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地域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共性，又以它们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异彩纷呈，璀璨夺目。就以汉族地区的文化来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古今一贯的特点，就是“基本的同一性和不同地域特色相辅相成”。闽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又具有鲜明八闽山海特色的地域文化。福建别称“闽”，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西枕武夷山脉；三面与浙、赣、粤依山为邻，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山海兼备的特殊地缘和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灿烂多彩的闽文化。上古时期，闽地的原住民，是南方土著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首见于先秦古籍的“闽”和“七闽”之称，当泛指这些闽地土著。这些“善舟船”的闽越人所创造的闽越文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同诸越文化产生交融，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发展到辉煌的顶点。闽越文化是闽文化的源头之一，对闽文化的底层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汉晋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向偏安东南一隅的闽地迁徙，汉人和汉化的闽越人成为主要居民。闽文化承袭中原文化，并在汉越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本研究验证了理论假设，并认为该理论假设成立。大理刍族在“化”与“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有效发挥了史化的教育功能；教育应借文化促进人的发展，而“化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传统的对接，加深对教育本真含义的理解，促进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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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学刊》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刊，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藏学学刊》作为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藏学学术研究园地，致力于藏区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藏族历史与宗教、西藏考古与艺术以及与藏学相关的诸多方面的研究，设有论文、译文、书评等栏目，语言以中文为主，兼及英文。 本书为《藏学学刊》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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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过去，把握甘肃的今天，展望甘肃美好的未来。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清代蒙古志》是一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认真编撰而成的清代蒙古诸部历史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志书。在对清以前的蒙古民族历史做了大体的回顾后，以清代形成的外藩蒙古的内外札萨克各部以盟旗为单位，内属蒙古以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新巴尔虎、额鲁特部诸旗，伊犁察哈尔八旗与额鲁特八旗，扎哈沁部与明阿特部，唐努乌粱海、阿尔泰鸟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部，达木蒙古八旗，牧厂，驻防八旗蒙古，喇嘛旗蒙古为顺序，对其历史沿革逐一做出了清晰的描述。这样就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内容与特色。然后根据志书的特点，对清代蒙古的政治制度，从管理机构，盟旗制度，等级制度，军府制度，年班与围班制度，卡伦、鄂博制度，台站制度，法律制度和满蒙联姻制度等九大内容分别做了详尽的归纳与叙述。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还精心挑选了清代图片近40幅。该书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清代蒙古志的空白，为广大读者、学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清代蒙古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和知识补充之需求。

正如本志书在“凡例”中所说的那样，在编写中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苗族特色。它在各个方面都有别于旧志，读后确是给人以新感受、新启示。人们不但可以从书中看到四川苗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变迁和兴衰治乱之更迭，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党和国家为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一伟大目标中，五十多年来，在四川苗区做了何等重大的努力，从政治上、经济上直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取得了历代王朝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在这一成就中，四川各族人民关系得到根本好转，各民族友爱团结日益增强，民族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并日益充实完善。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书中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众多事实，确实使人们处处能看到五十多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的新时期的新方针、新政治、新气息、新气象。尽管四川苗族地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滞后状况，不可能在建国后五十余年的短暂时间内完全改变，但人们可以从五十多年欣欣向荣发展中，看到四川苗族地区的光辉未来和美好希望，这是本志书的精华之所在。

这部集子的缘起，应当说是我承担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过程中一个新的想法，或者说是附带性的科研成果。根据我所服务的中央民族大学公布的教育部下发的文件精神，我于2004年下半年提出申请，2005年上半年承蒙不弃得到批准，于是就按照自己事先设定的课题一步一步地实现。我当初拟订的课题大致有两个：一是“唐朝对河北边地的经营与蕃族的互动”，二是“唐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问题”；成果的形式也分成两种类型，即论文和论文集。先是一篇一篇地完成论文，适当的时候再将有关的论文结成集子。我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感觉到每篇论文都应当有新意，再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专题式的文集，学术质量可能会好一些。因为过去老一代史学家大多采用这种形式，他们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单篇的论文里，所以我总有一个想法：论文因为篇幅较小，不容易说套话，新意应当比著作更多。著作固然也是很好的写作方式，但需要长期研磨，方可有较高的学术质量，短期之内出来的成果，我直观感觉，学术含量是要打一定折扣的。所以自己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要想出版高质量的专著，难度比较大，而论文和论文集，在给定的时间内，学术性效果要比专著似乎强一些。

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当她在19世纪中叶初创于欧洲时，研究目标针对的是所谓“欧洲文明民族”之外的一切“原始的他族”。研究者们大多不辞辛苦地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地区，对当地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的样法”观察体验，分析特点，比较异同，探寻规律，并相继构建了一系列从不同角度认识、解读和评价这些人类各民族纷繁文化现象的普适性理论。当然，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和他们所创理论的科学属性毋庸置疑。但是，欧洲文明至上的观念和部分学者以其理论为本国殖民政策服务的事实，也成了时代留在这门学科上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性崩溃，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研究目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例如，由于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学传统的对“原始”他族的研究已难以为继，且受到激烈的批判。于是，“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界限在研究者的观念中逐渐淡化，人们对族体文化的研究方式，由群体转向强调个人经验、人的意识和主观分析；由以往局外观察的“他观”转为强调参与其中的“自观”；对文化价值的判断更强调平等性和相对性；对文化研究的目的，由寻求特点、规律转为对象征性、符号性等意义的探讨和解释等。同时，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一种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