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文献研究》以“理论”为主题，以“文献”为主体，以“史论结合”为方法，从解读一篇或一组核心文献切入，梳理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与重大意义。这一篇篇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智慧的重要文献，仿佛镌刻在新中国宗教领域关键方位的一块块路标，廓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框架，指示着新时期宗教实践的前进方向，也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路线图。

在黎族史的研究中，对黎族现代史的研究与对黎族古代史的研究相比要薄弱得多，如在专著方面，无论是靠前还是国外，都没有出版过一部黎族现代史的专著；在论文方面，目前发表的有关黎族现代史的论文，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不高，很多都是发表在报纸上或刊物上的字数很少的介绍性文章，且还大都集中于革命史和党史方面，范围很窄，而民国时期丰富的黎族经济、教育、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则较少有人问津，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根本没有被研究到。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年，经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积极筹备，10月在贵阳胜利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着重讨论了民族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恢复了民族学科的科学地位，建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会议的应时召开，使参会人员倍感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深受鼓舞和启发。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云贵川桂藏和北京等省市区的部分代表，就筹建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学会组织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并建立筹备委员会。在马曜等专家学者积极努力和各省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于1981年11月在昆明召开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会员主要采取团体会员制，包括上述五省（区）（系指云、贵、川、桂、藏）和北京的民族研究所、民族学院以及有关科研、高等院校的成员，也包括一部分有多年民族工作经验的民族工作干部和一部分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其他战线的成员。”学会建立30年来，已顺利进入第9届，历届领导班子积极工作，充分发挥各会员单位的作用，团结学会广大会员，努力推动西南民族科学研究事业的向前发展，加强民族学科建设，加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服务。学会具有建立早、行动快、形势好、起点高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势下开始的。

作为史书，重要的是各个历史环节的完整和合乎历史逻辑的演绎，《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壮族史书出版过多部，对壮族历史阶段的划分颇不相同。例如有的史书认为，先秦壮族先民的社会仍然处于原始阶段。显然这个结论与元龙坡出土的110件商周时代青铜器和大批精美的玉片是矛盾的。《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设计了“壮族渊源”“先秦时期壮族先民社会”“郡县时代壮族先民社会”“羁縻时代壮族社会”“土司时代壮族社会”“‘改土归流’及近现代壮族社会”“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的壮族社会”七个时期，比较符合壮族社会的演化，没有蹈袭汉族等民族历史的社会发展分期，但在行文当中也做了适当的回应。《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的特点，是在涉及壮族历史关节点的若干问题上，做出了有开创性的判断。关于先秦壮族先民社会的性质，《壮族简史》指出，这一时期“壮族先民开始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部落联盟社会，进而进入文明社会”。所谓“文明社会”也就是“阶级社会”。作者在分析元龙坡、安等秧、银山岭的出土文物和花山崖画主体形象后指出：“正是因为私有制和财产占有的不均，社会上出现了王、侯、将、骆民等不同阶级。”这个结论是符合先秦壮族社会状况的。

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与“山林”有密切关系，因为他们世居的丽江就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与世界上很多古老文明一样，纳西族“山林”观念，对人的欲望，特别是对性和财富的欲望，倾向于。但是，与那些主张尽量欲、压缩自我的文化不同，纳西族传统文化承认甚至倡导对大自然的合理索取。解开丽江纳西族的地方性知识与纳西先民“山林”观念（该书“上编”）、与现代“科学”这种普适性知识袭入（实际上，科学仍然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地方性知识”，详见该书第四章）两大线索的脉络（该书“下编”），将是该书的目标。

本书以北温带和北寒带变迁中形成的陆上草原和绿洲丝绸之路为基础，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提供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不同人类文化遗存着手，以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交融为主线，先界定“西域”“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基本概念，然后重点论述曾经在草原和绿洲丝绸之路留下足迹的古人类、斯基泰人（萨迦人、塞人）、戎、狄、羌、月氏、乌孙、匈奴、汉等民族，最后分析为什么绿洲丝绸之路在汉匈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开通及丝绸之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国形成国家中的作用；从写作范围上来说，则主要限于亚欧陆上丝绸之路，包含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但由于人类活动的能动性，有时会延伸到相邻区域。从写作时间来说，从公元前9000年左右西方的斯基泰人和东方的夏家店遗址到绿洲丝绸之路开通的两汉匈奴时期（公元前202－公元220）。

《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抑或文化冲突》（第2版）是“想象欧洲丛书”之一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其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成为众多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其起因、进程和后果均已有大量研究问世。然而时至今日，此次革命的性质依然处于众说纷纭之中：一度统治史界的左翼历史学家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法国大革命，而近些年兴起的修正主义历史学者则一反左翼学者的片面，主张以文化冲突的视角解读此一革命。本书作者布兰宁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刻介入左翼学者与修正主义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试图为读者勾勒这一争论的全貌。

中国古代宫廷典制，包括宫室建制、内侍机构、仪卫体制、宫廷礼制等各种相关制度，而宫廷典制体系的核心无疑就是一个“礼”字。明朝处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后期，其宫廷典制与先前各朝相比，在基本精神一致的前提下，大量地以朝廷礼仪法规的形式制定和颁行。《明代宫廷典制史》系“明代宫廷史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丛书”中份量足、涉及内容为庞杂的一部学术论著。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宫典制史中的诸多细节，包括登极、册立、祭祀、婚冠礼、教育、修书、军礼和丧葬仪制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宴享、乐舞、宫室、宝玺、符牌、仪卫、服饰、车辂等等。并将未列入典制记载，实际上已从惯例向典制过渡的宫廷常仪等内容发掘出来，分别加以叙述。同时，书中每一章又包括了这一题目涉及的几乎所有内容，例如宫廷军礼部分不仅包括了亲征、遣将、大阅、奏凯、献俘等内容，还包括了明代后期出现、明末盛行的赐尚方宝剑之制。可以说，囊括了宫廷典制的绝大部分内容。

《铁血八桂：广西抗战实地寻访实录》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的事件为线索，通过深入实地寻访和史料验证，采访了许多的抗战老兵和亲历者，厘清了广西地区的抗战实况，挖掘了大量震撼人心的历史细节，描述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艰苦历程。全书重点聚焦了桂南会战、桂林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同时还系统梳理了发生在桂湘黔三省鲜为人知的战争难民逃亡悲剧，以独特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以及汉奸的丑恶嘴脸，讴歌了在广西大地上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战斗精神。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资源宝库。在甘肃厚重的地域文明中，西夏文化是仅次于敦煌文化的另一张名片。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自西南地区北上发展时，最初的落脚点就在现在的甘肃庆阳一带。党项族历经唐、五代、宋初的壮大，直到占领了河西走廊后，才打下了立国称霸的基础。在整个西夏时期，甘肃地区作为西夏的重要一翼，起着压舱石的作用。今甘肃武威市是西夏时期的大城市西凉府所在地，张掖市是镇夷郡所在地，酒泉市是番和郡所在地，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重镇。今瓜州县锁阳城遗址为西夏瓜州监军所在地。敦煌莫高窟当时被誉为神山。甘肃保存、出土的西夏文物和文献宏富而精彩，凸显了西夏文明的厚重底蕴，为复原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甘肃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根脉，是西夏文明繁盛的一方沃土。甘肃文化出版社作为甘肃本土出版社，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早在20多年前就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西夏学研究院前身）合作，编纂出版了《西夏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