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彝志（第25-26卷）》分两卷进十九个章节，叙述彝族舍、陀尼、、武候、尼能、实勺、窦朵、苟数等部族的历史掌故和举祖、诺仆乌等人物故事。

草原生态的永恒功能被严重低估。草原对文明演进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前景被严重低估。鉴于此，《游牧变迁》是关于草原文明和游牧变迁的一本综合性专著。全书以梳理中外历史资料和当代实例的方法，展示了草原生态循环、草原物质生产、草原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脉络。

《西南民族人口文化研究》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同名项目*终研究成果。成果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民族学、人口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西南民族人口文化生境、内容体系、历史价值、变迁发展等进行了概括与分析，从伴随人口生育、成长、迁移流动、老年高龄长寿、死亡这一生命历程的文化事象，与人口再生产密不可分的婚姻、家庭、亲属、继嗣、伦理、习俗、财产继承等制度性的规范和行为，以及人口、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法律规制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观念意识及其行动调适等内容整合上，建构了西南民族人口文化的内容体系与研究构架，展现了西南民族人口文化原生性、民族性、山地性、宗教性、多元性、制度性、发展性等特征风貌，提出了西南民族人口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根本目标是“和谐人口文化”的观点，并对其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突破了当前人口文化研究多固于生育文化研究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口学、民族学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与应用价值。

《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源流重考新证》就华夏秦汉时多元客家起源情况，对曾作为“客家源流”的魏晋“永嘉之乱”，及其后宋王朝的靖康、建炎、咸淳四次规模“衣冠南渡”的前因后果，说明均与客家源流无关；也对曾相传与客家人“葛藤”有关的黄巢起义，广西客家的太平天国起义，做了考查和评析，均与客家源流关系不大。

《希特勒与德国人》深刻阐释了纳粹时期和后纳粹时期个体德国人与希特勒政权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当时（1960年代）的德国精神生活乃至政治文化中的精神层面作出了最详尽、最直言不讳的分析，思想境界极高而又语言平易，充分展现了其名师巨匠的风采。《希特勒与德国人》代表了沃格林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沃格林在德国作为学术教授工作的最高成就。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十分强调时序性，注意揭示人物和事件的前后变化及曲折性，并试图对其做出阐释。如第三章，作者将其分为从有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至到拉萨前、到拉萨后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期间、英军撤离后三个时间段，注重梳理在不同阶段有泰筹藏的思想、行为、心态及其变化。第三章第三节第一部分“有泰在瞻对归属问题上的反复”，作者指出驻藏大臣有泰在瞻对归属问题上有二变：起初他赞同收瞻对归四川管理，这由他与读鹿传霖《筹瞻奏稿》及相关言行可以看出，然而到拉萨后当瞻对归属问题提出时，他转为不赞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收瞻对的主张，此为一变；此后当朝廷下旨决定收瞻对归四川管理时，有泰又转而赞同朝廷的旨意，此为二变。作者还试图对有泰在瞻对归属问题上的变化做出解释。又如第四章，作者选取有泰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有泰与同僚、有泰与随员及下级官吏三组人际交往，每组有两人及以上，目的是对有泰在藏期间人际交往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与分析，以便更为准确地定位和把握有泰其人。在有泰与他人每一对关系研究中，作者十分重视前后关系变化及复杂性，并试图阐释分析为何如此。此外，在利用《有泰驻藏日记》梳理分析有泰与何光燮关系时，作者还做了些带有考据性工作，认为学界关于1904年9月7日《拉萨条约》签订时的一个有误的流行说法：即时任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准备画押，被文案何光燮劝阻“弗画”，有泰因此才没有画押。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首先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历史进行了回顾，讨论了近年来“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也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和近年的相关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摘引了一些发表于50年代的对“民族识别”工作的总结，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具体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应用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土族的“族源”文献考察、族名的历史演变、外国访问者的日记描述、历史档案记载、口述调查笔录，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土族“族源说”，各村的村史和家谱，干部和民众对成立土族自治县的讨论等等。内容生动朴实，是难得的实地调查访谈材料。在当地调查中发现的普遍而大量的族际通婚现象，以及不同居住地土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语言、通婚、族源等），都向我们展示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他的调查材料表明，各地群体的认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在访谈中有的学者指出：“不少的部落以前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少数民族吃香时，就改为少数民族；到了汉族政权控制时，又变为汉族，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清末民初，在法兰西帝国在南亚延伸他的殖民霸权的时期，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得以进入云南传教，他徒步考察了云南的很多地区，维亚尔以兴办教育、传授技艺、医治伤病、排除巫术等为载体，在封闭、落后的圭山撒尼村落传教，对这个羞涩的族群，他尽一切办法去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产、民情、风俗、语言、文学等等。《我与撒尼人》即是百年前这位法国传教士写撒尼的作品。

《播州土司史》就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在明代贵州10大土司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播州杨氏土司，展开系统研究。其酋长杨氏，自唐末入播州，发展成一方势力。经五代人宋，“纳土”臣属，遂受官职。至元，建新制，杨氏第16代传人杨邦宪受“招抚”，命为“宣慰使”，始有“土司”之名。明承元制，在西南仍行土司制，杨氏仍领播州宣慰使，其下又辖诸多安抚司、长官司，辖地跨四川、贵州两省，故史称：“西南夷……，其中播（州）好大，地方两千里，民悍而富。”试看今日之贵州，元明时竟是杨氏之天下！

公元98年，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完成著作《日耳曼尼亚志》。在短短二十来页的篇幅中，塔西佗将古日耳曼人描述为“高贵的野蛮人”：自由、坚毅、正直、淳朴、忠诚，意在警示日益腐败的罗马人。后黑暗时代来临，包括塔西佗作品在内的很多古典著作被尘封在阴暗的修道院角落，长达千余年。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使《日耳曼尼亚志》得以重见天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将之当作德意志人比罗马人更为优秀的铁证。此后，更多学者不断挖掘《日耳曼尼亚志》的“深层含义”，使这一古典学著作逐渐演变为现代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极端种族主义兴起后，希特勒将之视为纯洁日耳曼血统的“圣经”和发动大战的灵感。《日耳曼尼亚志》终于完成了从普通的古典著作向“最危险的书”的嬗变。作者克里斯托弗·克里布斯不仅以生动笔触还原了《日耳曼尼亚志》的创作和颠沛故事，还讲述了第三帝国对此书的狂热追捧，同时也是对有意误读古典文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的冷静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