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內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研究的主题是汉族社会的亲属制度。前辈学者对汉族亲属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几乎在每一个小的环节上都有大量的研究。惜乎汉族的亲属制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特别是没有对其中的各种次一级制度作出贯通的解释。以弥补此项缺憾为目的，《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通过对华北一个汉族村落历时七个月的田野工作，考察了汉族社会的身体表征系统，描述了汉族的社会血缘观念；并以社会血缘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考察了汉族的婚姻制度，对不同的婚姻形式作出了系统分析，确定了婚姻制度中所涉及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归属问题；《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还以系谱调查为基础，对高村的承继制度（特别是分家制度）做了归纳分析，集中讨论了嫁妆和别居异财情况下财产的性质，提出分家最终完成与否的判别标准；最后，考察了汉族社会的基本亲属单位“家”的界限和结构，以及在丧礼中呈现出来的亲属关系。

《不熄的火塘：彝族腊罗巴支系的亲属制度》旨在向读者展示彝族腊罗巴支系亲属制度的实践状况。运用谱系调查的方法，笔者在较长时段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中搜集了大量的亲属制度材料，并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亲属制度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从身体表征系统出发，笔者揭示了腊罗巴人血缘传递的基本观念，并在确定他们社会血亲性排斥范围的基础上，框定其社会血亲及姻亲的范围，以及陈述了与此相匹的居住形式、财产传递和亲属称谓，进而在学术上对该支系的亲属制度系属做了定性分析。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中国少数民族》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作为整套《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该书的出版，为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本权威性、综合性、基础性的读物，对于普及民族知识、宣传民族政策、开展民族研究、推动民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少数民族》问世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充分展示新时期各民族的新风貌，总结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就，更好地满国内外读者的需求，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家民委决定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修订、再版，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本次修订，确定了几项原则，即尊重民族感情的政治原则，尊重原著的学术原则，厚今薄古的写作原则，宜粗不宜细的技术原则，精练精美的精品原则。按照这几项原则，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坚持以补为主，以改为辅，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修订后的《中国少数民族》，将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地反映各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地域风貌、社会风俗、文化特色、发展成就和未来前景。《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再版工作，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负责牵头，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具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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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选取了陕甘宁青回族穆斯林家族中的天水吴氏、灵武王氏、岐山马氏和西安乌氏四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作为陕甘宁青社会的缩影，对这些家族的兴衰和文化嬗变作了具体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家族势力对地区社会的客观影响，探寻了家族在西北社会中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就研究对象辐射面看，显然是对西北回族穆斯林家族社会的一种综合性研究。首先，作者正面纠正了《辞海》中对“家族”的界定的含混和错误，指出：家族是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由若干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或联合家庭（两对以上夫妻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亲属集团。考量家族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尺，也即联络家族的情感纽带，是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拥有某一位共同的祖先。其次，作者通过对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历史回顾，探讨了家族和家族政治与西北多民族社会的互动关系，勾勒了穆斯林社会群体构成的模式和流变的过程。同时，将人文生态纳人生态环境范畴，综合考察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再次，还结合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晚清以来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形成的动因以及家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的流变和社会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作者在《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中从宗教学的角度审视陕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传统积淀；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的发展动因和社会功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多学科方法的吸收和应用，不仅使本项研究得到了深化，而且还为读者全面认识和理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最后，在具体论述中，《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以陕甘宁青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具特色的家族和家族政治为切人点，进而解读陕甘宁青近现代回族家族社会，以及陕甘宁青社会人文生态的形成动因，由微观而宏观，点面结合，见微知著。作者提出的陕甘宁青回族社会具有的家族政治积习、家族制度与伊斯兰教互为民族感情和宗教精神的源泉等观点，可谓新论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试图以明遗民为视点，尝试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与明遗民待清态度的变迁二者之互动为切入口，来阐述明遗民在清初的历史演绎。文章的取径始终围绕着两个断面：一方面，在清初，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由了从冲突到调融再到整合的历史流变，另一方面，与之相偕应，明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亦发生了从抗争、不合作到徘徊、分化再到亲附合流的蜕变。纵向上，揭示清初满汉文化整合与明遗民变迁的双向互动与基本规律；横向上，展示明遗民与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多层面的内在牵连。

有关匈奴的研究早在19至20世纪中期就已为历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所关注，成为当时备受青睐的显学之一，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匈奴的研究已很少有AH津。作者之所以在这一背景下打算写《匈奴史研究》这本书，最初的缘由是因为在杨建新先生主编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中，作者承担了其中《秦、西汉卷》的撰写工作。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大量接触了前辈学者的研究，并为他们渊博的知识叹服，但同时也发现有关匈奴的历史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因此，在作者撰写《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时，曾将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而《匈奴史研究》这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说，《匈奴史研究》是作者近年来有关匈奴研究的一次小结。作者深知，作者的研究是很粗略的，对匈奴历史的特点、匈奴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匈奴民族发展变迁等问题的探讨是很不够的，与前辈相较，作者的这一点研究若能起到些微的拾遗补阙之功效的话，作者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作者相信，书中的差错和不足，自有同仁来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