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是关于现代国家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研究。关于国家的人类学是政治人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早期的政治人类学侧重研究无国家社会，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广泛兴起，现代国家当-中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建构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的关注点。《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对于小乘佛教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作者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转换入手，着重探讨了由宗教建构起来的公共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形式。泰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度，在这一大多数民众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其公民身份是如何在制度、认同和实践层面得以表现的呢？特别是在泰国最基层的村落社会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其体得以体现的呢？这就需要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公民身份的实现形式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进行“深描”，从中发现这一社会人们的思想结构和行动特点。

“云南民族志”丛书是我院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立项研究是发展我院民族学重点学科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院科研方向调整后的一项重要成果。民族学是我院的四大重点学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建立了研究机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一批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开展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参与撰写了各民族简史、语言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社会历史调查及中国少数民族等五套丛书。以史鉴今，这些史、志一方面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成为今日民族调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中国的民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日伪时期朝鲜开拓民大量迁居中国东北，可谓推拉理论的典范。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发生原因在于原居地的推力（push factors）或排斥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pull factors）或吸引力的交互作用而成。推的因素，如政治压力、生活水准低、人口增长、缺乏就业机会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的因素，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充足的经济机会等，亦能吸引人们寻求移民。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民族矛盾尖锐，令人窒息的宪兵武断统治根本不给朝鲜人任何政治和行动自由，在狭窄的半岛上失业贫民丛生，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正是朝鲜国内这些诸多推力，更使他们容易受日本所谓“满洲乐园”的欺骗性诱惑和宣传，作为开拓民争先恐后迁居到中国东北来。综上所述，中国朝鲜族迁移中国境内的历史过程，是与中国东北各族人民患难与共，互助互惠，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发和建设美丽家园的过程，也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逐步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

《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内容为：中国是一个民族学资源十分丰富且有民族志传统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有关民族志的撰述。这些文献资料所提示的内涵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民族现象启迪颇多。对当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一书，依据中国汉族、少数民族以及域外有关历史文献，从多维角度对族际认知问题进行研讨。以求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深入阐发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髓。从而揭示出各语种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状况与相互认知。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无裨益。

本册共收入环江县毛南族、罗城县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三篇。其中《环江县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调查整理，作为内部资料铅印，这次付印之前，由王昭武作了补充调查、整理修订，莫家仁审查定稿；《环江毛南族情况调查》，是中南区民委和广西民委组织调查组于1953年调查整理，作为内部资料铅印，这次付印之前，由黄钰、韦振辉整理修订、审查定稿；《罗城县佬仫族情况调查》，是中南区民委和广西民委组织调查组于1953年调查整理。

《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共收集了孟连傣族历史文献译文、社会调查资料及景谷、元江、新平、金平、红河各县调查材料共17篇，其中有8篇曾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以内部资料形式铅印过，其他9篇系新增选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