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收录论文的撰著过程及我近年来学术研究思路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为了理清本人研究的学术渊源，所谓“适从何来，遽集于此”而已。同时对此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检讨得失，以全新的面貌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应该说，《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是我就“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进行的专题研究著作，以所讨论的问题来说，仅只触及到了问题的冰山一角，可谓学无止境。我个人认为，《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某些讨论也许还不成熟，某些看法还有偏颇甚至出现错误，但我坚信，这种研究方法和路子应该说是正确的。我希望能坚持下去，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出版该问题的“续论稿”，最终完成一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中国近代民族史》和《云南近代民族史》，这可视作我未来若干年的学术追求。但必须明确的是，《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稿的讨论若有可取之处，那将归功于业师林超民教授的指导和言传身教，同时得益于中国民族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前辈专家的辛勤工作，他们的成果为我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说过，治中国古史者须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版本目录。对于有着丰富的文献典籍记载的王朝史来说，这话可谓一语中的，掷地有声。但随着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在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面临文献记载寥若晨星或干脆无文献可资征引的状况，不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喟叹，在这种情况下，转换视角，寻求另外的研究途径和突破口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汉文献记载不多的背景下，开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之门必须寻求另外的钥匙，这“另一把钥匙”就是民族语言。实际上，研究任何历史都要借助语言，而在民族史研究中，民族语言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就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白族语言资料和现有的白语研究成果便是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运用的一种重要工具。

《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汇集了美国基督教新教圣公会传教士、中国内地传教会秘书长毕敬士先生在1933年和1936年两次赴中国西北一些省区的穆斯林聚集区传教、宣教同时考察中国穆斯林状况，了解他们生活、思想并试图掌握如何赢得穆斯林心灵以便让他们接受耶稣教导的旅途过程中摄下的真实照片。

本集收录了先君子文通公的讲义二种：一、《周秦民族史》，二、《巴蜀史的问题》。《周秦民族史》是一部老讲义，讲用在十年以上，曾经多次修改。本次重印是以川大讲义作为底本，而保留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讲义的第一章，增加了为龙门书局出版《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时所写的《序》和另三篇附录。《巴蜀史的问题》是1959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补充。1961年在川大历史系讲授“巴蜀史”专题课时，曾作为讲义印发。后将两种修改本整合为一，收入先君《巴蜀古史论述》（巴蜀书社1981年出版），今据此重印。兹为便于读者，窃不自嫌浅陋撮取其鄙意以为纲要大旨者，略缀赘语，置于简端，至于能否有裨高明，则非所敢知也。

尤中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为总结尤中教授近60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我们特此编辑出版了这部《尤中文集》。

“西南”是一个具有多项意指的范畴。最初也是最基础的含义为地理方位，指中国的西南部，但其边界在何处是不确定的，具有模糊性。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所指各不相同的语用。其一是文化地理或族群地理意义上的西南。西汉时出现了“西南夷”这样一个族群地理概念，所指范围大致包含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以及甘肃南部地区的族群及其政权。1930年，梁钊韬先生绘制出《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①将西南的界限明确化，其范围包括当时的云南、四川、西康、西藏、广西、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青海玉树和甘肃甘南等地，可视之族群地理概念的广义语用。与之相较，方国瑜先生所运用的西南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却小得多，所指“即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②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正式成立，其会员由云南、四川、贵州、西藏、广西五省区的民族学家构成。其二是行政区划上的西南。

《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作者张沛之，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讲师。专攻元史。《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采取个案切入与类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元代因征戍、任官、经商等逐渐留居汉地的土土哈、阿沙不花、唐兀昔里氏、汪古马氏等色目人家族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其汉化、蒙古化、伊斯兰化等文化变异倾向，探讨此文化变异给元代基层社会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包括在元朝地方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扮演较为特殊的角色，给社会增添了新的民族文化因素和互动交流的契机等。

德昂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生活方式独特、具有灿烂文化的跨境民族，是我国云南西部、西南部最古老的世居民族之一，被誉为“最古老的茶农”。他们的《古歌》中说，德昂人的历史像江河一样长久。现今居住在滇西南的德昂族亦都认为他们是当地古老的居民，曾经是人口众多的民族。但到新中国建立时，居住在国内的德昂族仅5000余人，新中国建立后虽有较大的增长，2004年云南省的德昂族也仅有1.7万余人，位居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倒数第2位，主要居住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梁河、瑞丽、陇川、盈江五县市，其他在保山市的隆阳区，临沧市的镇康、永德、耿马三县及普洱市的澜沧县也有分布，是个居住比较分散的民族。在友好邻邦缅甸境内有较多的德昂人居住。德昂族有自己的语言，属孟一高棉语系的瓦崩语支，现居住我国境内的德昂族语分别为“布列”、“梁”、“汝买”、“绕进”4种方言，其中“布列”与“梁”较接近，与“汝买”差别较大，但他们都自称为“昂”。“昂”在本民族语言里的含义是“山崖”、“崖洞”的意思。传说开天辟地时，洪水泛滥，大地被淹没，人类濒临灭绝，只有少数人和牛、马等动物躲藏在葫芦里，顺流漂到一山崖下停住，并在崖洞里繁．衍子孙。《古歌》里也说他们的先民在远古时是住在崖洞里，便自称“昂”，这包含着他们的先民是从崖洞里出来的意思。自清代起，我国的史籍乾隆《东华录》、光绪《永昌府志》等书把他们称做“崩龙”，当地汉族又依其妇女服饰的特点，分别把“布列”’支系称为“红崩龙”，“梁”称为“花崩龙”，“汝买”称为“黑崩龙”，“绕进”称为“白崩龙”。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识别时沿用了“崩龙族”这个名称。1985年，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德昂族”。

《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1957）》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到云南西盟对佤族经济社会进行长期考察的结晶，是一本佤山亲历记。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佤族社会面貌．记录了民族科考人员艰辛的边地生活．体现了他们对事业的执著和对佤族同胞的深情。书中对佤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军事攻防、宗教活动、风尚礼俗以及家庭婚丧、文学艺术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对佤族特有的重大宗教活动“拉木鼓”、“镖牛”、“盖大房子”、“送人头与砍牛尾巴”有着生动的描写。近百幅老照片更是难得一见。全书具有科学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有助于读者对佤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全面了解。

暂缺简介...