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共性，又以它们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异彩纷呈，璀璨夺目。就以汉族地区的文化来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古今一贯的特点，就是“基本的同一性和不同地域特色相辅相成”。闽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又具有鲜明八闽山海特色的地域文化。福建别称“闽”，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西枕武夷山脉；三面与浙、赣、粤依山为邻，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山海兼备的特殊地缘和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灿烂多彩的闽文化。上古时期，闽地的原住民，是南方土著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首见于先秦古籍的“闽”和“七闽”之称，当泛指这些闽地土著。这些“善舟船”的闽越人所创造的闽越文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同诸越文化产生交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发展到辉煌的顶点。闽越文化是闽文化的源头之一，对闽文化的底层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汉晋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向偏安东南一隅的闽地迁徙，汉人和汉化的闽越人成为主要居民。闽文化承袭中原文化，并在汉越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本书以爱新觉罗（伊氏）世系为“经”，以主要历史人物、主要历史事件为“纬”，从肇祖都督孟特穆开宗，按历史顺序辈分世次考证伊氏历史源流，展示这个家族曲折、艰险，充满刀光剑影，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而又极尽辉煌的历史流变。 本书共16章。前7章讲述包括沈阳伊氏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主要历史，后9章讲述伊氏家族分支历史。

本研究验证了理论假设，并认为该理论假设成立。大理刍族在“化”与“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有效发挥了史化的教育功能；教育应借文化促进人的发展，而“化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传统的对接，加深对教育本真含义的理解，促进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蒙古志》是一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认真编撰而成的清代蒙古诸部历史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志书。在对清以前的蒙古民族历史做了大体的回顾后，以清代形成的外藩蒙古的内外札萨克各部以盟旗为单位，内属蒙古以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新巴尔虎、额鲁特部诸旗，伊犁察哈尔八旗与额鲁特八旗，扎哈沁部与明阿特部，唐努乌粱海、阿尔泰鸟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部，达木蒙古八旗，牧厂，驻防八旗蒙古，喇嘛旗蒙古为顺序，对其历史沿革逐一做出了清晰的描述。这样就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内容与特色。然后根据志书的特点，对清代蒙古的政治制度，从管理机构，盟旗制度，等级制度，军府制度，年班与围班制度，卡伦、鄂博制度，台站制度，法律制度和满蒙联姻制度等九大内容分别做了详尽的归纳与叙述。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还精心挑选了清代图片近40幅。该书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清代蒙古志的空白，为广大读者、学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清代蒙古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和知识补充之需求。

乌蒙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它粗犷、豪迈的外表，也有它深沉、含蓄的内藏。其外表犹如韩愈诗：“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而其内藏却似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乌蒙山深处的古夜郎文化，就是它既耀眼，又朦胧的内藏，这种内藏，在乌蒙山腹地的赫章县可乐镇表现尤其突出。

从事藏学研究的条件和要领：经历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掌握三门语言——藏语文、汉语文和英语文。具有 三维视野 ——藏区视野、中国视野、靠前视野。 经世致用 、 参与研究 ，以原创的学术研究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为藏区的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平衡贡献智慧。以静制动，潜**问， 把书当饭吃，视学问为宗教 ，体现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藏学学刊》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刊，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藏学学刊》作为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藏学学术研究园地，致力于藏区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藏族历史与宗教、西藏考古与艺术以及与藏学相关的诸多方面的研究，设有论文、译文、书评等栏目，语言以中文为主，兼及英文。 本书为《藏学学刊》第5辑。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写了：“中华多元一体”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明确提出的重大学术命题。实际上，对于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可谓远矣，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春秋大一统”的华夷观、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秦汉王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大帝国之后，古代中国在统一与分裂交替发展的过程中，由古代社会走进近代社会，这期间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已为古今中外学者所认同。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汉）与四夷（夷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怎样的贡献，中外学术界的认识则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传统的“正闰观”、“尊华贱夷”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不仅是以汉族历史为中心，而且存在以汉族历史取代中国历史的倾向，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虽有前贤撰文论述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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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该问题已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威胁，其危害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我国汉族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高于全国119．58：100的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的白族地区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7．24：100。比较而言，白族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汉族农村水平。白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之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巨大差异，究其原因，与不同民族的性别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而此种“观念”和“取向”又通过教育的方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及其他社会行为，最终导致性别比的偏差和相关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错位。于是，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一结果是否与人们的“重男轻女”观念有关？白族地区是否存在与汉族地区不一样的文化力量——母性文化？母性文化是否对父性文化起着一种补充和调节的作用，从而形成白族伦理道德的二元结构？白族母性文化为何能长期存在？其道德教育功能的发挥对于汉族农村走出“重男轻女”的价值误区，解决由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带来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具有何种参考价值？为解答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了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