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历史与文化丛书：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史略》以编年史的形式叙写了土尔扈特部及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文化、语言及习俗。内容包括：土尔扈特蒙古部的起源、历史发展及其西迁、强盛；为建立游牧汗国的情况；土尔扈特汗国与准噶尔、俄罗斯、清朝的关系。真实地记录了土尔扈特部艰苦卓东返故土的伟大征程；土尔扈特汗阿玉奇的侄子阿喇布珠尔台吉归顺清廷的事由。清代、民国初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国民党政府对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的治理；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历代王爷及末代王爷塔旺嘉布和额济纳土尔扈特姓氏渊源等等。

《铁血八桂：广西抗战实地寻访实录》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的事件为线索，通过深入实地寻访和史料验证，采访了许多的抗战老兵和亲历者，厘清了广西地区的抗战实况，挖掘了大量震撼人心的历史细节，描述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艰苦历程。全书重点聚焦了桂南会战、桂林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同时还系统梳理了发生在桂湘黔三省鲜为人知的战争难民逃亡悲剧，以独特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以及汉奸的丑恶嘴脸，讴歌了在广西大地上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战斗精神。

《人观 身份与意义：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研究》以清江流域土家族为庆生祈福而举办的诞生礼——“打喜”仪式为研究对象，描述和分析仪式过程的展演、时间空间的择定以及行为与语言的艺术，立足于“人观”的立场，将“打喜”仪式还原到清江土家人的生活世界中进行考察和理解，探究“打喜”仪式中社会关系建构和成员身份确立的动力机制和运行状态，探求“打喜”仪式艺术表达的意义和在清江流域土家族生命礼仪中的特殊功能，解析“打喜”仪式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中包含的生命观念和文化象征，探讨“打喜”仪式与土家族其他人生仪式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内部的“文化语法”，阐释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关于人观、身份、生命观的表述，以及之于家庭和谐、族群团结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王文光民族史论文自选集》为王文光教授多年研究成果汇编，包括四个部分：中国民族史综合研究、百越民族史研究、西南氐羌民族史与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史研究。该文集涉及内容丰富多元，对民族史研究者和学习者都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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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州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业务范围为开展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抢救和保护，对民族民间社会、经济、历史、哲学、宗教及传统智慧和技能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编辑出版学术书刊。我所主办的学术出版物，《苗侗文坛（52）》族的文化进行探讨，涵盖苗族、侗族的各种文化，如语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建筑文化、农耕文化、祭祀文化、图腾文化、民俗婚俗文化等方面。《苗侗文坛（52）》被国家图书馆列为固定收藏的图书之一，诸多学府和机构也将之作为教学科研的必备参考书，此系列图书的出版也对黔东南州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弘扬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作用。

经过近3个世纪的历史洗礼，柯尔克孜人由迁徙民族逐渐成为黑龙江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她的文化也由古老的突厥语系文化逐渐形成为复合文化。既保持了原生态文化遗存，又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文化，从而塑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本书从迁徙、宗教祭祀、社会组织、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习俗等多方面系统详尽的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两千多年的城市建设历史可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实证。位于广州老城中心的南越国宫署遗址里就埋藏着一部近于完整的城市建设发展史，而其中的首页，便是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所在”的南越国宫苑遗迹。

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聪慧而拥有源远流长又苦难的历史。犹太人斑驳的历史中，浸透了所在国的浓浓印记。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历史教授西门·沙马勋爵历经40年实地考古、构思与沉淀，凝结成这部《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犹太历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原著甫一出版即获得塞缪尔·约翰逊图书奖，该奖项是英国针对非小说类图书设立的地位高的一个奖项。沙玛教授通过将考古与历史的细节结合，试图寻找历史的痕迹，还原真实的犹太历史。创作《犹太人的故事》的动机，沙玛先生直言是为了兑现40年前的承诺，完成父亲的遗愿。 故事将你带到从未想象的地方：南阿拉伯群山中的犹太王国，叙利亚犹太会堂荧光闪烁的墙壁，罗马犹太墓地的棕榈树林。书中记载了《塔木德》在巴黎街头燃烧，中世纪伦敦街头的大批绞刑架，改造世界的马略卡反射镜，点燃的蜡烛台，吟诵的圣歌，骡队的货物，满载香料和珍宝的海船……

普鲁士是一个神话。对某些人来说，它代表着秩序、正直与宽容；对其他人来说，它却集军国主义与反动作风于一身。身为普鲁士人的塞巴斯提安．哈夫纳抛开旧有的传说，娓娓道出这个国家的历史。　哈夫纳解释了普鲁士的特殊之处，表明它是一个人工化的产物：普鲁士需要极度强烈的自保意志，才得以将分散各地的国土凝聚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在数百年的演进过程当中，普鲁士是由民情迥异的德意志与斯拉夫殖民地区共同生长而成，缺乏共通的血源或宗教基础、没有天然的疆界，以致它只能说是一个“理性国家”。廉洁的政府以及对宗教的宽容，使得普鲁士成为十八世纪欧洲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它的危机閞始于法国大革命，它在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陷入缓慢的死亡，国家社会主义则促成普鲁士的毁灭。　哈夫纳探讨这个不寻常的国度时，心中不存偏见、抱持批判态度，但不无钦佩之意，使得这本《不含传说的普鲁士》成为一部关于普鲁士历史的独特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