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在全社会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社会氛围。大会邀请了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作了题为《关于单个民族发展进步的思考》的主旨发言。 本次学术研讨采取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组织了两场大会发言和六场分组讨论，共有48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 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97篇。中国回族学会秘书处组织4名专家以匿名评审的方式选出其中的36篇编辑成本论文集，分为“和谐·发展”“历史·人物”“文化·认同”“哲学·宗教”四个专题。

《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是唐研究基金会编委会2006年通过的惟一书稿。其研究的对象是6-10世纪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古代不足靺鞨及渤海政权与周边国家、部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涉和交流。《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主要考察了靺鞨部族及古代国家渤海的性质，探讨了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的关系，分析了靺鞨、渤海在古代东北亚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与作用，将其作为揭示古代异文化、异民族在对抗、交流与融合中共生的一个实例，旨在为今天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提供历史的参照，《靺鞨、渤海与周边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留日学生与近代云南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获，在于作者对于资料的广事收罗、悉心整理、认真研读。立英不仅在云南大学图书馆与云南省图书馆详细研读了馆藏留日学生文献，还到云南省档案馆发掘、整理了许多留日学生档案。立英博士认真整理、点校了晚清著名教育家陈荣昌先生的《乙巳东游日记》。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陈荣昌受命于六月十五日赴日本考察学务，于九月十八日搭轮船返沪。陈荣昌到日本正值各学校暑假休业，考察学校不便，乃先考察实业，他“寻足尾，越青森，渡轻津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畜牧诸事业”。返回东京时，各学校次第开学修业。陈荣昌先生遂逐日参观考察不倦，“凡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规制”，皆注意察访、认真学习，详细记录。陈荣昌访问日本的考察日记，在留学生的建议和帮助下以《乙巳东游日记》为名，付梓刊行。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对于我们研究晚清云南与日本的学术、文化、教育交流，对了解当时朝廷、官员、士绅、学人的思想与策略，对认识当时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对于了解云南留日学生的状况，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是由于诸多因素，这本书早被弃掷不顾。立英将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寻出来，成为她撰写本书的主要资料依据，推陈出新，发前人所未发。这是她研究云南留日学生的基础工作，正是因为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史料收集整理，才使她的研究取得超越前人的新进展。难能可贵的是，立英不惮劳烦，将《乙巳东游日记》点校整理出版，使这部难得的中日文化交流珍贵资料面世，不仅有益于学术的推进，也有益于社会的认知。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曾在这里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宗教制度。这些制度或源出吐蕃本土而杂以汉制，或因袭汉唐典章而混合蕃俗，有的内容还源自天竺、突厥等地，是吐蕃与唐朝等周边国家、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对后来的归义军、西夏及吐蕃各政权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而也是学术界关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敦煌、新疆出土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金石碑铭等史料，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政治方面的职官、告身、大虫皮、军事、驿传、法律、司法等制度，经济方面的赋税、劳役、仓廪、市券等制度和宗教方面的寺户、僧官等制度进行探讨，补充新材料、提出新问题，阐述笔者的见解和看法。笔者认为，吐蕃在敦煌地区设置的乞利本（khri dpon）即节儿论（rtse rje blon）为敦煌最高军政长官；节儿观察使（rtse de spyan）即节儿监军，为敦煌地区仅次于乞利本（khri dpon），位居第二的军政长官；中等节儿（rtSc ricvbring po）、小节儿（rtse rj e cung）、汉人都护（rgyaVi spyan）也是敦煌地区的重要军政官员。敦煌部落的基层官吏五十岗（1ngabcu rkang）、五岗（1nga rkang）实际上分别是管理耕种五十岗（rkang）和五岗（rkang）田地民户的基层官吏。吐蕃在河陇西域地区设立的扎论（dgra—blon）、牧地管理长（gzhis—pon）分别为汉文文书中的防城使、草宅使，这两种官职是吐蕃特有的官职，分别负责吐蕃河陇西域地区的军事、畜牧方面的事务。

傈僳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有70多万人口，位居全国民族人口第20位，处在全国56个民族人口的中上位置。而且，傈僳族有一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县、23个民族乡。但迄今为止，全国具有正高职称的傈僳族专家学者仅十余人；真正意义上的傈僳族企业家不足5人；现任厅级领导干部20余人，部级领导干部至今为零。这一现状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反省。

湖南是瑶族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之一。据2000年“五普”统计，湖南有瑶族人口71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11％，占全国瑶族人口的29％。主要分布在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蓝山县、宁远县、道县、新田县，郴州市的汝城县、北湖区、资兴县、桂阳县、宜章县，邵阳市的隆回县、洞口县、新宁县，怀化市的通道侗族自治县、辰溪县、洪江市、溆浦县、中方县，衡阳市的常宁市以及株洲市的炎陵县等。湖南瑶族基本上居住在南岭山区。“南岭无山不有瑶”，既是对南岭地区瑶族分布，也是对湖南瑶族，特别是对湘南瑶族广泛分布的形象概括。 湖南瑶族不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支系亦颇为繁杂，有“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瑶”、“过山瑶”、“平地瑶”等等。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瑶族既保持了瑶族的共性，又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从而使得湖南瑶族的历史文化，在整体上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特征。直到今天，湖南境内的瑶族依然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无论是曼妙古朴的过山瑶长鼓舞，还是色泽艳丽的花瑶服饰，都是当代湖南瑶族文化丰富多样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