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地名文化》收集了闽粤赣三省十四个县份中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地名近200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客家县份的特色地名，包括名石、名树、名水、名寺、名居、名桥、名山、名亭、名路等，以及这些地名的来历、沿革、用典，所包含的风景名胜、神话传说、传奇故事、先贤事迹等。书中文章叙事简洁、描写生动、文笔流畅、字斟句酌。

《犹太人与中国》对古代来华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做了简要的评析，为研究近代来华犹太人做了必要的铺垫。《犹太人与中国》没有停留在“近代”，而是进一步研究现代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在华犹太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和在华新犹太社团、群体的形成进行了研究。《犹太人与中国》不但研究“来华”犹太人，而且研究他们离开中国后在全球范围形成的“中国犹太人”群体。《犹太人与中国》还对来华犹太人研究逐步成为学术和公众关注热点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进行了阐析。

“云南民族志”丛书是我院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立项研究是发展我院民族学重点学科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院科研方向调整后的一项重要成果。民族学是我院的四大重点学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建立了研究机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一批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开展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参与撰写了各民族简史、语言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社会历史调查及中国少数民族等五套丛书。以史鉴今，这些史、志一方面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成为今日民族调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中国的民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军的这部专著《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以时间顺序为主要线索，对美国犹太人从社会边缘演进为社会中坚和主流的历程进行了系统探讨。他认为，到20世纪美国犹太人已经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并推动了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特殊关系”的形成。作者充分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关于美国犹太人研究的成果，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书中既有对美国犹太人内部情况（如社团生活、宗教派别、慈善事业、文化教育等）的叙述，又有关于美国犹太人与美国社会的关系（如经济实力、政治参与、社会地位等）的讨论，是国内近年来关于美国犹太人研究的一部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学术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讨论了一些至今国内还无人涉及，或者只有简略介绍的问题。如关于美国犹太人口的分布及其特点、对美国犹太人的社会分层研究、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以及对美国犹太人崛起的内外动因的分析等。作者不仅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另外，作者还对美国华人和美国犹太人进行了对比，提出了美国华人为何未能取得与美国犹太人相媲美的成就的问题。应该说，这部专著从整体上推进了我国对美国犹太人的研究。

《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研究》以羌族社会历史演变为线索，在总体分析西川羌族档案史料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选取最为脆弱、也最具实证价值的特殊载体档案史料作为关注重点，从其存地、存量、存况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介绍分析。

基督的两把剑，教会改革运动、主教授职权之争，德意志王权与罗马教会分离的第一步、十字军东征，德意志王权与罗马教会分离的第二步、百年空位，德意志王权与神圣罗马分离等。

北京①是一座令人瞩目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具有50万年以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和30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史。她经历了原始人类的聚居地、封国都城、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重镇、五朝帝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统治中心与地方政治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等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北京的发展几乎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同步。

《中亚东干学研究》是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东干及东干学的著作。由于东干族就是居住在中亚的回族，本想用“中亚回族研究”这一书名，但这一部分境外的回族在中亚各国都被称作“东干”，“东干”是他们的法定族称，为了尊重中亚各国政府公布的民族称谓，我们便把《中亚东干学研究》定名为《中亚东干学研究》。东干族是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分三批被迫迁移到中亚去的回族农民的后裔。十月革命后，1924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时其民族名称被定为“东于”，但本民族仍自称“回回”或“中原人”，现在居住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约五万人、吉尔吉斯共和国五万多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四五千人，共有十一万多人。迄今他们仍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汉语陕西话和甘肃话、我国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以及传统的习俗。

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当她在19世纪中叶初创于欧洲时，研究目标针对的是所谓“欧洲文明民族”之外的一切“原始的他族”。研究者们大多不辞辛苦地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地区，对当地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的样法”观察体验，分析特点，比较异同，探寻规律，并相继构建了一系列从不同角度认识、解读和评价这些人类各民族纷繁文化现象的普适性理论。当然，研究者的科学态度和他们所创理论的科学属性毋庸置疑。但是，欧洲文明至上的观念和部分学者以其理论为本国殖民政策服务的事实，也成了时代留在这门学科上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性崩溃，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研究目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例如，由于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学传统的对“原始”他族的研究已难以为继，且受到激烈的批判。于是，“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界限在研究者的观念中逐渐淡化，人们对族体文化的研究方式，由群体转向强调个人经验、人的意识和主观分析；由以往局外观察的“他观”转为强调参与其中的“自观”；对文化价值的判断更强调平等性和相对性；对文化研究的目的，由寻求特点、规律转为对象征性、符号性等意义的探讨和解释等。同时，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一种发展趋向。

《守望故土：长治回族六百年》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以18个章节的文字，叙述回族扎根山西省长治市六百年来的真情实况。开篇首先宏观地介绍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历史脉络，接着简介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追溯回族的历史沿革。当笔端切入明代永乐六年时，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对故乡作出独有的讴歌。这部作品既是报告文学，又可以说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饱满激扬的生命诗情。全书不仅有较为丰富的伊斯兰信仰知识以及回族生活特性的描述，同时介绍了长治回族中涌现出的诸多优秀人物。读过作品，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回族人民在虔诚的信仰及高尚的爱国精神双重鼓舞下，为伟大祖国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长治回族六百年来所涌现出的优秀人物，也必将永远定格于这部语言充满诗意的作品中，长久地与读者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