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游牧部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一世纪（东汉初），在大漠南北活跃了约三百年，其后在公元三至五世纪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约二百年，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曾发生巨大影响。在匈奴族兴起以前，大漠南北曾先后出现过被称为鬼方，荤粥、猃狁和戎狄的各族。匈奴就是从上述各族经过长期的分、合、聚、散，经过斗争与融合，于公元前四世纪渐露“头角”，至前三世纪终于形成为个部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括动的地区主要在大漠南北。这个地区疆土辽阔，北界西伯利亚。西接阿尔泰山，东连大兴安岭，南逾阴山，大体上包括清朝初年以来所称的内、外蒙古。在内、外蒙古之间，横豆着一片大沙漠（大戈壁），故史书上通常称这个地区为大漠南北，或分别称之为漠北、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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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1960年以来汪宁生先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获照片，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实况，是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全书介绍了男女装束、村落和房屋、生计、传统技术和手工艺、交通与贸易等十二部分的内容。

《犹太人与中国》对古代来华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做了简要的评析，为研究近代来华犹太人做了必要的铺垫。《犹太人与中国》没有停留在“近代”，而是进一步研究现代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在华犹太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和在华新犹太社团、群体的形成进行了研究。《犹太人与中国》不但研究“来华”犹太人，而且研究他们离开中国后在全球范围形成的“中国犹太人”群体。《犹太人与中国》还对来华犹太人研究逐步成为学术和公众关注热点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进行了阐析。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写了：“中华多元一体”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明确提出的重大学术命题。实际上，对于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可谓远矣，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春秋大一统”的华夷观、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秦汉王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大帝国之后，古代中国在统一与分裂交替发展的过程中，由古代社会走进近代社会，这期间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已为古今中外学者所认同。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汉）与四夷（夷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怎样的贡献，中外学术界的认识则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传统的“正闰观”、“尊华贱夷”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不仅是以汉族历史为中心，而且存在以汉族历史取代中国历史的倾向，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虽有前贤撰文论述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乌蒙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它粗犷、豪迈的外表，也有它深沉、含蓄的内藏。其外表犹如韩愈诗：“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而其内藏却似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乌蒙山深处的古夜郎文化，就是它既耀眼，又朦胧的内藏，这种内藏，在乌蒙山腹地的赫章县可乐镇表现尤其突出。

本书以爱新觉罗（伊氏）世系为“经”，以主要历史人物、主要历史事件为“纬”，从肇祖都督孟特穆开宗，按历史顺序辈分世次考证伊氏历史源流，展示这个家族曲折、艰险，充满刀光剑影，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而又极尽辉煌的历史流变。 本书共16章。前7章讲述包括沈阳伊氏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主要历史，后9章讲述伊氏家族分支历史。

从事藏学研究的条件和要领：经历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掌握三门语言——藏语文、汉语文和英语文。具有 三维视野 ——藏区视野、中国视野、靠前视野。 经世致用 、 参与研究 ，以原创的学术研究繁荣祖国的藏学事业，为藏区的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平衡贡献智慧。以静制动，潜**问， 把书当饭吃，视学问为宗教 ，体现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该问题已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威胁，其危害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我国汉族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高于全国119．58：100的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的白族地区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7．24：100。比较而言，白族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低于汉族农村水平。白族地区和汉族农村之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巨大差异，究其原因，与不同民族的性别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而此种“观念”和“取向”又通过教育的方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及其他社会行为，最终导致性别比的偏差和相关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错位。于是，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一结果是否与人们的“重男轻女”观念有关？白族地区是否存在与汉族地区不一样的文化力量——母性文化？母性文化是否对父性文化起着一种补充和调节的作用，从而形成白族伦理道德的二元结构？白族母性文化为何能长期存在？其道德教育功能的发挥对于汉族农村走出“重男轻女”的价值误区，解决由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带来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具有何种参考价值？为解答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了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