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人们系统地了解甘肃现存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曲折来路与现状，习俗与文化，人物与秉性，增加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彼此知解。作者策划了《甘肃哈萨克族史话》，对甘肃省中哈萨克族的历史作了介绍。

《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收录论文的撰著过程及我近年来学术研究思路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为了理清本人研究的学术渊源，所谓“适从何来，遽集于此”而已。同时对此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检讨得失，以全新的面貌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应该说，《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是我就“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进行的专题研究著作，以所讨论的问题来说，仅只触及到了问题的冰山一角，可谓学无止境。我个人认为，《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某些讨论也许还不成熟，某些看法还有偏颇甚至出现错误，但我坚信，这种研究方法和路子应该说是正确的。我希望能坚持下去，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出版该问题的“续论稿”，最终完成一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中国近代民族史》和《云南近代民族史》，这可视作我未来若干年的学术追求。但必须明确的是，《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稿的讨论若有可取之处，那将归功于业师林超民教授的指导和言传身教，同时得益于中国民族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前辈专家的辛勤工作，他们的成果为我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基督的两把剑，教会改革运动、主教授职权之争，德意志王权与罗马教会分离的第一步、十字军东征，德意志王权与罗马教会分离的第二步、百年空位，德意志王权与神圣罗马分离等。

《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研究》以羌族社会历史演变为线索，在总体分析西川羌族档案史料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选取最为脆弱、也最具实证价值的特殊载体档案史料作为关注重点，从其存地、存量、存况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介绍分析。

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当她在19世纪中叶初创于欧洲时，研究目标针对的是所谓“欧洲文明民族”之外的一切“原始的他族”。研究者们大多不辞辛苦地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地区，对当地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的样法”观察体验，分析特点，比较异同，探寻规律，并相继构建了一系列从不同角度认识、解读和评价这些人类各民族纷繁文化现象的普适性理论。当然，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和他们所创理论的科学属性毋庸置疑。但是，欧洲文明至上的观念和部分学者以其理论为本国殖民政策服务的事实，也成了时代留在这门学科上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性崩溃，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研究目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例如，由于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学传统的对“原始”他族的研究已难以为继，且受到激烈的批判。于是，“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界限在研究者的观念中逐渐淡化，人们对族体文化的研究方式，由群体转向强调个人经验、人的意识和主观分析；由以往局外观察的“他观”转为强调参与其中的“自观”；对文化价值的判断更强调平等性和相对性；对文化研究的目的，由寻求特点、规律转为对象征性、符号性等意义的探讨和解释等。同时，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一种发展趋向。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人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练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连，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严格意义上对云南民族史的系统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始于1954年。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云南大学视察，指示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要注意地方特点，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对这一指示，方国瑜教授积极响应，开出了《云南民族史》课程；其后尤中教授也参加讲授这门课，并写出了《云南民族史》讲义。从此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队伍日益壮大，以云南民族史为核心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成了云南学术界的一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美中不足之处是，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研究人员的学术旨趣、研究内容、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古代的，而对近现代民族史的关注十分不够，迄今为止，对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来说是研究人员少、研究成果少、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对此，我们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五十多年的研究，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对云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良好学术传统基础上，研究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必要投入更多人力进行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研究，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使云南民族史研究成为贯通古今的严格意义上的云南民族通史研究。尽管可供参考的成果不多，尽管许多文献资料还需要去发掘整理，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其中已经包含着时代需要的创新。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研究应从社会经济发展上把握一个基本特征，从帝国主义入侵、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角度认识两大基本矛盾，从民族关系复杂多样的角度抓住三条发展线索，从云南各民族整体发展的角度重点研究四大内容。

北京①是一座令人瞩目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具有50万年以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和30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史。她经历了原始人类的聚居地、封国都城、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重镇、五朝帝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统治中心与地方政治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等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北京的发展几乎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同步。

《守望故土：长治回族六百年》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以18个章节的文字，叙述回族扎根山西省长治市六百年来的真情实况。开篇首先宏观地介绍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历史脉络，接着简介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追溯回族的历史沿革。当笔端切入明代永乐六年时，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对故乡作出独有的讴歌。这部作品既是报告文学，又可以说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饱满激扬的生命诗情。全书不仅有较为丰富的伊斯兰信仰知识以及回族生活特性的描述，同时介绍了长治回族中涌现出的诸多优秀人物。读过作品，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回族人民在虔诚的信仰及高尚的爱国精神双重鼓舞下，为伟大祖国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长治回族六百年来所涌现出的优秀人物，也必将永远定格于这部语言充满诗意的作品中，长久地与读者对话……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历史上，台湾原住民先后被称为“夷”、“番”、“高山族”、“山胞”、“原住民”，具体包括泰雅、赛夏、布农等11个已获认定的少数民族。据2004年统计台湾地区共有原住民44万多人。该书对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有关当局历来对原住民的政策，分阶段、分专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读者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历史、了解台湾原住民很有帮助，是一本研究台湾问题不可多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